逆风竞舟

    原文出自Economist杂志3月13日的Sweet and sour pork

    Are rising prices in China driven by the supply of meat or money? 中国物价上涨是因为肉类供应还是因为货币供应？ 

    在中国这个通货膨胀能引发社会动荡的国家，其2月份的通货膨胀率（CPI）同比增长了8.7%，创下12年来的新高。但是对于引发这次通货膨胀的原因，以及金融政策需要收紧到什么程度，经济学家们分持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预计中国人民银行方面将很快再次提高利率和银行准备金率。有些人担心再次出现1987-88及1993-94期间的情况，在当时，高通涨迫使政府迅速收紧金融政策，导致经济出现了硬着陆。

    当前的通货膨胀与以前的通货膨胀的一个区别在于，本次通货膨胀主要由食品价格推动：食品价格在过去一年中跃升了23%。蔬菜价格较去年同期上升了46%，猪肉价格飚升了63%。近期50年不遇的雪灾，对农作物、交通都造成了损害，从而使那些供应短缺（特别是蓝耳病，导致了数千头猪死亡）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同时，非食品价格同比则仅仅是上涨了1.6%。在1994年，情况则使完全相反，非食品价格同比上升了20%。

    既然食品价格是受到由那些一次性的供应因素影响，那么在今年食品价格应该平稳，并使得通货膨胀回落。有观点认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根本不需要采取收紧的经济政策。此外，更高的利率对于控制食品价格也并无帮助。有些政策制定者同时也担心，在美国正在降息的同时，如果中国过快地提高利息率，将会吸引更多的国际游资进入中国，而额外的流动性实际上将使通货膨胀压力更为严峻。

    当然，一些经济学家也认为，过量的货币也是造成通货膨胀上升的部分原因。在过去，中国的通胀与货币供应增量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在1987-88和1993-94通货膨胀出现之前，货币供应量都出现了明显的上升。

    目前，货币供应是否失控还不是那么清楚。在去年，M2供应量增长了17.5%，该增长率并不比1998-2003年的水平高多少，而在1998-2003期间，通货膨胀保持了平稳甚至下降。但是Goldman Sachs的经济师梁红认为用M2作为统计口径低估了中国的流动性。她更倾向于使用M3广义货币量这个指标，M3中包括了非银行金融机构中的存款、金融机构发行的证券等。根据她的计算，自2005年以来，M3的增长速度锐增，从15%上升到23%。这或许说明，通货膨胀将更为持久，并且将从食品价格传导到非食品价格和服务价格，这将需要人民银行方面采取进一步收紧的政策。

    不过，当前的通货膨胀与早前的情况还有一点差异。过去出现通货膨胀的时候，经常项目的赤字也出现了增长——这是典型的经济过热的症状。但是如今，中国具有大量的外贸盈余。这也提供了另外一个治理通货膨胀的工具：加速人民币的升值，同时适当地提升利息率，这将制止进口产品价格的通货膨胀，而且对国内需求的损害亦有限。实际上，在这一点上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有共识：不管通货膨胀的驱动因素是什么，坚挺的人民币有助于减缓通货膨胀。

   

    格林斯潘称上海股市具备出现泡沫的所有特质

    击鼓传花，鼓总会消停一下吧?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7月5日推出了最新的“巨无霸”指数。

　　引发对汇率的思考的食物

　　美国的政客指责中国方面故意低估人民币价值。法国方面抱怨认为欧元走强使得其经济不振。瑞士担忧瑞士法郎的贬值。新西兰货币增值过快又让新西兰人感到麻烦。

　　所有上述这些担忧都源自于同一个看法，即认为货币汇率有所失真。这个观点有道理吗？《经济学人》推出的“巨无霸指数”旨在从某种程度上指出，这些货币偏离了其真实价值。“巨无霸指数”基于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Power Parity，PPR）原理。购买力平价原理认为，两国之间的汇率应当等于同一篮子商品在两国的价格之比。在“巨无霸指数”表中，这一篮子商品被简化为麦当劳的巨无霸汉堡包——该产品可以在120个国家购得。“巨无霸指数”认为，各国之间购买同一汉堡包所支出的当地货币价格应当是同价的。因而这些当地货币价格的比，即是（经“巨无霸”购买力平价的）各国货币汇率。

　　就“巨无霸指数”表而言，目前多数国家货币的市场汇率与“巨无霸”汇率有所差异。最被低估的就是中国的人民币。在中国一个巨无霸的售价是11元人民币（TMD涨价了）——按市场汇率折算的话11元人民币相当于1.45美元，这意味着人民币价值被低估了58%（从买麦记巨无霸的角度看）。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巨无霸的价格严重依赖于当地的投入，比如房租、人力成本等等。越是在欠发达国家，这些成本相对越低。因此购买力平价更适合去比较发达程度类似国家之间的货币。

　　货币高估最为严重的是那些富裕的欧洲国家：冰岛、挪威和瑞典。实际上，相比之美元，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货币（在市场汇率下）都有所高估。例外的是日元，被低估了大约33%。这个例外或许可以支持那些担忧：投机压低了日元汇率，资金从低利率的日本出走，去购买高利率的货币。但是如果把购买力平价的篮子范围放大，则又会发现日元汇率其实是接近真实（购买力平价的汇率）情况的——一个纽约人跑到东京以后会发现，尽管巨无霸汉堡包便宜了，其他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却还是不菲。而一个去欧洲旅游的美国人则肯定要捂紧钱包：欧元比其真实价值高了22%。

　　瑞士法郎，高估了53%。最近瑞士法郎的市场汇率有所下降，原因在于有投资资金借入并沽出瑞士法郎，在如新西兰、英国这样的国家进行更高收益的投资。而从“巨无霸指数”表来看，新西兰、英国市场汇率与“巨无霸”汇率差距也确实在继续扩大。同样，投机因素也推高了巴西和土耳其的汇率。

　　下面是“巨无霸”指数表：

　　

　　英文原文出自May 24th 2007期The Economist的The great wall of money

　　China's economy may be less vulnerable to a bursting of the stockmarket bubble than it appears  中国经济受股市泡沫破裂的影响可能并没有看上去那么严重

　　中国人认为四是一个不吉利的数字(因为在汉语中“四”听起来跟“死”相近)。而4444则是最糟糕不过的了。下周中国上证A股指数有可能达到4444点（5月23日的时候达到了4375点，但是5月份最终没有达到4444点），该指数较2006年初的水平增长了258%。有没有可能让那些投资者过于恐慌，而最终导致股价泡沫的破裂呢？

　　相比之人民银行5月18日公布的调控政策，股价泡沫破裂给投资者带来的印象几乎肯定是要深刻得多：在5月18日，人民银行宣布同时提高利率和银行准备金率，并同时加大人民币对美元的每日汇率变动范围，从以前的0.3%提高到0.5%。后者主要是针对于5月22日召开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而做出的象征性姿态，而并不意味着加速人民币的升值，因为人民币汇率变动幅度从来没有达到过早前的限定幅度；实际上，在早前的变动幅度范围内，人民币可以以（比实际）更快的速度升值。而另外一边，人民银行宣布存款利率的上调幅度高于贷款利率上调幅度（如，5年期存款利率增长了54个基准点，5年期贷款利率仅增长了9个基准点）。这一举动清晰表明，人民银行的目的在于通过阻碍银行存款转入股市而给股市降温 ，而并非要打压整体经济的发展。不过，市场根本没有对人民银行的上述举措做出任何反映，股指继续再创新高。这丝毫不令人奇怪，因为利率还低得很荒谬：基准的一年期存款利率上调到3.06%，不过税后真实利率（考虑通货膨胀）仍然是负的。

　　中国股市的古怪之处在于：政府官员、人民银行、媒体、投资银行以及香港首富大亨李嘉诚和Alan Greenspan（美联储前主席）都曾经警告说中国股市看起来存在泡沫。这种情况与其他大多数泡沫不同，特别是网络概念股泡沫和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在那些泡沫情况中，直到泡沫破裂，官员和金融家都是否认存在泡沫的。中国的股票看起来肯定太贵了，平均市盈率几乎达到50（基于历史利润记录）。但是当利润强劲增长时，市盈率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在过去十年中，中国股市上平均的市盈率为37，显著高于其他地区市场。根据高盛（Goldman Sachs）的说法，中国A股市场上的公司在今年一季度利润较去年平均提高了82%。此外，还应当注意到，中国股市繁荣是在经历了数年低靡之后，当时在四大发展中国家（BRIC国家，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中，中国股市一度表现最差，尤其是在2003年全球牛市开始时（见图左侧）。

　　

　　如果假设此次中国股市场的复兴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泡沫并且最终将破裂，那么对中国经济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报纸上充满了一些关于全民炒股的故事：从学生、那些领退休金的老人到清洁工人和出租车司机，人人都在炒股。如果这些属实的话，那么股价的崩塌显然将拖倒整个国家经济。但是中国股市规模相对仍然较小，因此股市价格的波动，对于其他方面的支出影响相对较小。尽管今年股民数量大幅度增加，目前全国人口中也仅有7%的人持有股票。高盛的经济师梁红（Hong Liang）认为，中国股民人数相当于美国人口的一半。

　　A panda or a grizzly bear|熊猫或是大灰熊

　　目前中国流通股（即除掉政府持有的股份）市值仅仅相当于GDP的25%，而在美国该比率是150%，印度是100%（见图中右侧表）。另外根据最新的《中国经济季报》（China Economic Quarterly）的一篇文章所述，大量的流通股实际上为国有公司和政府机构拥有。因此，股市出现波动的时候，个人受到的影响会更小。

　　股市股票价格波动对经济主要有两个方式。第一是通过“财富效应”：更高的股价鼓励消费者支出更多；而股价下跌的时候他们则勒紧裤腰带。然而在2001-2005年之间，中国股市市值减少了55%，消费者支出和GDP增长依然保持了强劲的势头。尽管如今有更的股民，但是他们持有的股票仍然属于少量。中国居民总体金融资产中，资本投资（股票）仅占到了15%的比例，该比例仅仅相当于美国居民的一半（包括他们养老金基金）。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股市繁荣的时候，很多美国人认为他们不再需要储蓄了。不过在中国，过去的几年几乎没有迹象显示人们减少了储蓄；零售销售总额的增长仅仅是马马虎虎地赶上了收入的增长。如果消费者并没有支出其资本收益，那么股价的下挫也不会对消费者支出有太多的影响。

　　股价影响经济的第二个途径是通过资本成本：更高的股价使得公司资本性融资的成本更低，因而他们会增加投资。但是中国公司中仅有很少一部分在证券交易市场上市，并且更倚重于内部融资。私营企业投资60%的来源是留存的自有利润，20%来自于银行，发行股票仅仅占到10%的比例。因而股票市场的猛跌并不会对投资造成太大的影响。

　　所以，中国股价的下跌所带的直接经济影响是颇为有限的。一些间接影响可能会更大。例如，股价的锐降将严重打击消费者信心。中国当局还非常担心，（股价下跌以后）在那些将他们的学费投入到股市中的学生、那些将自己养老金投入股市场的老人当中会出现社会、政治动荡的情况。中国股价下跌的一个间接危害是其有可能影响到全球其他金融市场。在2月底的时候，中国股价下跌了9%，引发了全球股价下跌。考虑到全球很多金融市场已然出现泡沫，中国股市的猛挫在国际上带来的影响可能会更甚于国内。金融动荡可能会是中国下一个不受欢迎的出口项目。

    5月17日《经济学人》封面文章为《美国对中国的担心》（America's fear of China）。文章指出，尽管目前中国远不如一只熊猫那么温顺可爱，但是现在逼迫中国亦非良策。

    文章认为，尽管本年度第二次中美经济战略锋会即将于5月22日招开，但是其作用尚有待与会双方统一认识。    

    美国议会方面一直有观点认为中国操纵汇率、违规进行出口补贴、违反知识产权、无视贸易法规等等。甚至有提案要求针对中国出口加征补偿关税。而中国的外贸赢余以及不断增加的外汇储备简直就是铁证。

    然而同时中国方面也面临苦衷，尽管中国方面并非民选政府，没有来自议会的压力，但是这也使得中国更加关注经济方面的成就。由于担忧失业率上升，中国方面迟迟不肯加快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坚持要保持现在如蜗牛般的升值速度。此外，随着5年一次的中共代表大会即将来临，中国国家主席Hu Jintao显然不愿意在美国压力面前示弱。

    文章同时回顾了日本的经济教训。在上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初期，日本对美国的外贸赢余攀升，同时外汇储备不断创造新高——而这些在当时都被美国认为是日本操纵汇率、持重商主义观念的证据。随着美国失业率的上升，美国的“日本恐惧症”开始流行，当日本企业开始收购洛克菲勒中心这类地标的时候，更是如此。然而实际上，在愚蠢的贸易保护主义爆发之前，日本经济泡沫就破裂了。而当时经济关系的紧张甚至一度威胁到了日美之间的安全防务联盟。

    同样，指责中国的理由甚至不如当年指责日本那般充分：现在的中国经济远较当年的日本经济开放，虽然目前的中国还没有当年的日本富裕，但是目前中国已然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国；与上世纪80年代不同，现在的WTO已经成为贸易争端的仲裁。然而，目前对中国的指责更多的是出自政治方面的考虑：随着美国地产业降温，美国的低失业率有可能上升；对于美国选民而言，中国将有可能成为美国更加长期的竞争对手，在一些经济联盟的会议上，中国也许会替代美国的地位；中国可能会赢得更多的奥运奖牌；中国可能会购买大型的美国公司（随着中国试图改变其外汇储备投资构成，改变以前单纯投资于美国政府债券的局面）。不过对中国最大的担忧还是关于战略风险，日本是美国在亚洲的盟友，而中国是个潜在的军事竞争者。贸易方面的紧张局面得美国很难将中国视为合伙人。

    如果中国真对美国的经济健康产生了威胁，上述地缘政治风险倒是可以理解，但是实际上中国并没有。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对美国公司的侵犯可能要小于你所认定的：在上海，盗版DVD的售价非常低，但是如果那些好莱坞公司想要在中国正价售卖正版，他们很快会发现大部分中国人买不起。同样，对于解决美国的贸易赤字，人民币升值恐怕也是于事无补。

    文章认为，美国对于中国外贸的担忧，实在是源自其对自身的不安：停滞的工资、日渐加大的贫富差异、不足的健康及养老金福利等等。因此对于美国而言，应当先着手解决内部的这些问题。然而很显然，美国议会方面肯定会对美国财长Hank Paulson施加更多的压力，以迫使中国让步。

    然而其实Hank Paulson在即将到来的中美峰会有更多更重要的内容要谈，如中国在北韩伊朗核问题方面与美国合作、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台湾海峡潜在的冲突、苏丹问题、全球变暖问题。

    因此，美国议会方面应当停止打扰Hank Paulson。

    《经济学人》封面：跟金刚同学一样委屈的熊猫同学。          

   

    英文原文出自Sep 14th 2006期的Economist的世界经济报告之More pain than gain

    Many workers are missing out on the rewards of globalisation 因为全球化，很多工人失去工作

    发达国家具有民主的政府，因此这些国家能否继续支持全球化取决于普通民众的看法。在发达国家，工人的收入蛋糕分额比例已经是至少三十年来的最低比例（见图表5）。在很多国家，平均真实工资保持持平甚至正在下跌。

    
 
    同时，资本家们从来没有象现在这么愉快。在美国、日本和欧元区，企业利润与GDP的比例几乎以及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见图表6）。在美国，该比例从2001年中的7%上升到今年的13%。
    
    


    和其他当前的经济迷团一样，收入从劳动力（劳动者）向资本（资本家）再次分配的问题主要是因为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新兴经济体参与进世界经济。相对于工资，全球化在几个方面提高了企业利润。第一，离岸到低工资国家减少了公司的成本。第二，因为雇主能够转移生产（到低工资国家），吓阻了发达国家工人工资谈判的力量，比如在德国，几个大公司就成功地与工人谈判达成结果：削减工人工资以避免将生产转移到中欧地区。第三，增加的移民压低了一些行业的工资，比如饮食业、农业、建筑业等。

    对于新兴经济体的担忧主要集中在担心工作岗位会流向低成本竞争国家。但是真正的威胁是对于薪水而非工作岗位。长期而言，国际贸易和离岸业务对于富裕国家的总的工作岗位并无多少影响。别的行业的新的工作岗位最终会弥补那些在制造行业减少的工作岗位。但是与新兴经济体贸易对于平均工资和相对工资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就长期而言，真实工资的增长会趋同于生产力的平均增长水平。但是最近十年以来，很多发达国家的工人真实工资水平的增长速度远低于劳动力产能的增长速度。自从2001年经济开始恢复以来，一个典型的美国工人的真实周薪降低了4%；而同期劳动力产能增长了15%。即使加上医疗健康福利以及养老保险等，总体工资也仅仅是增长了1.5%。在德国和日本，工人的真实工资也是保持了持平或者下降。因此就目前情况看，那些所谓的大多工人都从全球化中受益、仅仅是那些低技术工人受到了损失的支持全球化的说法并不真实。大多数工人都受到了压榨。

    如果人均GDP在快速增长，那么为什么大多数工人的真实工资没有增长呢？部分原因在于在于经济增长的大部分成果转化为了公司利润；部分愿意在于高收入者获得了更多的收益，这些都导致了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目前在美国，最富裕的1%的人赚取了总收入的16%；1980年该比例仅仅是8%。在欧洲和日本，收入差距也在拉大，但是不如美国这般严重。
在十年以前，在经济学家之间的问卷调查显示，工资收入差距加大的原因在于信息技术的发展而非国际贸易，信息技术的发展要求更多的有经验的工人、更少的非技术工人。如今，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在更大程度上导致了（发达国家）工人收入的差距。因为全球化及信息技术的发展都减少了（发达国家）对低技术工人的需求，因此很难分别确定这两方面对工人收入差距的影响。但是目前发达国家大多数工人日益艰难，矛头更多地指向了全球化。

    It's all comparative 相对竞争优势 

    基于李嘉图（David Ricardo，19世纪经济学家）观点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各国之间可以根据其相对竞争优势进行专业分工，因此各国都可以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经济收益。发达国家具有很多高技术工人，而那些新兴国家具有很多低技术工人，因此根据李嘉图的理论，发达国家应该专注于那些需要高技术工人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新兴国家应该专门生产那些低技术产品。在发达国家，廉价的进口竞争产品将减少低技术工人的工资，但是总体上来说，对于工人们还是有好处的。 

    然而，我们之前所提及的现实却说明，一般的工人看起来并没有能够充分分享经济繁荣的果实。哈佛大学经济学家Richard Freeman指出了需要对传统理论进行修正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新兴经济体的劳动力总量过于庞大，这些国家突然加入全球市场，剧烈地改变了全球市场的资本-劳动力比（该比率用语确定资本与劳动力的比例关系）。由于中国、印度及前苏联成员国加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全球劳动力增长了一倍，从以前的15亿增长到30亿，全球资本-劳动力比因此也急速下跌。根据经济学原理，这种现象将相对减低劳动力的价格，提高资本的回报率——实际上，现实就是这样的情况。

    长期而言，竞争将减少利润率，并将通过（消费品的）低价格的形式将利益返回给消费者及工人。然而发达国家工人工资的下行压力将继续保持很长的时间。在中国农村，大约还有2亿未充分就业的人口，他们能够在未来的20年中进入到工厂，（考虑到低技术工人的潜在供给量之大）因此低技术工人工资的增长速度要远远慢于生产率增长的速度，这也减少了中国单位劳动力的成本。

    需要对传统理论进行修正的第二个原因在于，新兴国家的技术水平迅速提升。过去一般都认为，只有那些拥有足够的受教育的劳动者的富裕国家才能生产技术密集型产品。然而在最近几年，一些欠发达国家在教育方面投资颇大，使得它们也能够在更为高端的市场展开竞争。每年，中国和印度的大学有大约120万工程师和科学家毕业，该数目是十年前的3倍，该数目相当于美国的数量、或者欧盟与日本的合计(见图表7)。在1970年，美国大学入学新生占到全球大学入学新生数量的30%；目前该比例已经降落到大约12%左右。

    

    尽管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估计只有1/10的中国工科研究生、1/4的印度工科研究生符合美国大公司的期望标准。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情况都会有所改善。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也指出，由于国内建筑行业的蓬勃发展，中国和印度的工科研究有很大部分成为了土木工程师及电气工程师。虽然目前新兴国家在生产出口高科技产品方面还没有足够的工程师与科学家。但是，多少可以说明，新兴国家不仅仅可以大量供应低技术工人，而且同样可以向全球供应受教育的劳动力。

    Richard Freeman指出，传统贸易模型的第三个有待修正的地方在于：其假设发达国家将制造高科技产品；发展中国家制造低技术产品。实际上，发达国家无法在高科技和知识方面实现垄断。OECD说在2004年，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信息技术产品出口国。当然这有点夸大了中国的进步程度：笔记本电脑、移动电话、DVD播放器现在已经不再算高科技产品了，其中很多仅仅是由那些国外公司在中国组装而已，而且这些产品中的不少高价值部件是进口的。尽管如此，技术正飞速地从发达国家传播到欠发达国家，这多少削弱了发达国家高科技产业的相对竞争优势。同样，发达国家的技术工人的工资水平（劳动力价格）的竞争力也因此降低。

    White-collar blues 白领的忧伤

    现在面临离岸外包的已经不仅仅是制造行业的蓝领工作岗位了，白领服务业工作岗位也同样面临离岸的问题，这些工作岗位以前一度被认为是不虞国际竞争威胁的。然而随着通讯费用的大幅度下跌，这导致连接远方的雇员与发达国家的消费者的成本非常便宜。这也使得以前不可能作为国际贸易项目的服务行业工作有可能被离岸转包出去。Morgan Stanley的Roach先生一直就注意到“全球劳动力套利”的影响范围正快速地从低级工作岗位发展到更高级一点的工作岗位。而且，现在转移到低工资国家去的工作岗位不仅仅是那些基础数据处理、呼叫中心等工作岗位，软件编程、医疗诊断、工程设计、法律、会计、财务及商业咨询等等工作岗位也开始离岸转移。这些工作内容能够进行电子化传输，使得从事这些工作的高技术的白领工人也面临更大的竞争。

    通常，对上述观点一个常见的反驳理由是：目前向国外外包的工作还很少，并不足为道。目前，因为离岸外包，美国服务行业仅仅失去了100万个工作岗位。Forrester Research预计到2015年，美国服务行业总计大概会340万个工作岗位转出到美国之外。不过，相比之美国每年减少并新增3000万个工作岗位而言，这些数字的确很细微。然而问题是，目前的研究仅仅考虑到了那些已经出现离岸外包的工作，实际上，随着信息技术、新兴经济体的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更多类别、比例的工作岗位可能会被外包。

    Princeton大学的经济学家Alan Blinder认为，大多数经济学家低估了离岸的破坏性影响，并认为在未来，服务行业离岸工作岗位数量将是制造业离岸工作岗位数量的两到三倍。这也意味着30%的工作岗位可能会面临离岸的风险。不过具体说来，离岸到中国或印度的（服务行业）工作岗位还可能保持相当低的水平。然而，这些工作有可能离岸出去这一点，就足以打压工资水平。

    此外，Blinder先生认为，教育并不构成一种保护（防止国外竞争的壁垒）。熟练的会计师、放射线学者或者电脑程序员正在面临来自国外的竞争，那些工作以电子化的形式进入美国，参与竞争。而同时，那些没什么文化的出租车司机、看门人、起重机操作员工作岗位并没有受到离岸的威胁。这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自从2000年以来，美国人的真实工资的中值水平降低了6%、下降幅度为何会大于平均工资的下降幅度。

    在上世纪80年代以及90年代后期，低技术低收入工人与高技术高收入工人之间收入的差距显著地扩大了。不过根据David Autor、Lawrence Katz和Melissa Kearney的一篇研究报告显示, 自那以后，美国、英国和德国的工人都出现了新的变化：最低层的工人和最高层的工人的境遇发展情况都比中等收入工人要好。（这些国家的）办公室清洁工作不可能由远在印度工人来完成。而中等收入工人的工作是最容易被标准化的，比如会计，现在是离岸压力最大的工作。华盛顿特区的国际经济学院（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Bradford Jensen 和Lori Kletzer在一份报告中认为，相比之无法“进出口”的服务行业工作岗位和能够“进出口”的制造业工作岗位而言，能够“进出口”的服务行业面临的国际劳动力竞争压力更多地集中在高技术工人头上。

    Ride on, Ricardo

    当然，所有这些并不能为贸易保护主义辩护。离岸（Offshoring），如同国际贸易一样，整体而言是对发达国家有益的。尽管资本和科技的流动性有了提高，但是这并不象有些人声称的那样，已经使得相对竞争优势理论失效了。中国和印度不会在任何事情上具有相对竞争优势；他们会出口一些东西，进口一些东西。新兴经济体的相对竞争优势将主要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一个国家相对其他国家的资本密集程度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国际贸易模式。而新兴经济体具有的资本规模相对较弱，因此他们不太可能成为重要的资本密集型出口国，除非他们的资本-劳动力比水平赶上来，而这需要时间。发达国家会继续保持他们在知识密集型产业方面的优势，因为他们具有相对更多的高技术劳动力，但是在未来，这种竞争优势将会很快被削减。

    总体而言，发达国家仍然会从与新兴经济体贸易中获益。更多的竞争、更大的经济规模会促进生产力和产出的提高。消费者将能享受更低的价格和更丰富的产品品种，股东将能获得更高的资本回报。尽管工人们会继续发现他们的工资受到打压，但是他们仍然可以通过消费者或者股东的身份分享收益——或者直接，或者通过他们的养老金基金。唯一的障碍在于富裕的人们拥有更多的股票，更高的资本回报率将会增加收入方面的不平衡。

    最近几年，美国真实工资水平增长的停滞被高涨的房地产价格所掩饰了，高涨的房地产价格使得美国家庭感觉比以前更好（家庭拥有的房产价格增长，家庭所拥有的财富看起来也高了）。如果房地产市场出现逆转、同时工资水平增长继续保持停滞，将会有人呼吁建立进口贸易壁垒、限制海外投资、对公司利润征收更高的税金。但是对全球化的世界经济而言，这些呼吁措施不仅无用，而且会使情况更糟糕。一些公司为了应对这些措施，可能会干脆将其总部搬迁到更为友好（更支持自由贸易）的国家。

　　看起来很多工人并没有受到全球化的损害这一现实是那些保守经济体（发达国家）的一个挑战。由于害怕给那些贸易保护主义分子落下更多的口实，很多（发达国家中）支持全球化的人并不愿意承认与新兴经济体进行国际贸易会给其工人带来怎样的成本。同时，贸易保护主义分子也在夸大这种成本，同时忽略收益。现在是时候来开诚布公地讨论一下国际贸易的成本与收益了。

　　Heading off the political backlash

　　国际经济学院（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一项研究估计全球化每年给美国经济带来大约一万亿美元的收益，这相当于每年每家庭9000美元。但是具体而言，一般的家庭并不能获得这么多的收益，因为国际贸易的收益的大部分将为那些高收入者获得，或者转化为公司利润。这说明为什么全球化缺乏普通民众的支持。如果无法解决真实工资增长不振、收入不平等差距加大等问题的话，贸易保护主义分子回潮的风险的确存在。但是，发达国家并不需要进行大的改革，只要通过如下方法来消除全球化的一些消极影响：为那些（国际贸易引发的产业调整而导致）失业的工人建立临时性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工人提供更好的教育以胜任未来（高技术要求）的工作；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以创造新的工作岗位。

　　还有个方法更富有争议，即政府可能需要通过税金、养老金的形式，对全球贸易带来的收益进行更加合理的再分配。一些调查显示，在那些社会福利政策更加优厚的国家，相对更少的人会去支持贸易保护主义。例如，之所以欧洲对工作岗位离岸的抱怨声要小于美国的一个原因在于，在欧洲医疗保险是与工作独立的，而在美国，丢了工作即意味着没有了医疗保险。在有更多（离岸）风险的劳动力市场上，医疗保险更应该有国家而非公司来承担。而通过税务实现对利益的再分配并不意味着重新对高收入者征收高达70-80%的税金——这将减弱经济激励（更多人将懒于勤奋工作以挣得更多）。但是，如果减少那些房屋购买人的税务补贴，更是改良现有税收体系的方法之一。

　　常有观点认为，因为全球化的影响，每个开放国家的政府在税收和支出方面并非孤立的，因而慷慨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收入再分配政策并不能保持稳定不变。不过，如果真实工资水平增长继续保持疲软，而且未来也没有相应的任何补偿的话，全球化将日益失却人心，而世界经济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增长动因（the biggest economic stimulus）也将被错失。

　　英文原文出自Sep 14th 2006期的Economist的世界经济报告之Emerging at last

　　Developing economies are having a good run 新兴经济体发展良好　　　
　　

　　在1994年的时候《经济学人》杂志就推出了新兴市场指数专页以衡量“世界经济格局的根本性的重要的快速变化”。自那时候起，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富裕国家的两倍，其股票市场总值也在迅速增长。但是刚开始的时候情形还是比较困难。从1994年左右开始，新兴经济体开始了消沉的十年：1994年底开始的墨西哥经济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经济危机，1999年的巴西，2000年的土耳其，2001年的阿根廷，2002年的委内瑞拉。去年的时候这些新兴经济体恢复到了顶峰位置。但是问题是，这些新兴经济体目前的经济繁荣局面能有多持久呢？

　　在今年的5、6月份，新兴经济体的股票市场价值下跌了25%，这或许是一个警示。在过去的三年中，受到国际资金的影响，新兴经济体的股票市场价格增长了两倍，这有点过了头，而且正常的回调也姗姗来迟。尽管如此，整体经济形式看起来比前几十年好不少。在过去的5年中，新兴经济体的人均GDP的年增长率为5.6%，而同期发达国家人均GDP的年增长率为1.9%。而在过去的20年中，欠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年增长率为2.5%，略高于发达国家水平。

　　Deep and crisp and even

　　在过去，一些国家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一些国家的经济则遇到一些问题。如今，更多的国家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发展。在今年，也就是有记录的第三年，《经济学人》每周更新的全球32个最大的新兴经济经济增长情况表明，这些国家全部都实现了经济正增长。而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的每一年中，至少有一个新兴经济体（往往有些年份是几个）会遇到经济衰退甚至是严重的金融危机。

　　甚至连非洲的前景也比以前许多年要好。在上世纪最后的25年中，这个世界最贫困的地区的人均GDP停顿不前，但是在最近十年中，非洲经济迅速发展。很大程度上由于原料价格上涨，非洲年人均GDP增长率连续三年超过了5%。

　　美国消费者支出强劲，带动了进口，这使得发展中国家也从中获益。此外发展中国家还得益于处于历史低位的全球利息率，低利率降低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成本。但是良好的外部因素只是新兴经济体复苏的部分原因。更重要的是，这些新兴经济体的结构状况有所提高。经济结构改革、更好的宏观经济政策使得这些国家能够获得更为持久的强劲增长，同时更有能力应对不利的经济危机。这些新兴经济体遏制住了通货膨胀，其中许多国家更是实现了预算收支平衡；实际上，新兴经济体的预算赤字要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如今，新兴经济体对于外国资金的依赖要少于十年前，因此受投资者的影响也更少。就整体而言，新兴经济体已经是第八个年头实现了经常项目赢余，而在20年前，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还是存在赤字的。这些新兴经济体的外债与出口量的平均比例在1998年是174%水平，今年估计将降到75%的水平。现在新兴经济体的外汇储备相当于9个月的进口额水平；而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新兴经济体的外汇储备仅相当于5个月的进口额水平。大多数新兴经济体已经放弃了与美元挂靠的汇率形成机制——高估本国货币的汇率挂靠形成机制导致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实际上，中国和其他一些仍然将本国货币与美元挂靠的亚洲国家正在低估其本国货币。

　　在过去的几年中，所有地区的经济都出现了良好增长，但是其中也有高下之分。在国际贸易收支平衡方面，欧洲新兴经济体表现相对最差。匈牙利和土耳其的经常项目赤字相当于其GDP的7-8%左右。在今年5、6月份投资人在新兴经济体市场上抛售资产（投资）的时候，这些国家遭受的打击最大。 

　　新兴经济体仍然面临一些潜在的风险，这些风险包括银行业危机和对日渐扩大的贫富差距的不满等等。此外，如果美国和中国的进口需求出现下降一些新兴经济体也将受到打击。摩根斯坦利的Stephen Roach认为目前情况与上世纪90年代不同，新兴经济体的弱点不再是对国外资金的过度依赖，现在的问题是它们过度依赖于国外的需求。

　　就象美国在19世纪后期的腾飞一样，新兴经济体会受到世界经济大势的影响。但是影响它们前景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它们的经济政策。它们需要抓紧当前强劲的发展时机来推动经济政策的改革。一些政府仍然背负着巨大的预算赤字，特别是中欧和东欧地区的一些国家，这些国家需要大幅度地削减支出预算。而其他一些国家，如中国，则需要改善其银行体系。对于几乎所有的新兴经济体而言，其政府需要进一步提高市场化，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在亚洲，政府的工作应当包括提高其汇率机制的灵活性。发达国家只能依靠科技革新、提高管理方法来实现经济的增长。而理论上来说，欠发达国家因为可以采用发达国家的创新而提高生产力，从而使得它们容易实现经济更快速的增长。在过去，这种机会被一些不良政策耽误了太多。但是随着体制改革的继续，新兴经济体的未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美国经济学家Alwyn Young因为在上世纪90年代（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称东亚经济增长是个神话而引发了一场争议。他计算认为该地区的经济高速增长原因在于增加了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而并非是因为生产率（投入的资本和劳动力的产出率）有所上升。另外一名美国经济学家Paul Krugman则在Alwyn Young的基础上总结称：“经济增长的奇迹最终被证明是建立在汗水而非灵感（革新）上。”

　　实际上Alwyn Young低估了亚洲国家的生产要素的产出率，这些产出效率的增长速度要比那些发达国家快。此外发展中国家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不需要什么灵感创新。事实证明，在发展初期，仅仅通过加快投资速度、抄袭技术就可以了。亚洲创造了加大投资的条件而完成了（发展的）“奇迹”：高储蓄率，开放市场，良好的教育体系。

　　在目前，针对中国的批评家都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大量不经济的投资，因此其经济增长不会持续下去。而实际上，目前在中国，其经济增长的要素的效率增长速度要高亚洲其他国家。在过去的1/4世纪中，其效率增长速度平均为每年增长3%。就对GDP增长的贡献而言，这个效率的增长带来的贡献差不多等同于投资增长的贡献（在同期，美国生产要素的效率增长速度仅为每年1%）。的确，当中国资本投入产出比例逐渐接近富裕国家水平、同时其富余劳动力被充分吸收消化以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会放缓慢，但是在这之前，中国还将保持数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 

　　A race that all can win 

　　人们喜欢争论中国和印度那一个国家会在经济发展竞赛中胜出，但是这两个国家可以共同繁荣。在经济增长的很多关键因素方面，中国的表现要优于印度：中国对于贸易与投资更加开放，有一份宏观经济更为稳定的记录，而且在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入更多。中国在经济改革方面或许已经超前于印度10-15年。然而，由于印度人口长期保持增长，而中国人口增长已经保持平稳，就长期而言，印度经济可能会超过中国经济：有预测认为，在2030年，印度人口有可能超过中国人口。
　　
　　

　　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现在是最大的四个新兴经济体，高盛在2001年为这四个国家创造了一个简称BRIC(Brazil, Russia, India and China)。这四个国家的GDP占到全球新兴经济体GDP综合的2/5。通常中国和印度被认为是其中的巨人。如果按购买力平价的话，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按现时市场汇率折算成美元计算的话，巴西和俄罗斯的GDP高于印度。按市场汇率折算成美元计算的话，目前只有中国和巴西位于全球前十；但是如果以购买力平价的话，这四个BRIC都位列全球前十。

　　高盛的经济学家预期，如果这些国家的政府坚持支持经济发展的政策的话，到204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以市场汇率计算）。同时到那个时候，全球前十大经济体中将包括5个新兴经济体：4个BRIC外加墨西哥（见表4）。届时，折算成美元计算的话，这5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将超过G7经济体。

　　这些预测基于的假设都是很现实的。假设认为BRIC在发展后期的经济发展速度将会显著放缓。BRIC国家的美元单位计算的GDP增长有1/3要归于其货币的升值（队美元）而非实际的经济增长。当一个国家的相对生产能力上升以后，用市场汇率折算的经济规模将会接近于购买力评价折算的经济规模。 

　　然而不管多么令人印象深刻，这些经济预测还是预计届时BRIC的人均收入要低于那些发达国家。预计认为，到2040年美国人的平均收入仍然是中国人平均收入的3-4倍之多。同时，更快的发展速度并不会自动地消除第三世界的贫困，这将取决于如何分配发展成果。但是更快的的发展速度使得消除贫困的目的更容易达到。当这些国家努力消除贫困的同时，它们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也将更大。

    原文出自Sep 14th 2006期的Economist杂志的系列调查报告之一:The new titans
 
　　Pam Woodall说，中国、印度以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在为世界发展提供前所未有的推动力。而这对于当今的富裕国家意味着什么呢？
　　
　　

　　去年，发展中国家产出合计达到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发展中国家GDP合计占到了世界GDP总量的一半以上（使用购买力平价折算）。这意味着富裕国家不再主宰全球经济。而且发展中国对于那些富裕国家经济的巨大影响也远没有被意识到。发展中国家在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同时，同时在通货膨胀、利息率、工资水平、利润方面对发达国家产生重大影响。随着这些新生力量日益融入全球经济、国民收入逐渐追近发达国家，他们将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自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推动作用。

　　实际上，这有可能是有史以来对世界经济最大的促进契机，因为工业革命仅仅涉及到了当时全球人口的1/3。而这次，新的变革包括了全球的大部分人口。因此这次变革的经济，以及带来调整的痛苦，将远大于工业革命。随着发展中国家以及那些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开始进行市场化改革，并向国际贸易、投资打开过门，比以往更多的国家开始工业化进程，并参与到全球经济当中来。本调查将指出那些新兴经济体是在以何种方式影响那些发达世界。这些新兴经济体正在对世界经济产生着重大影响，而这些影响，恰恰能解释当前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大堆疑问，例如：创记录的利润国民收入占比，工资真实水平的缓慢增长，高油价的同时又保持着低通货膨胀率，全球化的低利息率，以及美国经常项目下的巨额赤字。

　　

　　目前，从多个方面来衡量，新兴国家在世界经济发展显得更加重要了（见图表1）。这些国家的出口额合计占跃升到世界贸易出口总额的43%，而1970年仅仅占到了20%。这些国家目前的能源需求占到全世界总需求的一半以上；在过去的五年中，全球新增加的石油需求有4/5来自这些国家。这些国家同时保有了全球外汇储备的70%。

　　当然可能的统计口径不仅一种。尽管用购买力平价的方法（这种方法考虑到那些贫困的国家具有更低的物价水平）折算，这些新兴经济体的GDP合计占到了世界总体水平的一半以上，但是如果使用市场汇率折算的话，这些新兴经济体GDP全球占比不到30%。然而即使使用市场汇率折算，这些新兴经济体在过去一年中GDP增长额合计亦占世界GDP增长的一半以上。此外，这些新兴经济体不仅仅只包括中国和印度：这两国国家去年的GDP增长就占到世界GDP增长的1/4。

　　同样，对于新兴经济体的定义也不止一种，这取决于谁来定义这个概念（见图表2）。也许其中一些国家应该被成为复兴经济体（re-emerging economies），因为它们是在恢复以前的显赫地位。直到19世纪末期，中国和印度还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在蒸汽机和动力织布机使得英国工业获取领导地位之前，中国和印度这两个现在的新兴经济体主宰着世界大部分的产出。历史经济学家Angus Maddison估计，从18世纪到19世纪二十年代，平均每年中国和印度的GDP占世界总量的80%。但是在欧洲进行工业革命以及第一次全球化的时候，他们落在了后面。到1950年的时候，他们的GDP全球占比降到了40%。　　
　　

　　现在它们开始反弹。在过去的五年中，他们平均年增长率几乎达到了7%，这是它们有历史记录以来最高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发达国家的2.3%的增长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预计在未来的五年中，新兴经济体将保持年平均6.8%的增长速度，而发达国家仅是2.7%。如果新兴经济体和发达国家保持这样的速度的话，二十年以后，新兴经济体的GDP将占世界总体的2/3。推测不一定准确，但是在未来新兴经济体在世界总体GDP中的比重显然会增加。

　　全球范围内更多地方出现更高的经济增长，这使得全球经济增长率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自2000年以来，因为新兴经济体的高速发展，全球GDP每年增长平均达到了3.2%，这超过了1950年-1973年的2.9%的增长水平。在当时欧洲和日本正处于战后重建过程，当时被成为发展的黄金年代。3.2%的增长水平肯定也超过了当时工业革命时期的水平。在工业革命的时候，同样也是科技变革、贸易发展以及资本流动推动了经济发展，但是按今天的标准看，那些不过是冰河世纪的事情而已。在1870年到1913年，全球GDP每年增长平均仅为1.3%。这意味着在21世纪前十年，世界经济有可能实现历史上最快的增长。

　　今年夏天的金融动荡提醒我们，相比之那些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更加不稳定；但是随着这些新兴经济体致力于自由开放的市场、健全的货币金融政策、更好的教育，它们的前景相当不错。因为这些新兴经济体在开始发展经济的时候，人均资本比发达国家低很多，因此进口西方的设备和技术，生产力就将获得巨大的提升空间。追赶要比成为领导容易。在19世纪，美国和英国进行工业化的时候，它们用了50年的时间，将其国民人均收入增加了一倍；如今，中国在9年之内就完成了这一任务。

　　What's new？与以往有何不同？

　　作为一个总体而言，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在过去几十年中要高于发达国际。因此，为什么它们现在对旧有的发达国家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呢？第一个原因是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增长率差距更大了（见图表3），但是更重要的是，新兴经济体更进加融入到全球生产中，同时，相对于GDP，贸易和资本流动在过去的十年中也在加速。

　　中国直到2001年才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sation），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相比，中国具有更为庞大的规模，并且中国对贸易和投资异常开放，这些使得中国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有更大的影响。中国进出口总额合计相当于其GDP的70%左右，而印度或美国的这个比例只是25%-30%。在明年，中国对外贸易有望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0%，而在2000年，该比例是4%。

　　与以往不同的另外一点是因特网的发展，这使得跨国生产重组成为可能。因为信息技术，一些以前无法成为国际贸易项目的服务，比如会计服务等，现在也可以远程提供了，这使得发达国家的更多的行业面临来自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

　　更快的经济发展速度使得发展中国家的数亿人口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这应当是一件值得祝贺的事情。相反，发达国家的许多老板、工人以及政客则在跳脚批评生产和工作岗位转移到了工资水平更低的亚洲或东欧地区。但是，如果综合考虑的话，随着发展中国家变得日益富裕，发达国家也将从中受益。新兴经济体的成功将繁荣全球的需求与供给。

　　发展中国家持续增长的出口使得它们有更多的外汇以向发达国家进口产品。尽管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依然很低，但是这些国家的中产阶级正在快速增长，因此一个巨大的新兴市场正在产生。在未来十年中，国际市场几乎10亿的消费者，这些人的收入已经达到一定的下限，使得他们的支出不仅限于那些生活必需品。实际上目前新兴经济体已经是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公司重要的市场：美国、欧元区、日本等地区出口总量的一半流向了发展中国家地区。相比之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长速度，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长速度是前者的两倍。

　　在未来，需求将因此更进一步扩大。但是就长期而言，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世界经济由此受到提振，并避免经济学家所谓的“供应正震动”（positive supply shock）。随着中国、印度和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转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全球有效劳动力已经增长了一倍。当那些发展中国家努力追赶西方世界的时候，生产率将得到快速提高，世界经济产能由此也将提高。

　　新兴经济体焕发出来的活力提高了全球经济增长，并提高了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新兴经济体通过向发达国家出口廉价的如微波炉、电脑这类产品；通过使那些跨国公司进一步提高规模效益；通过由促进竞争而得以提高的高生产率，新兴经济体促进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新兴经济体将帮助提高全球GDP总量的提高，并避免全球经济因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而出现停滞。如果那些发达国家成为快速增长的世界经济的一部分，而不是吃老本，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会更好。

　　综合考虑的话，新兴经济体实现更强劲的经济增长对那些发达国家利大于弊，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会成为赢家。随着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国际贸易中来，劳动力、资本、日用品、原材料及设备的流动量的相对价格和收入已经最近一个世纪的最高位。反过来，这也导致了收入方面最大的重新分配。比如，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降低了，而同时这些国家进口的那些产品，特别是原油，价格又上升了。

　　尤其特别的是，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已然改变了劳动力和资本的相对回报率。因为随着这些新兴经济体与世界经济接轨，劳动力边的丰富起来，发达国家的劳动者正在失去他们讨价还价的能力，这最终使得他们的真实工资面临下降的压力。发达国家的国民收入中，工人收入的占比已经下落到最近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而利润占比却得到了大幅度增长。西方世界的工人们似乎并没有获得太多的全球化的好处。这种情况不仅仅出现在那些低技术含量的工作岗位上，那些高技术含量的劳动者，比如会计、计算机编程方面的从业人员也日益面临这样的压力。

　　如果工资持续走低，工人们将可能抵制，同时也会要求保护，以回避低成本竞争。但是那些通过进口壁垒、限制离岸等方式以尽量保护工作和工资水平的国家，最终仅仅只能减缓慢下降的趋势。发达国家政府的挑战就是，如何更加公平地分派全球化带来的收益，而又不减少这种全球的收益。

　　除了利润在国民收入里面的高占比、工资收入的低占比以外，其他还有一些数字严重偏离了其历史平均水平。目前世界经济的一些变数已经超出了传统经济模型的预期范围。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已经达到历史记录，然而美元还保持着相对的强硬。尽管经济发展强劲，政府借款巨大，但是全球利息率仍然处在历史低位。当前的原油价格是2002年的三倍至多，全球经济增长依然保持强势，通货膨胀率虽然有所上升但仍然相对很低。当然，在许多国家房地产行业出现了泡沫。

　　Puzzling it out 其所以然

　　本调查报告认为，新兴经济体持续增长的影响，能够解释上述所有的迷团。比如，美元债券保持低收益的同时美元却没有跳水贬值的部分原因在于：美国政府债券是那些新兴经济体保持外汇储备的形式。同样，原油价格高企的原因并不在于供应的问题，而在于发展中国家的原油需求比以前更为强劲，因此此次高油价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损害亦不如以往。此外，高油价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也被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的低价格所消弭。这也使得那些中央银行在保持低利率的同时，更容易达成其低通货膨胀目标。

　　所有这些方面，都需要对经济政策进行重要的新的思考。各国政府可能需要修改税务和福利体系以补偿那些在全球化中受损的工人。
　　
　　

　　货币政策也需要修订。发达国家中央银行行长们都希望控制通货膨胀来获取良好的口碑，而新兴经济体从这方面给予了他们巨大的帮助，其原因不光因为新兴经济体出口的廉价商品帮忙降低了物价，还在于它们限制了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这使得发达国家中央银行可以将利息率保持在历史低位。但是它们错误理解了“供应正震动”（positive supply shock）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因为保持了过低的利息率，它们使得过量的流动性托高了如房地产等资产的价格，而不是托高通货膨胀水平。它们鼓励了过量借款，同时使得储蓄不足。在美国，最终的总体影响结果是持续扩大的经常项目赤字。

　　在发达国家中央银行出现上述失误的同时，那些新兴国家拒绝浮动其货币汇率，并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怪异的是，那些欠发达国家以融通美国赤字的方式，向世界上最富裕的消费者提供了补贴。新兴经济体在对外开放的同时，不仅仅是向世界提供廉价劳动力，而且还提供了日益增长的廉价资本。但是本篇调查报告认为，那些发展中国家并不准备长期融通美国巨额的经常项目赤字。

　　因此从某个方面来说，美国的资本成本可能会锐升。美国经济由此将面临金融震荡、衰退、或者长期增长不振的风险，而这将拖慢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但是，由于新兴经济体具有比以前更大的活力，因此现在美国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驱动力的重要性已经不如以往。去年，美国进口额仅仅相当于全球同期GDP的4%。现在世界经济更大的风险在于，美国的经济衰退和房价下跌有可能使得美国人更加关注停滞的工资水平，并使得更多的人转向支持贸易保护主义。这对于那些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都不是什么好事。

　　但是，不管发达世界对新兴的巨人做何反应，它们的经济实力仍然会继续提高。发达国家还将进一步感受到这次新一轮革命的热度。

  　我有一个朋友叫黑胖子。

  　黑胖子今年上半年离开天津去了北京工作。今年六月份的时候，黑胖子在BBS上问我天津的西瓜多少钱一斤。当得知天津的西瓜是六毛一斤以后，黑胖子很愤怒地说，西瓜在北京要卖一块二毛钱一斤——北京的钱不如天津的钱值钱。

  　虽然北京和天津的人民币都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理论上来说也都是等值的，然而两地不同的价格水平导致我的黑胖子朋友愤怒地认为两地人民币的价值不一样。

  　的确，单就西瓜而言，北京的十元购买力只相当于天津的五元人民币的购买力。或者说买同样一只西瓜，北京花的钱是天津的两倍。

  　实际上，北京天津两地的人民币之间互相成为了外汇——这两地货币的官方汇率为1：1，一个天津人民币可以兑换一个北京人民币。

  　尽管两地货币官方汇率为1：1，但是同数量货币在两地的购买力完全不同——尤其是西瓜！如果根据对西瓜购买力平权的话。一元天津人民币应当相当于两元北京人民币。当然你也可以说，就买西瓜而言，天津人民币相对于北京人民币被低估了50%。

  　这就是传说中的购买力平价。购买力平价理论认为，两种货币之间的汇率，应当相当于两种货币国内购买力大小之比。但是一般实际操作中，都会选择特定的“一篮子商品”来比较。

  　所以用西瓜来进行购买力平价，实际上将这“一篮子商品”缩小为西瓜这一单一商品，而且还假设两地西瓜是等质的，即我买的西瓜和黑胖子买的西瓜一样甜。

  　而《经济学人》则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孜孜不倦地每年推出两次“巨无霸指数”（The Big Mac Index）。同样，《经济学人》选择了一个单一商品而不是“一篮子商品”，但是《经济学人》没有选择西瓜而是选择了麦当劳的巨无霸汉堡包，这个比较靠谱一点：据说麦当劳在全球以同一标准售卖巨无霸汉堡包，而全球的瓜农怕是不能提供同品质的西瓜。

  　《经济学人》在5月25日推出了最新的“巨无霸指数”。其中人民币最引人注目：在5月22日统计日的时候，中国的一个麦当劳巨无霸汉堡包售价为10.5元人民币，同时官方汇率为8.03个人民币兑换一个美元——按这个官方汇率折算下，来相当于在中国一个巨无霸汉堡包只售卖1.31个美元。而在美国，一个巨无霸汉堡包要卖3.1个美元（纽约、芝加哥、亚特兰大、旧金山四城市平均价格）。
 
  　结论很显然，就买巨无霸汉堡包而言，人民币价值被低估了，或者说官方汇率掩盖了人民币的真实购买力，人民币被低估了58%。

  　如果你手头有三个美元，在中国可以兑换成24个人民币，可以花其中21元购买两个巨无霸汉堡包，你还剩下3元，还可以买个麦当劳圆桶冰激凌；如果在美国，那真不幸，你甚至连一个巨无霸汉堡包都买不到。

  　当然，北京天津的生活不仅仅关乎西瓜，而在中国美国也不仅仅只靠吃巨无霸汉堡包活着。因此西瓜购买力评价并不能说明北京的4000元月薪只相当于天津的2000元月薪；中国也不会根据“巨无霸指数”将人民币升值58%。但是多少能说明，京津两地之间人民币的质感的不同，而人民币的确在某种程度上被低估。

  　相对而言，比较好的选择就是在北京工作，在天津生活：以北京的物价水准出卖劳动力，以天津的物价水准支出生活费用——至少周末从北京回天津。

  　唯一的问题就是，要是处于“自然垄断”的铁路局能够突然良心发现，将京津之间的火车票价降低一点、再降低一点，车速提高一点、再提高一点就好了。
　　
　　《经济学人》的“巨无霸”指数表
　　

    原文出自Jun 22nd 2006的The Economist Chinese inflation is in danger of picking up

    Is the world's greatest price buster in danger of exporting inflation? 中国是否会输出通货膨胀？

    在最近几年以来，可谓正当红火热的中国经济增长被认为支持世界经济发展的源泉之一。而如今，也经常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看起来，最近两年中国大陆经济发展速度已经快得令人不安了。

    在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比去年同期水平增长了10.3%。在五月底之前的十二个月中，广义货币供应量（the broad money supply M2）增加了19%。国内银行贷款前五个月的贷款量比2005年同期水平增加了4/5。所有这些都进一步促进了投资的繁荣：固定资产投资年度同期增长了30%，几乎是官方预期的两倍之多。同样，出口也在猛增，从而进一步增加了中国的外汇储备——现在中国外汇储备几乎达到了一万亿美圆，这使得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世界第一。其中多数的资金又回流到经济体系当中，从而更加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中国当局正试图控制经济过热现象，他们所采用的手段正如他们在2004年所用的一样：在一些特定行业，通过行政手段控制过量的投资。在如铝、钢铁和水泥等行业，已经开始严格限制投资。国家总理文家宝在上周警告地方政府于银行不要向建筑工程发放过量贷款。中央银行在四月加息0.27%后，又在6月16日将存款准备金提高了0.5%。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的经济师Jun Ma认为有关金融政策将进一步收紧，中央银行或许会在未来几个月中进一步加息。

    这样是否就足够了呢？在两年前，政府当局的这种标准的应对举措被认为是成功的。然而就事后的情况看来，同样的问题迅速再次浮现，似乎说明当初的这些举措有些过于宽松。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的全球首席经济师Stephen Roach争辩说这仅仅是因为在过去两年中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规模太庞大了，这种庞大的规模以前那种限制对特定行业投资的微观经济管理方法失灵。中国政府当局应当使用宏观经济杠杆以减缓经济增长速度，可能的手段包括收紧银根，或者允许人民币升值。***害怕经济增长的停滞会破坏其来之不易的执政权威，这种担忧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除非它能避免Roach先生所谓的“渐进主义缺陷”，中国经济更有可能在未来遭遇硬着陆。

    对中国快速增长的关注不仅仅来自于中国国内。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日渐担忧通货膨胀的时候，国际社会开始疑问过热的中国经济将对全球的物价水平产生何种影响。英格兰银行（英国的中央银行）行长Mervyn King最近正担忧中国输出通货膨胀——在目前中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低于1.5%、并且中国的庞大的制造业产能使得全球从鞋子到电器的商品物价持续保持低位的时候，这种担忧看起来十分奇怪。因为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在制造业产品方面的通缩（所谓的中国价格）影响超过了其在原材料及资本商品方面的通胀影响。

    但是这种平衡可能正在改变，香港瑞银（UBS）集团的经济师Jonathan Anderson说，“中国目前的数据显示可能我们正处在通货膨胀的转折点，这将对国内国外产生双重影响”。在多年饱受逐渐升高的成本以及逐渐降低的出厂价格的压榨以后，中国的制造商开始提高价格以重新获取足够的毛利——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不管是国内的需求还是出口都远比两年前来要来得强劲。在考虑到增长的国内食品价格、能源价格以及人力成本，中国物价很快将会增加不少。

    p.s.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月上涨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