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风竞舟

    原文出自Jun 22nd 2006的The Economist Chinese inflation is in danger of picking up

    Is the world's greatest price buster in danger of exporting inflation? 中国是否会输出通货膨胀？

    在最近几年以来，可谓正当红火热的中国经济增长被认为支持世界经济发展的源泉之一。而如今，也经常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看起来，最近两年中国大陆经济发展速度已经快得令人不安了。

    在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比去年同期水平增长了10.3%。在五月底之前的十二个月中，广义货币供应量（the broad money supply M2）增加了19%。国内银行贷款前五个月的贷款量比2005年同期水平增加了4/5。所有这些都进一步促进了投资的繁荣：固定资产投资年度同期增长了30%，几乎是官方预期的两倍之多。同样，出口也在猛增，从而进一步增加了中国的外汇储备——现在中国外汇储备几乎达到了一万亿美圆，这使得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世界第一。其中多数的资金又回流到经济体系当中，从而更加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中国当局正试图控制经济过热现象，他们所采用的手段正如他们在2004年所用的一样：在一些特定行业，通过行政手段控制过量的投资。在如铝、钢铁和水泥等行业，已经开始严格限制投资。国家总理文家宝在上周警告地方政府于银行不要向建筑工程发放过量贷款。中央银行在四月加息0.27%后，又在6月16日将存款准备金提高了0.5%。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的经济师Jun Ma认为有关金融政策将进一步收紧，中央银行或许会在未来几个月中进一步加息。

    这样是否就足够了呢？在两年前，政府当局的这种标准的应对举措被认为是成功的。然而就事后的情况看来，同样的问题迅速再次浮现，似乎说明当初的这些举措有些过于宽松。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的全球首席经济师Stephen Roach争辩说这仅仅是因为在过去两年中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规模太庞大了，这种庞大的规模以前那种限制对特定行业投资的微观经济管理方法失灵。中国政府当局应当使用宏观经济杠杆以减缓经济增长速度，可能的手段包括收紧银根，或者允许人民币升值。***害怕经济增长的停滞会破坏其来之不易的执政权威，这种担忧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除非它能避免Roach先生所谓的“渐进主义缺陷”，中国经济更有可能在未来遭遇硬着陆。

    对中国快速增长的关注不仅仅来自于中国国内。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日渐担忧通货膨胀的时候，国际社会开始疑问过热的中国经济将对全球的物价水平产生何种影响。英格兰银行（英国的中央银行）行长Mervyn King最近正担忧中国输出通货膨胀——在目前中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低于1.5%、并且中国的庞大的制造业产能使得全球从鞋子到电器的商品物价持续保持低位的时候，这种担忧看起来十分奇怪。因为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在制造业产品方面的通缩（所谓的中国价格）影响超过了其在原材料及资本商品方面的通胀影响。

    但是这种平衡可能正在改变，香港瑞银（UBS）集团的经济师Jonathan Anderson说，“中国目前的数据显示可能我们正处在通货膨胀的转折点，这将对国内国外产生双重影响”。在多年饱受逐渐升高的成本以及逐渐降低的出厂价格的压榨以后，中国的制造商开始提高价格以重新获取足够的毛利——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不管是国内的需求还是出口都远比两年前来要来得强劲。在考虑到增长的国内食品价格、能源价格以及人力成本，中国物价很快将会增加不少。

    p.s.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月上涨1.5%。  

    最近一期《经济学人》刊出了中国调查系列，封面文章也是中国问题。

    以下内容翻译自Mar 23rd 2006期The Economist封面文章How to make China even richer

    Let the peasants own their land 让农民拥有他们的土地

    在1940年，也就是在中国***获取中国政权的前9年，***制定了“新中国”的计划。他说，共和国将采取“一些必要的步骤”没收农村地主的土地。如果当时是在“耕者有其田”的原则下的话，这个计划将是“将土地私有权交给那些农民”。

    “必要的步骤”包括了大范围的屠杀。数十万，甚至可能上百万的农村土地所有者们以及他们的家庭，被执行死刑或被村民们殴打致死。农民们获得了小块田地——但是时间不长。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土地私有制被终止，农民们成了没有什么产权的“人民公社”社员。那是一场剧变，加上当时的自然因素以及人为的狂热的企图超英赶美的工业化，最终导致了全国范围内的饥荒，那次全国范围的饥荒使得大约数百万甚至更多的人死亡。

    根据我们的调查报告，中国仍然没有公开并解释那些破坏。在***逝世后几年后，人民公社解散了。在邓小平执政以后，农业产量第一次得到了蓬勃发展，在30年中，农民们第一次能够在承包的土地上独自耕作（单并没有这些土地的所有权）。这标志着另世界瞩目的中国经济改革的开始。但是中国城市的发展前景才真正地吸引了外国企业的眼球。在经历20世纪八十年代初的繁荣之后，中国农村比城市落后了甚至更多。

    This time, a genuine great leap forward 这次，要向前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邓小平保留了***农村政策的两个基柱：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和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为了保证制造业发展所需要的廉价劳动力，后者已经开始慢慢取消。但是前者，仍然被牢固保留。

    现在是时候改变毛的农村土地所有制了。改革将有消除农村的冲突，促进发展，并有助于实现领导人所宣称要实现的真正的市场经济。给予农民能够在市场上流通的土地所有权，并建立相关法律以保证这种产权，将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如果农民能利用土地所有权进行抵押贷款，他们将能够获得资金以提高土地的产能。同时私有的土地所有权使得他们有动机去这么做。而如果农民能够出售他们的土地所有权，他们也能获得足够的资金，以开始他们在城市的新生活。这将促进城市的消费，鼓励那些农村冗余劳动力向城市移民。如果中国要保持它惊人的经济发展速度并消除不公，最重要的一点是：将那些数千万农村冗余劳动力从农村土地中解放出来，并转移到那些能创造价值的工作岗位上去。而农村冗余劳动力的转移，将使得那些留守在农村的农民有机会提高其所有的土地量，并提高生产效率。

    但是政府，至少是那些控制中国运行的那些头脑古怪的人，不会轻易地进行这一举措。中国***的理论家们过于担心农村问题处理不好将导致不稳定的局面。他们担心如果一旦允许农民自由售卖他们的土地，地主阶级将重新出现，而且农民们有可能大量抛售土地，并涌进根本无力承担（这些新移民）的城市，产生贫民窟并滋生犯罪行为。

    此外，一些官员们还将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视为少有的“社会主义”的特徵，并担忧如果一旦放弃该信条（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将导致政治方面的争议分歧。但是就中国来说，是改革的缺位导致了不稳定的局面，比如有些农民激烈地对抗基层政府对其土地征用。尽管比1949年的情况要好很多，一些农民还是声称现在的基层政府快成了地主，有些时候甚至用黑社会手段将农民们从土地上驱逐出去。

    一些反对农村土地改革的人声称，他们是基于农村人民的利益。他们指出，农村缺乏社会保障制度。尽管农民对他们的土地控制有限，但是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至少能利用土地解决温饱（一旦卖出土地则不然）。

    这种论调的问题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基层政府对农村耕地的强行征用已经导致大约4千万农民丢失了其部分或者全部土地，其中获得的补偿很少甚至没有。此外，保证农民福利的最好办法并不是将他们束缚在有限的土地上，而应当是给予贫困人口更多的服务。目前中国收入增长迅速，财政预算赤字很小，中国有能力负担这些。在征用农民土地的时候，按市场价格给予农民补偿款，而不是按最低农产品产量计算，这也将有助于保证农民的福利。同时，如果能够出台以土地价值为税基的物业税，地方政府将不用过于担心由于向农民转移产权而丢失目前享受的土地销售收入。

    诚然，应当承认，从长远看，土地改革将削弱党的控制力。在十年前，几乎所有的城市住宅是国有的。在中国经历了1/4世纪的、取得惊人成功的经济改革以后，目前大部分城市住宅都是私人所有。经济改革也产生了一批中产阶级，这些人开始寻求他们资产的安全保证——以防止执政党的那些古怪的想法。现在，房屋的业主开始推选自己的非***的业主委员会，以保护他们的权利。新生代的律师们，而不是象以前那样作为党的傀儡，开始出现，保护那些物业受国家威胁的业主。业主们同时希望他们的住宅周围有个干净环境。绿色活动分子，在十年前的中国几乎没有，现在正在促进文明社会的发展。

    但是尽管如此，中国***已经显示，在经济发展需要它的时候，它将承担很大的风险。比如在过去的十年中，国有企业被大范围地关闭或私有化，伴随着数百万工作岗位的丢失。中国领导层知道，中国的历史充满了由失去土地的农民发动的血腥剧变；但是他们却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中：一方面希望要保持控制另一方面想要避免剧烈动荡。然而，现在确是完成农村改革事业的时机。


    本期《经济学人》封面：
     

    英文原文出自Feb 23rd 2006期The Economist的Material fitness

    ——意大利，这个欧洲最主要的服装鞋类制造国，如何调整自身以应对来自中国的低成本竞争呢？

    

    如果让你想一个国际服装市场上的中档意大利品牌，你很可能会想到总部在Treviso的贝纳通（Benetton）公司。在15年前，贝纳通（Benetton）公司那些五颜六色的服装几乎有90%是在意大利国内生产。而现在，贝纳通（Benetton）公司产品大约只有30%由意大利本国供应，而且该比例还将在未来的数年中降到10%。在去年早些时候，贝纳通（Benetton）公司新近在香港开设一家办事处，部分目的就是为了更密切地注意它的那些中国供应商，这些贝纳通（Benetton）公司正越来越倚赖于这些中国供应商。 

    这就是全球服装纺织品行业残酷竞争的现实。去年，中国显示了其在这个行业的优势力量。在此之前，关税限制了中国服装纺织品产业的出口，而去年，因为一些贸易摩擦，某些关税又被恢复。在本周，欧洲贸易委员会委员Peter Mandelson将鞋类加入了可能加征关税的产品名单。但是谁都应该知道这种方法治标不治本。制造技能逐渐增加的中国低成本劳力迟早会将西方国家的竞争对手击溃。

    面对这些威胁，首当其冲的当属意大利。数代人以来，意大利经济都倚赖于密集的工场群，其中很多是中小型家族企业，这些企业集中在一起，制造服装鞋子这类的产品。他们不仅仅提供名家设计的名牌服装，而且将“意大利制造”作为市场推广的利器。这些工场群的成功使得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注意到他们，比如Michael Porter，就很关注这种工场集群的作用，而且力图对其进行加以保护。

    今天，来自中国的竞争的影响变得更清楚。就业岗位开始加速减少，并损害着经济的发展。在意大利，纺织与服装行业提供了大约600’000个工作岗位。就这个产业来说，意大利的从业人员占到旧欧盟（15国）从业人员的1/3，或占到新欧盟（25国）从业人员的1/4。在该产业，意大利历来就是主要的出口国，纺织与服装行业的出口为意大利国际贸易经常项目提供了巨大的贡献。然而，不管从就业还是财政角度来看，这个产业对意大利的贡献正在降低。

    如果要进一步细化的话，纺织品、服装、鞋类分属不同行业，其中的一些公司从竞争中获益，另外一些则未能及时应对。那些成功的公司很快对其经营模式进行变革，并迅速将其生产转移到那些适当的地方——其中一些在东欧，其他在中国，以使其能够专注于设计及市场营销。在设计和市场营销方面，意大利公司能够与中国公司竞争甚至将其击败。而另外有些公司却正在疲于生存。来自中国的竞争已经显示，在意大利，那些品牌所有者与制造者之间存在利益分歧。品牌所有者发现了买卖机会，而许多生产者发现，他们正被他们国内主要的客户（品牌所有者）抛弃，并倍感威胁。

    这种过程对意大利经济模式提出了疑问，该模式一度看起来强健且有效。而目前看来，这种是否比其看起来要脆弱得多呢？在面对竞争的时候，那些工厂群的反应仅仅是依靠品牌所有人对此的反应，这显然不是一种优势，甚至是一种危险的状态。而且那些家族企业，虽然理论上来说应该比较灵活，但是实际上反应并不够敏捷。在以前，家族传代矛盾几乎无足轻重，而在现在需要速度和果断的时候，些矛盾则相当致命。

    一个见识来自中国的竞争影响的地方是Busto Arsizio镇和Gallarate镇一带，如今以Malpensa出名。Malpensa是一处米兰（Milan）附近的国际机场，米兰周边云集了等待时装发布会的时装产业企业。数十年来，在空港没有建立的时候，棉花就是这些城镇的产业所需的原料。
 
    Busto Arsizio 和 Gallarate是Varese省产业带的中心，该地区是如此的成功以至于被称为意大利的曼彻斯特（Manchester）。但是根据1981年和2001年的普查结果显示，Varese省纺织和服装产业的工人大约减少了一半，降低至27300人，而同期雇佣这些工人的公司从4900家降低到2900家，其中2900家企业中，有440家在2001年以后倒闭。在其临近的Como省，曾今一度作为丝绸产业中心，其产业规模也缩减了近一半。

    在50公里开外的阿尔卑斯山脚下的那些山谷中，同样可以发现这种衰落的证据。横穿意大利东北部Po山谷的 Biella地区是意大利毛纺业的产业区。Lanerossi位于Schio的巨大毛纺厂在2005年8月份关闭了，终结了其将近两个世纪的经营，在30年前，该工厂雇佣了大约7000名员工。在意大利每一个有纺纱产业的地方、有织布产业的地方、有服装制造产业的地方，日子很艰难，而且将更加艰难。

    原因是那些价格便宜、质量不错的进口品——其中不少从中国进口，正在夺取市场分额。在去年九月份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表明，国内纺织品和服装的消费需求市场，进口商品占有率达到了将近50%，而在1991年，该比例不到20%。

    
    （意大利纺织品与服装对外贸易图表，数据来源：意大利银行）    
 
    在意大利，不仅仅是纺织和服装行业面临麻烦——或者说越来越让政策制定者们感到担忧。“意大利制造”在鞋类行业也在失城丢地。鞋类行业素来是意大利出口主导行业，但是在2004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在2004年，意大利进口的鞋类超过了出口的鞋类。如同纺织和服装行业的公司一样，鞋类生产商也开始裁员，该行业从业人员从1995年的124200人减低到去年的大约10万人。在2005年，皮革产品公司削减了大约8000个工作岗位。不少企业甚至关闭了。十年以前，意大利大约有8900家鞋类制造企业，而目前只有不到7000家。

    意大利鞋类制造企业协会（Associazione Nazionale Calzaturifici Italiani ，ANCI）主席Rossano Soldin抱怨来自中国的无法接受的竞争，并将产业面临的困难归咎于中国。他认为意大利鞋类制造企业的效率和产能并不是问题所在，意大利中小型家族制造企业细微化也并非问题所在。

    但是最后一个观点值得商榷。那些家族企业——表面上看起来灵活、忠于投资人并被忠诚地经营了数代人，一直被广泛地认为是意大利工业的支柱力量。但是面对一个更为残酷的市场的时候，他们缺乏生存所需要的经营规模。2001年的调查显示，在Varese省的纺织企业平均只雇佣了12名工人，而服装企业平均只雇佣了6名工人。在Prato，在那些小型甚至是微型企业中，85%的企业只雇佣了不到9名工人，只有1%的公司雇佣了超过50名工人。意大利鞋类制造企业平均也只雇佣了14名工人。

    尽管专业化分工——即每个企业只完成整个制造流程的一部分，可以部分解释这种企业的细微化。但是对独立的渴求以及对外部企业的不信任也使得集中整合受到抵制。在过去的数十年中，小企业群的模式在应对西方国家大型企业扩张的时候占到了上风，然而在目前，这种运作方式竞争效率太低——除非在那些高价值的细分市场。在香港的外包服务公司Tangelo的咨询师Franco Pantaleoni对这种小企业群的生产方式颇有微词。他说，这些企业鼓励了短视行为、非法交易及非法消费，并打击了企业培训，并使得这些企业无法应对时代改变。

    因为那些小企业群倚赖于某个特定产业，这也使得当地经济相对脆弱。当然Treviso地区的经济已经实现多样化，而在Carpi，因为工业地产和城市商业的健康发展，就业还没有成为一个问题。除了机场以外，Varese省还有大型的机器制造业而且靠近米兰，因此当地经济并为受太多影响。与这些地区相比，倚赖于毛纺产业的Biella就没有那么幸运了。Biella市的市长Vittorio Barazzotto抱怨说：“以前我的任何一位前任市长都没有必要去关注失业问题。”

    Mariella Burani 时装集团的执行总裁Giovanni Burani说：“如今，小而美实际意味着过时。”他认为那些中小型独立企业有待成长，但是在这些企业成长的同时又没有犯错的余地。他的集团于2000年在米兰证券交易市场挂牌上市。上市以后，公司获得了战略发展所需要的资金——这些资金被用来收购服装和饰品品牌以及许可证，而集团营业收入几乎是当时的三倍。

    或许有些小企业自有生存之道。在Venice 和Padua之间的Stra附近的小企业群，制造昂贵的皮鞋，那些在美国零售大约400美圆一双。在Stra附近大约有350家手工工场，雇佣了大约8000人，每年向那些全球时装品牌如Chanel、Christian Dior、Givenchy等供应大约2000万双皮鞋。目前这些小企业群对目前的状况并无怨言。但是尽管如此，这些工匠们的生计也不可能永远这样维系。

   有些企业就干脆放弃了生产，转而通过设计、研究开发来创造价值。Carlo Rivetti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他在Carpi附近成立了C.P. Company，主要从事运动休闲服装设计。他说：“我们不是时装公司，而是设计公司，我们更象是Pininfarina (顶级汽车设计工作室)或法拉利（Ferrari）而不是菲亚特（Fiat）。”目前该公司的核心业务是研究诸如凯夫拉尔（Kevlar）、光学纤维以及钢材等材料

    但是并非每个企业都能找到其定位，抛开定位不说，意大利鞋类、纺织、服装企业的生存取决于这些企业能否在一下四个方面制定恰当的战略：品牌、市场定位、出口、仔细考虑价格与质量的采购。

    很多企业正在通过执着于、甚至发展已有的品牌并从中获利获得了成功。比如总部在Biella附近的Ermenegildo Zegna公司，面对未来毫无畏惧。这家以高级男装出名的公司拥有块金字招牌。公司创始人的孙子、公司的合伙人Ermenegildo Zegna说，作为早期进入中国的全球品牌之一，Ermenegildo Zegna公司在1991年开始投资于中国市场。目前公司在24个城市开设了专卖店。Ermenegildo Zegna集团公司主要的生产都在意大利，公司声称目前看来这还不构成问题。

    有些公司通过品牌的恰当定位、以及增强贸易网络、促进出口以加强了与本地生产商的联系。Mariella Burani公司的销售大约有70%是海外销售收入，该公司将其全部生产进行外包，大约70%的产品外包给意大利公司。另外一家在Carpi的拥有Blumarine和Anna Molinari品牌的公司，采用了当地制造商。

    
   （这些高档时装依旧是意大利制造）

    许多中档品牌已经几乎将他们所有的生产转移到了国外。总部位于Carpi的Navigare公司销售的运动服装中，只有大约10%是在意大利制造。公司设在保加利亚或者东欧其他地方的工厂生产了公司销售的大多数服装。总部位于Carpi的全球运动服装品牌Champion Europe的总裁Sauro Manbrini注意到，80年代其供应商正在从意大利转移到东欧国家；几年以后转移到土耳其；在90年代后期转移到远东地区。目前，Champion Europe公司设在新加坡的采购办事处负责采购公司所需服装的30%。同样的趋势也发生在鞋类行业。

    因为地理上与意大利接近，罗马尼亚已经成为吸引意大利商人的磁石，特别是那些东北部商人。在罗马尼亚，工人每月的工资成本大约是250欧元（298美圆），而同时在意大利国内，工人最低月工资是2000欧元，目前，意大利在罗马尼亚有1500家纺织服装工厂以及1000家鞋类工厂，在当地雇佣了大约20万人。然而，在未来，随着来自中国竞争压力的逐渐增加，即便是这些工厂最终也很可能会发现，他们要疲于生存。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今年一月份公布了最新的“巨无霸指数”。

    “巨无霸指数”是基于购买力平价的理论。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在不同国家，特定一篮子商品的价值应当相同。在不同国家，该一篮子的价格（以当地货币单位表示），而不同货币之间的“购买力平价汇率”，应该使得这些不同（货币单位表示）的价格相同。

    《经济学人》的“巨无霸指数”，将该篮子商品简化为在全球按同一标准制作销售的麦当劳巨无霸汉堡包。该指数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比较，可以比较市场汇率与“巨无霸购买力平价汇率”之间的差异。

    根据经济学人最新的“巨无霸指数”表，美国的巨无霸汉堡包价格是3.15美圆（四个城市的巨无霸价格的平均数）。

    该指数表选择了若干国家地区，将当地货币单位表示的汉堡包价格按（2006年1月9日）市场汇率折算成为美圆单位价格。

    欧元区的巨无霸汉堡包价格（按不同成员国中价格进行加权平均），按市场汇率折算成美圆价格是3.51美圆。单纯就购买巨无霸汉堡包来说，欧元有点高估了。

    其中最为显著的是中国，在中国，一个巨无霸汉堡包的价格是10.5元人民币，折算成美圆大约为1.3美圆——这是指数表中最为便宜的价格。这意味着从巨无霸汉堡包的角度，人民币被低估了58%(注)，或者说，因为汇率问题，将美圆兑换成人民币在中国买巨无霸汉堡包要比在美国购买便宜58%。
    [注：58%=(3.15-1.3)/3.15]

    

    原文出自Jan 12th 2006 期The Economist的Credit cards Making advances

    ——诸多信用卡公司正急切地希望在发展中国家发行信用卡，但是这些公司要想获得盈利则未必容易。

    在一些富裕国家，一些人通过信用卡透支的金额之巨大已经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组织和债务律师感到担忧。而现在，信用卡在发展中国家也越来越常见了。而且，在中国、巴西以及其他一些新兴市场中，那些信用卡持卡人会去教他们的朋友如何去进行信用卡债务管理。他们似乎并不情愿用信用卡去长期借款——那样要支付太多的利息。其结果就是：银行发现，获利十分不易。

    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 Electric），一个消费融资公司，在全球发行了大约6800万张信用卡。其中大约40%为发展中国家公民所持有。在印度，各个银行大约发行了1400万信用卡。这些银行包括花旗银行（Citigroup）和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在过去的十年中，印度的信用卡发行数量每年递增25-30%。当然，印度的信用卡主要用于那些比较昂贵的付款项目，比如买机票等，而很少用于支付日常的购买。

    那些金融机构的目标很简单：发掘新的收入增长点。因为在富裕国家，其收益增长缓慢：比如，每一个美国人平均已经有了8张信用卡。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潜力看起来是巨大的，在巴西、俄罗斯和印度利用信用卡支付的金额与GDP的比例不到英国这一比例的1/5。

    其他一些机构，例如荷兰开发金融公司（Netherlands Development Finance Company，FMO，一家由荷兰政府部分控股的发展银行）就认为，对于那些从来没有与银行接触过的人来说，信用卡与其说是一个赚钱的手段，还不如说是某种形式的“财务解放”。在去年10月份，FMO向一个项目提供了融资，该项目向萨尔瓦多以及巴拿马的一些低收入家庭发行信用卡，利息率大约是20-40%。FMO另指出，在2004年8月份，由另外一家墨西哥金融机构发起的项目在启动后的14个月内发行了25万张信用卡，之后每个月发行2万张。

    发展中国家的信用卡交易量的确增长迅速，根据咨询公司Mercer Oliver Wyman的说法，大约每年增长20-40%——但是少有消费者为其债务支付太多的利息，他们更倾向于尽快还款。比如在巴西，根据另外一家咨询公司Bain&Company称，从1999到2004年间，巴西信用卡发行量每年平均增长17.3%，然而巴西人倾向于每月还清其每月的信用卡账单，其中部分原因是利息率太高（大约每月8-11%），另外更因为他们仅仅将信用卡作为一种方便的支付手段，而非作为一种借款的方式。Bain&Company公司的Rodolfo Spielmann说，人们可以找其他更便宜的贷款。这或许可以说明为什么在1999年到2004年间，巴西人利用信用卡付款数额每年减少4.1%（调整通货膨胀以后口径）。

    与其他大多数的国际公司一样，信用卡发行公司也将中国视为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而在中国，信用卡发行量正在以爆炸的速度增长(见下图)。多数当地银行在过去几年中发行了信用卡，其中许多银行与那些更能理解风险概念的国外银行合作发行信用卡。比如中国第五大的银行，中国交通银行就与汇丰银行合作（HSBC）成立了信用卡公司。尽管信用卡（与借记卡相比）在中国所有银行卡中只占很小的分额，但是麦肯锡(Mckinsey)预期其发行量将会有一个飞快的增长——并预计在2013年，信用卡利润将达到16亿美圆。

      

    然而，至于中国信用卡业务是否盈利以及何时盈利尚不明朗。麦肯锡估计目前现有的信用卡账户中，有一半是不能给银行带来利润的。一个原因是中国的消费者几乎没有品牌忠诚度，并不特别亲睐于那些有外资背景的发卡行，而且经常转换不同银行的信用卡。根据Bain&Company的数据，仅仅有4-5%的信用卡持卡人经常支付利息。大约85%的信用卡持卡人每月全额还清账单，而在富裕国家，只有40-50%的信用卡持卡人每月全额还清账单。

    赢取顾客的费用已经至少和发达国家一样高了，而刷卡消费水平则比发达国家低很多。汇丰银行与中国交通银行合资的信用卡公司的总裁Ron Logan说，竞争正在升温，获取顾客的成本正在增加，从DVD播放机到免费渡假的所有的事情都被用来招揽顾客。最近收购了南京城市商业银行1/5股份的法国巴黎银行（BNP Paribas）的Jean-Jacques Santini警告这些进入中国信用卡市场的合资企业：“信用卡业务要作好亏损三到四年的准备。”
 
    其他一些地方，故事也差不多。发展中国家的信用卡发行人的收入常常依靠从商户那里收取的手续费（通常是刷卡交易金额的1%左右）。这个仅够维持，不足以产生太多的利润。

    或许随着信用卡被用于支付更广泛的产品、服务消费、更多的当地商户采用信用卡付款POS终端，发展中国家的信用卡持卡人可能会动摇他们的习惯。印度监管部门已经开始担忧持卡人债务过高的问题。在11月份，有投诉称有信用卡公司悄悄向那些不能承担债务的人发放信用卡，印度中央银行因此试图控制信用卡公司的市场营销行为。韩国的过去已经说明，当信用过于容易获得的时候，一些意外会发生。在本世纪初的时候，随这税务政策方面的激励，韩国出现了一场信用卡消费热，最后导致这个国家的一些银行濒临倒闭。毕竟，不良借款习惯并不是美国人和不列颠人独有的。

   原文出自Nov 28th 2005期的The Economist China’s reluctance to come clean

    中国政府已经安排的对松花江污染事件的调查，因为水源受污染，大约有数百万居民的生活水源被中断了若干天。中国政府已经就污染事件向莫斯科方面做出了道歉，因为松花江将流向下游的俄罗斯边界城市Khabarovsk。这起污染事件的损害不仅仅是物质方面的，还有涉及政治方面。   
    
    

    中国方面的公开道歉向来罕见。但是因为流向俄罗斯城市Khabarovsk的半封冻的松花江被污染，中国领导人说了对不起。但是，最近以来，中国政府依旧试图掩盖中国最严重的水源污染事件，这说明，这次道歉并不能认为这种保密传统的终结的信号。


    11月13日，中国东北吉林省某石化工厂（当年的全国化工行业的学习榜样）发生爆炸事故，向松花江泄露了大约100吨的苯和硝基苯。此次泄露污染事件不仅仅造成物质方面的损害，损害同样有政治方面的。到目前，至少没有人员伤亡的报道——除了丧生于爆炸现场的5个人（尽管当地的官员很想掩盖这样的细节）。在11月27日星期天，在污染水段经过并没有出现重大事故以后，黑龙江省会城市哈尔滨的官员恢复了供水。对于那些被泄露的化学物质，如果吸如或者摄入足够浓度的，将会非常危险。为了安抚民众，黑龙江省长Zhang Zuoji在电视上喝了一杯来自松花江哈尔滨水段的自来水，以说明现在哈尔滨水段的水是安全的（当然这些水很少是干净的，但是目前至少针对泄露的化学污染物来说，这些水是安全）。

   但是80公里长的污染水段流向下游城市Khabarovsk, Khabarovsk距离中国东北700公里，预计污染水段将于12月早期抵达该城市，这将导致重大的政治印象。中国国家总理Wen Jiabao于周六，这这个城市断水4天后，视察了哈尔滨。在许多居民在社区排队等待卡车供应生活用水的时候，Wen先生表示将追查事故责任。

    在纽约和香港上市的国有的中国石化公司，已经就它的子公司吉林化工厂的一家工厂爆炸事件做了道歉。吉林的官员，在就泄露事件保持了若干天的沉默以后，也就此做了道歉。同样做出道歉的还有中国外交部长Li Zhaoxing，Li Zhaoxing向俄罗斯政府做出了道歉。但是哈尔滨的官员们还在为他们的决策做辩护，在他们发现威胁临近的时候，他们还是向居民们密而不宣，直到最后一分钟。开始的时候他们说，供水将会因为“维修”而临时中断。 

    中国有出现重大事故以后严肃处理的习惯，但是不愿意承认一种保密习惯，而这种习惯往往会将问题搞得更糟。去年，中石化的主席 Ma Fucai因为中石化子公司的事故而下台，该子公司位于中国西南城市重庆，在2003年12月份的时候发生事故，泄露的硫化氢气体导致大约200人丧生。在那年早些时候，北京市市长和卫生部部长因为未能制止高危的呼吸道疾病SARS的流行而被撤职。而尽管官员们承认，如果民众更了解疾病的话可以更好地控制疾病的流行，但是直到最近，中国官员们对于完全公布禽流感的流行情况，还十分犹豫。

    对于那些被撤职的官员来说，SARS的流行并不太可能如同描绘的那样是他们的责任。更高级别的官员更应该受到指责，但是由于他们的级别，他们没有受到指责。目前，在松花江污染事件中，还不能确定，在上周公布之前，中央政府在是否已经得知问题的严重性。在总理视察哈尔滨的时候，他并未就中央政府在事件中的过失而公开道歉。看起来，责任将主要落在低一点级别的官员们身上。

    如同SARS爆发期间一样，中国的国家控制的媒体对于江水污染的处理的批评十分活跃。在2003年，一些乐观人士认为，SARS之后的中国，其政府将减少那种神秘主义作风，而且可能会更加容忍那些媒体对他们的缺点的批评。不少中国记者说他们失望了。当松花江污染水段从吉林流向哈尔滨的时候，经过了吉林省的一座大城市松原市。在污染水段经过松原市的时候，尽管自来水供应被临时中断了，官方没有向民众公布哪怕只言片语的警告。关于这次事件的最终危害，可能要等待很长的时日才能知晓。

    另，中国国务院最新消息：同意解振华辞去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职务。

    原文出自Nov 17th 2005期The Economist的  The dragon and the eagle try to get along

    本周末布什将访问中国、会晤Hu Jintao，届时他将强调彼此之间的共同利益。但是中美两国在评估彼此意图的时候，仍然心怀戒备。

    

    最近，中国国家领导人Hu Jintao喜欢说一个词：“和谐世界”，指的是世界上有不同观点的不同国家能够和平共处。9月15日，Hu先生在联合国发表讲话的时候，首次提出了这个设想，这个设想与其说是列宁风格，不如说是列农（The Beeltes乐队主唱）风格。在最近对亚洲和欧洲的访问中，他的官方发言里面，都有提及这个词。相信布什在本次对中国访问中，也将听到这个词眼。定于今年11月19日周六的对华访问，将是Hu Jintao就任中国国家主席后，布什的第一次访华。

    Hu先生自己并没有给出“和谐世界”的具体定义，但是中国媒体清楚地提出，“和谐社会”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要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 在有争议的时候，各个具有不同政治背景的国家，都应该被倾听、被尊重。每一个成员国都应该“民主地”通过联合国来解决纠纷。这暗示这，作为一个与美国意思形态不同的新兴势力，中国将从限制美国力量中获益。

    布什先生并未对中国的崛起视而不见。本周在日本京都，他的亚洲之行第一站的时候，他说：“既然中国已经开始经济改革，中国的领导人开始发现，一旦自由之门被打开——哪怕是一点点，这道门将再也无法关闭。”

    当然，尽管很多西方人认为中国是一个潜在的值得美国害怕的超级力量，两国之间不仅仅相互产生威胁，而且更互相制造机会。两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布什总统在他的演讲中的其他部分赞扬了中国，而中国外交部长的回应是“我们共同之处多余分歧。”布什先生和Hu先生的挑战是如何将其各自国家的民族主义分子控制在国内。而且这种挑战将体现在两个方面：经济和战略。

    Encircling the dragon? 

    在美国，尽管在7月份的时候，美国五角大楼发布的报告认为，目前中国向本土以外运送军事力量的能力有限。一个有两党成员组成的小组最近还是发表了文件。该文件令人居丧，并长达263页，文件声称：“中国成系统地、加速地进行军事现代化进程，代表着一种持续增长的威胁”，这将威胁到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安全利益。当然如果中国持续向军队投入大量资金，包括每年增加100枚针对台湾的弹道导弹，美国的鹰派有理由担忧。尽管目前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但是美国同时承诺，当台湾遭受大陆攻击的时候，美国将提供援助。

    而同时，中国在尽力加强其与亚洲国家甚至更远一些的地区的关系。这多少出于一种戒备心态，以期防止被美国部署在周遍的军事基地（见图）、以及最近几年达成的包括日本和台湾的美国安全链包围。中国在海外没有军事基地。

    

    在中亚，由中国、俄罗斯以及其他四个中亚国组织的上海合作组织（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SCO）正逐渐在该地区形成对美国军事力量部署的挑战。在7月份的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中国和俄罗斯提出，要拟订一个美军从组织成员国撤离的时间表。在8月份，中国和俄罗斯举行了冷战以来两国首次的联合演习。演习的名字叫“2005和平使命”，该演习被宣传为反恐怖活动军事演习，但是实际上看起来更象是预演对台动武。

    中国还因为与那些美国力图孤立的国家交好而使美国恼怒，特别是和一些能源供应国。这些国家包括伊朗、苏丹、委内瑞拉，另外一方面，美国也注意到了，中国试图通过召开六方会谈以终结北朝鲜对核武器的野心。但是很多美国人相信，北京政府可以做得更多，以向孤立、穷苦的北朝鲜施压力。现在北朝鲜将北京视为其唯一的朋友。同时，中国用六方会谈向韩国示好，并试图让韩国认同中国的观点：北朝鲜令人担忧，并并不构成现实的威胁。

    Yuan a fight?

    目前中国和美国各自在编制军事预算的时候都要考虑彼此，如果这种无法消弭的相互猜忌逐渐增加，将最终形成一种威胁。然而，因为巨大的且逐渐增长的经济往来，使得两国之间有动机和平共处。

    在美国，中国引起了公众对全球化的恐慌。根据最近的Harris民意调查显示，有4成的美国民众相信中国将在10年内变得比美国强大，而且大部分人认为这个亚洲巨人未来将给美国经济带来消极影响。目前，根据市场汇率折算的话，中国经济总体规模不到美国的五分之一。但是人民币汇率也反映了中国对人民币的低估。而中国的蓬勃发展也被认为导致美国工作岗位流失。

    

    美国对外贸易中的经常项目赤字巨大，并在持续增加，有理由值得关注。美国对中国的双边贸易赤字达到了一年2000亿。尽管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占到了美国对外贸易赤字的1/4，但是对中国的指责还是太多了。贸易不平衡的原因更多的在于美国人不喜欢储蓄，而其他国家却又储蓄过量。

    当然，中国的经济政策多少导致了贸易不平衡的现象。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对外贸易：今年，中国总体对外贸易顺差将占GDP的8%。因此，美国国会有人开始施加压力，来自纽约的民主党人士Charles Schumer和来自南卡罗莱纳的共和党人士Lindsey Graham都威胁要对中国产品征收27.5%的关税——如果北京方面不将人民币升值到同样水平的话。在7月份的时候，中国调整了人民币汇率，升值人民币达2%，并且将人民币脱离对美圆的挂靠，转而将人民币汇率与一篮子货币挂靠。但是，自调整以后，人民币汇率仅仅上涨了0.3%，因此贸易保护主义的威胁依然存在。今年，美国回绝了中国国有的中海油公司对美国中型石油公司Unocal公司的收购。上周，布什政府做出妥协，将中国纺织品配额政策延长到2008年。

    尽管如此种种，布什政府官员们更象是精明的实用主义者，而非顽固推销意识形态政策的推销员。布什政府正在抵制怂恿试图妖魔化中国的行为。国会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和五角大楼的鹰派肯定回继续尽他们最大的努力使美国民众担忧中国的兴起。另外一方面，中国的官员偶尔也煽动一些对台湾不负责任的言论。但是曾担任美国贸易代表的副国务卿Robert Zoellick在最近一次乐观的讲话中表达了一种务实的观点。“描绘一下”，他说：“未来几年内，我们在世界范围内所要面临的挑战：恐怖主义、伊斯兰极端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贫困、疾病。试问一下，如果美国与中国合作的话，解决这些问题将更为容易还是更为困难？”

    他说的对。但是布什在京都的讲话说明，布什将继续向中国施压以让中国改变、开放其政治体制，并提高个人自由。这将激怒北京。在布什先生与Hu先生的会晤中，他们或许真的会发现彼此件共识多于分歧。但是困难也非细枝末节，而且在当今实际唯一的超级大国与它的骄傲并日渐成长的竞争对手之间，如何正确决定双方的关系，这将是双方最高领导人的艰巨的任务。

    最新一期的Economist的封面，这一比较，小布同学就猥琐啦！

    

    美联社最新消息Bush Hails Taiwan As Democratic Model

    在会晤过中国领导人不久以后，美国总统布什在周三就开始发表刺激中国的言论。布什称，从各个层面上来说，自治的台湾岛是一个自由的模式，中共大陆应该向其学习。

    布什以该演讲开始了他的亚洲四国之行，他将在韩国环太平洋领导人峰会讨论可能爆发的禽流感、全球贸易、北朝鲜核问题以及其他问题。

    布什于星期三晚间抵达韩国釜山，准备参加亚太经合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领导人峰会，而且还将会晤韩国总统卢武铉。在周三早间，布什已经在日本东京会晤过他在亚洲最亲密的盟友，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本周末的时候，布什还将访问中国和蒙古。

    布什力图促使中共大陆向13亿人民实行民_主，同时进一步开放经济，显然，他的评论将刺激他的周末访问的东道国。

    “我们鼓励中国继续改革与开放的道路，”布什跟他的观众说，这些观众在布什讲话期间保持了沉默，讲话结束以后，才给予了礼节性的鼓掌。“只有满足了其公民的对自由和开放的合法需求，中国领导人才能使他们的国家成为一个现代的、繁荣的、自信的国度。”
    
    他对北京的这个挑战获得了台湾方面极其热烈的赞扬。

    “依靠实行充分的民主，台湾给她的人民带来了繁荣，而且创造了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人社会，”布什说。他指出，在台湾，正跟如在韩国一样，经济自由化最终要导致政治自由，而目前中国已经开始追求经济自由化。
    
    “那些被允许掌控他（她）们自己的财富的男人和女人，终将坚持以控制他（她）们的生活和他（她）们的未来，”布什说“现在中国正在改革其经济，其领导人正日益发现，通向自由的大门一旦被打开，将再无法被关闭。”

    即使是间接地比较台湾与中国，也是中美关系之中最棘手的方面。中国认为台湾岛属于中国，并且威胁如果台湾一旦正式宣布独立，中国将进入台湾。虽然美国的政策是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包括台湾，并且反对台湾独立，但是华盛顿同时也是台湾最大的防御武器供应商，而且根据台湾关系法案，如果台湾遭受攻击，美国将提供帮助。

    事实上已经独立的台湾，在1949年，***中国成立以后，就脱离了北京的控制。

    布什的演讲表明，布什试图实践其就职宣誓，他曾在就职宣誓中声称，美国在考虑与其他国家关系的时候，要依靠于这些国家对待这些国家的公民的方式。在美国与中国、苏丹、巴基斯坦等国家关系方面，这些誓言遭受了最困难的挑战。 

    这种要求中国改变的呼吁远不如国会山的一些声音强硬，而且这些呼吁中还夹杂着对中国的表扬。
    
    布什注意到中国经济改革使得平民的住宅、饮食条件都有了提高，同时他赞扬了中国领导人在朝鲜无核化方面所做的努力。

    布什总统提到中国应该允许其民众有不受限制地敬拜神佛的自由——作为对这点的强调，他说他将在中国北京访问一个官方认可的教堂，在说到这些的时候，布什没有提及中国人权记录。

    这种小心翼翼的舞步反应了美国对中国外交的微妙。对于美国产品来说，中国目前有巨大的、日益成长的市场。同时中国有具有世界最大规模的常备军队，而且中国正逐渐利用经济实力来在国际舞台上证明自己。

    “中国人不喜欢被斥责”在纽约的对外关系委员会研究中国的Adam Segal说，“但是如果他们介意的话，他们还是可以接受积极方式的建议”

    实际上，目前中国方面的反应是沉默。

    “我们共同点多于分歧，”中国外交部长Li Zhaoxing说。

    布什还建议中国进行更进一步的经济改革以改善巨大的贸易顺差问题、加强对美国软件及电影的版权保护、在货币汇率政策方面向完全市场形成机制更进一步。

    布什也没有放过朝鲜和缅甸，这两个国家“甚至还没有向自由迈开第一步。”他说这些国家的代价是“拒绝开放导致孤立、落后、残忍。”

    原文出自Nov 8th 2005期The Economist Buttonwood专栏文章With a pfffffffft or a fizzle

    美国房地产价格泡沫的意味已经出现。这个泡沫会爆裂还是平稳消弥呢？

    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市，一个充满绿荫的中产阶级郊区的Chestnut大街上。充斥着反战的标语：“现在就离开（伊拉克）！”，这些反战标语已经超过了房屋出售的标牌数量。但是，当地的房地产中介无疑地认为，当地的房地产市场正在跌价。

    在巴尔的摩市南部繁荣的安纳波利斯市，价格超过150万美金的房屋销售周期要长于几周前的水平。总体上来说，之前三处翻修一新的维多利亚风格的房屋出手依旧很快，但是在今年秋天第四处房屋销售的时候，业主已经下调了10%的报价，当地的地产经济人称。“现在到处都在谈论说，房屋市场的泡沫不能持久以及一些不确定情况，人们开始害怕买房子的时候付多了，”她说。

    这还不算是房地产市场的崩溃。但是我们的专栏作者Buttonwood去这地方看望她的父亲大人的时候，真切感受到了美国房地产市场有多么让人感到不安。在过去几年中，得益于超低的利息率和超高的房屋价格，美国房地产行业蓬勃发展。房屋所有者们贴现了他们的纸面财富，并支出了这些财富，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看起来，房地产行业再也不可以以前一样速度向前发展了。

    第一个原因是美国联邦储备局已经开始收紧其货币政策，这种紧缩政策的影响已经初步体现。随着10年期国债利率小幅上升，在上周，30年期的房屋抵押贷款固定利率平均水平已经上升到6.31%，达到近16个月来的最高水平。与一年期国债利率挂钩的房屋抵押贷款浮动利率平均水平上升更迅猛：从前一周的4.91%水平上涨到了上周的5.09%水平，该利率水平达到了2002年以来最高记录。

    当然利率还不算最糟糕。实际上，目前的利率水平还是相对较低，同时大多数美国人选择了固定利率的房屋抵押贷款，或者是那种并不每年浮动的浮动利率房屋抵押贷款。但是，数年以来，房屋价格涨幅超过了收入的增长和通货膨胀水平，而且现在越来越少的家庭能够负担得起自购房屋。热情正开始消退。

    在10月份，房屋抵押贷款申请人比9月份减少了5%，比去年同期水平更低。未售出房屋数量正在上升。目前看起来房地产依旧保持牛市的一个信号是，房屋所有人依旧在贴现其房屋：根据Freddie Mac提供的数据，在第三季度，他们贴现了大约600亿美圆，着相当于之前三个月的水平。

    利率和其影响是一个问题。税务改革是另外一个问题。上周的时候，乔治·布什的税务改革委员会给出了一份比较奇怪的税务改革草案，该草案向统一税率方向改进了一点点，向消费税方向改进了一点点，但是往影响地产市场方向改进了不少。委员会建议对目前的贷款利息抵税政策做出调整。根据目前的税务政策，贷款利息支出可以用于抵税，其用于抵扣的税率从15%开始到一定的顶限，因此富裕的贷款人从中获利要高于低收入的贷款人。在目前，抵税的额度相当纳税人的税级与利息支出的乘积（因此在相同的利息支出下，收入越高、税级越高的人，其获得的税务豁免就越大），税改方案建议：用于低扣所得税的利息支出必须有上限，这样就能防止富人实质少交税。

    如果说，税改是出于降低房地产市场价格的话，那么这至少是个不坏的建议。美国国家地产经济人协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估算，该项税制改革将使得全美的平均房价下跌15%，该幅度与美林银行的经济师（Merrill Lynch）在去年做的估计相近。这将降低高端房屋的价格，同时提高那些更为普通的住宅的价格。（对于那些要出手手头房屋的平头百姓来说，这是个好消息，对于那些准备首次购房的平头百姓来说，这多少算不得什么好消息。）

    当然，房地产行业的游说者将在国会极力游说，同时还有政治因素将阻挠这个税改。一个不怎么受欢迎的总统试图强行通过一个不怎么受欢迎的税改——在大选年来临之前，这无疑将是一个愚蠢的行为。而且，目前的美国总统最在乎的选民不赞成改项税改方案。因此税改有可能最后变得与目前得草案面目全非。

    如果不考虑税制改革对息抵税的影响的话，房屋价格是将下跌还是仅仅涨幅放缓呢？后者更有可能，但是房屋价格仅仅放缓对经济发展来说也是一个坏消息。在最近的时期，消费者支出产生了70%的经济增长，所以即使是部分地停止贴现房屋资产（以支持消费支出）的话，经济发展将出现紧急刹车。而且在上周，与房地产行业提供了50%的新增工作岗位。PIMCO证券公司的老板Bill Gross估算称，如果房屋价格增长水平如果低于合理速度的话，明年的经济增长将减少到1-2%的水平，低于目前第三季度的3.8%同比水平。

    造成目前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在前几年，对泛滥的借款人发放了泛滥的贷款。一些贷款给那些通常来说达不到贷款资质的人，这些贷款达到了每年5000亿美圆。这些贷款的大部分方式是浮动利率、仅付利息贷款（interest-only  loans）或者负还款贷款（negative-amortisation loans）。目前，这些贷款人和放贷款人都面临更多的利率变动风险。

    银行乐于向那些边缘贷款人借款，因为银行可以向那些准政府的中介（比如Fannie Mae, Freddie Mac）再贷款，或者向私人投资人证券化债权。许多这种贷款都形成担保债务凭证（collateralised debt obligations，CDOs，按风险和收益的不同将债权分散给不同的投资人，以获取债权的贴现）。日本和欧洲投资人一度十分热衷购买这种东西，但是目前有信号显示热情已经开始消退，而且最近几周以来这种疲态已经急剧蔓延。

    目前，贷款人的不量行为还非常少，这得感谢低利率和快速增长的价格。但是这种局面未必能持续太长时间。在2005年中期，不到5%的借款人的贷款高于其物业价值的90%。如果一个不良贷款人出现困难无力偿还贷款时，银行将会要求他出售他日益增值的房屋，并归还贷款，根据所谓的“自愿提前偿还贷款”条款。当利率上升、市场价格低于房屋投资成本时候，银行这种资产保全手法将变得不切实际。

    因此所有的问题又回到了利息率、回到了中央银行以为了压低房屋价格而持续提高利率的决心上来。Alan Greenspan肯定已经看到了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但是他的继任者，Ben Bernanke可能未必如此。无论如何，房屋市场的反应要滞后于紧缩的货币政策1-2年（考虑到中国房地产开发商对银行贷款的依赖，这种滞后在中国要短暂得多），因此看起来很可能矫枉过正。当美国联邦储备局的官员们准备压低房地产价格的时候，可能美国经济的反应不是在呜咽，而是突然一声巨响。

    
    时代周刊漫画：只要你别入住装修，赶紧出手，房屋泡沫还是不用担心的。

    
     时代周刊漫画：被投机托高的房地产价格缺乏实质支持

   原文出自November 8, 2005期The New York Times的In Beijing, a Changing Harvest

    
    Xi Qiuyuan坐在他晾晒的玉米上。
    
    在过去的差不多一个月里，一个驼背、眼睛浑浊、牙齿发黄的叫Xi Qiuyuan的男人在马路边看守着他的玉米。这些玉米被铺在马路上，等着被晒干。而Xi先生是个守夜人，看守着他的玉米。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他的角色在中国并不特别。他睡在户外，利用一个粗糙的砖垒炉子取暖。他用一个耙子耙匀狭窄的乡村道路的玉米，以便这些玉米能快点晒干。

    他并不抱怨，这些事情即使没有一辆SUV汽车也能做。

    “晚上很难睡着，因为往来的车太吵了，”在一个早晨，汽车呼啸而过的时候，40岁的Xi先生说，“大约半夜两点左右的时候，就安静了。”

    在中国，秋收已经结束了。但是与那些农业活动主导生活的农业地区不同。北京农村的秋收已经被吵闹的生活所改变。总体上说来，北京是一个具有1500万到1700万人口的城市——这得看谁来计算。

    在城市之外，农村正迅速转化为城市郊区。农民们赶着脏兮兮的羊群在尘土飞扬的马路上与喧闹的卡车争路，那些蓝色的卡车正往城市运送建筑材料。有些农民坐在手扶拖拉机或者骡车上，旁边圆滑的奥迪汽车紧闭着它的染色车窗飞驰而过。

    这就是两个中国的不变的冲突：一个是冲向21世纪的城市中国，另外一个是仍然滞留在18世纪的农村中国。城市中国目前占上风，最近公布的政府统计数据表明，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至少四千万的农民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土地。

    对于一些农民来说，这种改变是一个获取更好生活的机会。而对于另外一些农民来说，这是他们唯一熟知的生活方式的突然终结。

    在北京新铺设的五环路边上，54岁的Lei Deqing正在用一把镰刀砍那些地里的玉米秆，而他放养的一小群羊正在啃地上的断茬。在他附近大约100码远是一个高尔夫球场。

    他所在的小村庄，Bei Dian，最早的时候有大片的耕地，之后被各种开发项目征用了大部分——相应的补偿很少。现在村民们靠抓阄确定谁来耕种剩下的小部分土地，另外一些村民靠把房子出租给来北京的外地建筑工人赚钱。

    “贫富差距越来越大，”Lei先生主动说，“我们都没什么地了。”当被问到新铺的路尽头的高尔夫球场的时候，Lei先生嘲笑道：“啊哈！”他抱怨到：“有多少中国人能消费得起那个？那个只是有钱人跟当官的准备的，只有他们能消费得起。我们要进去还不被打出来？”

    实际上，北京作为一个大地理概念，具有6000平方英里的面积，包括城市和周围的农村，这些农村正被迅速扩张的城市侵占。尽管这在一些统计学家的眼里看来，这种农村地区城市化是合理且必要的转变过程，然而对于那些只会种田的人来说，这种转变则就十分残酷。

    Xi先生并不喜欢城市，他说他从来没在城市里面定居过，也没有计划去城市定居——虽然从技术上来说，他也是一名北京居民。在10月份的大多数日子里，他和其他的农民一样，在路边看守着晾晒的玉米，这些玉米晒干以后就好碾碎为粮食。

    Xi先生指着坐在路边看守玉米的其他人，并把这作为农村生活不变的证明：“没有什么变化”Xi先生说，“从来就是这样”。

    相比之感受周围的社会变化，Xi先生还是更擅长于看守他的玉米。距离他不远的地方一些叫“约塞米蒂”或者“皇家城堡”之类住宅楼盘正在建设之中。说话以后不久一辆灰色的BMW运动多用途汽车（SUV）碾过了Xi先生用石头堆起来的护拦线。他或许不想走向城市，但是城市已经向他而来。

    在马路边几百码远的地方，一群中年妇女在坐在玉米堆边吃面条。“大部分耕地都被征用了，”其中一名妇女说：“没有多少地剩下来，我们就种那些剩下的地。”

    当被问到她们的未来是否确定，在新的中国会不会有她们的位置的时候，妇女们认为这个问题太无稽了：“我们是农民，”这名不愿透露名字的妇女说：“我们喜欢种地，这就够了。”

    但是Dai Shumin的经验告诉她不是这样的。54岁的Dai女士是一个叫Xia Xin Pu的小村庄的村民，这个小村子已经被发展中的北京所占领。她父母以前就在这个村子种玉米、大米和红薯，也是在这里，她学会了种庄稼、采棉花。在1986年，当中国开始发展市场经济的时候，她的丈夫在图书馆找到了一份工作。他的收入使得他们家买了辆车，从此夫妇俩开了一家运输公司。

    她们夫妇的收入使得她们有钱办了一个养猪场，最后还筹集了足够的钱开了一个餐馆，目前餐馆由她儿子经营。她的女儿在市区的工厂上班。她丈夫还在图书馆工作。
 
    在餐馆外面，Dai女士的玉米正堆放在穿过她们村庄的马路上晾晒。当她还是十来岁的时候，中国因为集体化政策的失误而出现的大面积的饥荒，Dai女士说当时她们村庄的村民靠吃玉米熬了过来。而现在，她要把玉米卖给附近的猪饲料加工厂。 

    她现在已经不用为了收入而去种地了。她的房子里面有新的皮制沙发，一台电脑和一个宽屏的彩电。她的勤劳和聪明使她获得了政府颁发的劳模奖章。

    但是她还是保留了大约几十英亩的土地，她不能想象不种这些地的样子。她雇佣了一些外地民工做大部分的农活，当然在一些时候她也会下地干活。“这不是为了钱，”她说：“种地已经是种习惯啦。我从小就务农，看到地荒着，我会觉得心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