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风竞舟

    在地球上居然比71个国家地区都要腐败！！

    不过还有更腐败的：伊拉克，已经打仗了；缅甸，和尚都出来游街了。

    咱们国家就好多了，政府比将近100个国家的政府都要廉洁哩。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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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饼子节又来了！春花秋月一年有又一年没完没了啊！

    ……

    “天凉好个秋！！！”

    原文来自OutSide杂志9月期的Firestarter

    在2005年被捕之前，Chelsea Gerlach 曾9次参与Earth Liberation Front的行动，其中包括1998的纵火行动，那次纵火行动  烧毁了Vail山的两幢Elk旅店。在Outside对她的独家专访中，Chelsea Gerlach回忆了她那些为了环境保护而去逃亡、破坏的生活，并解释了为何最终选择与联邦调查员（他们最终捣毁了Earth Liberation Front）合作的原因。

     谁是Chelsea Gerlach？

    现年30岁的Chelsea Gerlach曾经是Earth Liberation Front的成员。以在1998年10月19日参与烧毁Colorado州的Vail滑雪胜地的两幢Elk旅店而出名。在1996年到2001年之间，Chelsea Gerlach的组织主要在太平洋西北岸活动，烧毁伐木公司、野马圈栏和基因工程工厂等——总计纵火超过20起。

    在2004年，前ELF组织的激进分子Jake Ferguson开始成为FBI的线人，并招供指证其前同伙。在2005年12月的一次警方行动中，Chelsea Gerlach被逮捕。该次行动还逮捕了她的男朋友William Rodgers——即Chelsea Gerlach所认识的Avalon；还有她前男友Stanislas Meyerhoff和另外十多人。一个月以后，William Rodgers利用一个塑料袋罩住自己头部自杀窒息身亡。其他人包括Chelsea Gerlach开始认罪、与政府合作以换取更短的刑期。在2007年5月25日，法院判处Chelsea Gerlach在联邦监狱服刑9年。

    在7个月中，Chelsea Gerlach在Oregon州Eugene的Lane郡监狱为Outside杂志有关采访写了回复。在判刑之后，她把有关答复给了Outside作者Mckenzie Funk——她在Eugene读高中时候的同学。在两周中，她从监狱中给Mckenzie Funk打电话，更新有关内容，并解释她的那些行动。在她看来，那些行动都是有理由的。      

    在从Oregon到Vail的路上，我们在三个州里的每个大城市的大商店边停下。我们在每一个RadioShack边停下。这些商店的数量有限，为了避免引起怀疑，我们在每一处只购买部分部件。可能在一家Fred Meyer店里购买一个闹钟，或者再买瓶水；在一家Albertsons店中购买一盒火柴；在一家五金店购买一卷电线。我们总是戴着棒球帽，以防万一天花板上的摄像镜头拍到我们脸。

    我们在Utah州的一家汽车旅店里逗留，将定时器组装到引火器上去。这是个噩梦，Avalon有说明书，但是他以前从来没做过这东西。这些定时器的延时比他曾经用过的都要长——足够长到让我们在大火烧起之前下山并离开事发地区。我们先是发现我们买的钟表里有一半没发用，最后我们又发现这些表在寒冷情况下无法工作，我们只好把这些钟表统统扔掉了。

    当我们到Vail以后，我们就试图在夜里把燃料（部分汽油，部分柴油）运到山上。但是积雪过厚，导致我的卡车陷了进去。我们花了了数小时才把车弄出来，车后面还藏有75加仑的燃料，这已经是该撤退的时候，而且周围已经开始有猎人出现了。我们把那些燃料瓶子藏在树林里面，并离开了。燃料藏匿地点距离我们的目标尚有数英里的距离。我们的目标是位于1,1000英尺海拔山脊上的一个滑雪场缆车及一串建筑。最后必须要徒步上山了。

    我们驱车数小时并见到了从Oregon过来帮忙的几个人。会合以后我们总共有6个人，不过一切都没有安排好。多数人根本认为计划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又返回了Oregon。当时我真没有认为单靠Avalon和我能够做成这件事儿。但是最后这事儿还真就发生了。

    Avalon在我们藏匿燃料的地方下了车，我们确定好几天之后再会面——这段时间足够他徒步数英里将那些燃料罐搬运到山上并藏在每幢建筑物附近。

    当我接到他的时候，他已经筋疲力尽了。我伐木小道边上找到了一个营地，让他在里面休息了几个小时，但是时间仍然很紧张：第二天压路机就会开过来。我们最后确定了我们的计划，我开车把Avalon送到了Vail的一条小道路口，并返回到我的露营地等待。10月18日的夜晚是寒冷的，但是我不能生营火——那会引起注意。我只好站在满是松树和冷杉的树林里，夜不能眠。

    我们不是纵火犯。我们许多行动根本与火无关，而且我们的人没有谁象放火狂。我认为“eco-saboteur”的称谓更确切一点。像美国联邦政府一样称我们为恐怖分子是不符合实情的。在一个右翼分子爆炸俄克拉荷马市联邦政府大楼并导致168人丧生的时候、在那些反堕胎主义分子谋杀医生的时候，我都遇到了麻烦。但是仅仅因为我们在半夜里烧毁了几幢废弃的建筑，政府就把ELF认定为（美国国内）最顶级的恐怖主义威胁——这只是反映了它们的选择。

    现在所有这一切都过去了。我不介意来谈论我在那些行动中起到的作用，我不介意来谈论我的那些共同被告们已经说过的事情。但是我不想说谁都做了什么，或者指明道姓。或许，对于那些谴责我是告密者的人而言，这很滑稽。我知道最重要的原则：不该向警察出卖你的朋友。相比之那些批评我的人，我个人更加理解这个原则。实际上，就是因为我被我的朋友出卖，我现在要服刑9年。

    在最后的时刻，几乎每个人都已经认罪、自杀或者流亡海外。而在牢狱中度过余生则是你之前无法想象的。我知道，如果我拒绝合作并成为某个行动的烈士，我就无法澄清那些针对我们所作所为的批评。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为了行动，说出真相，而不是作为一个拉拉队队长。而其他的激进分子也需要从我们身上吸取经验。简单地指责我们是告密份子也无法解释这一点：在我们被捕前几年，我们已经全都放弃了这些激进的策略。

    我不喜欢嬉皮士这个称谓。嬉皮士通常是那些肮脏的隐君子——我父母当年也绝对不是。他们在1975年从Philadelphia搬到了西部，在Oregon的Sweet Home郊外购买了8英亩的森林，并在那里建了幢房子。我就出生在幢房子里，从小吃有营养的酵母片和甘蓝，不许看太多的电视，不吃快餐。我母亲曾经是个幼儿园老师，大学里面学的是生物学；我父亲在一个电子公司工作。我父母在1980年离婚以后，我在Eugene地区住了一段时间。住在我母亲家的时候，我们收到了Greenpeace和SeaShepherd的邮件——紧急，被屠杀的鲸鱼数量图表。我父亲订阅了EarthFirst！Journal，当我不停地找他借阅的时候，他给我订了一份。

     当我15岁的时候，我开始Northwest Youth Corps工作，主要是维护Oregon的徒步旅行小道。在转年的夏天，我父亲把他的老式Subaru汽车送给了我，他找了家汽修店把车子的颜色涂成了森林绿。我开着这车去去Idaho中部的Cove/Mallard，那是lower 48地区（当地不通公路）最大的木材交易点。在那里，我认识了Avalon，他在EarthFirst！运动中颇有影响力。那一年他28岁，我16岁——那里最年轻的。

    尽管EarthFirst！致力于深奥的生态学，但是其哲学思想认为各种生物都具有天赋权利，而人类并不是地球的主宰。基于这一点不难明白：唯一道德的社会是一个能够持续发展的、并且能够与其环境和谐共存的社会。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不能利用石化燃料来生产那些一次性的塑料产品、或者是让石化产品充斥着我们的经济社会。当我发现目前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就是问题本身的时候，我开始认为在这些体制内工作不仅仅是徒劳的，甚至还近乎不道德。

    如果说问题在于人类文明本身，这可能看起来不切实际。但是认为“碳信用额”就能解决问题也同样不切实际。开着烧乙醇的SUV（运动型多用途车）并不能改变任何事情。总的说来，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塑料罩子里面，每件事情其实都是相互联系的。事情的发展并不取决于我们是否做好了准备。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污染了水源，我们最终会生病。作为一个种群，我们需要变革过去那种自毁式的发展模式。

    我很犹豫是否要说这个，因为我不想让我听起来来像个恐怖分子。那是1995年，我还在华盛顿州Olympia附近的Evergreen State College（长青州立大学），我在《华盛顿邮报》上读到了《邮寄炸弹恐怖分子的宣言》（Unabomber Manifesto）。我认同他的所作所为，但是我认为他说的观点有道理：工业革命是一场灾难，给第一世界带来了精神层面的磨难、给第三世界带来了物质方面的折磨，并对自然世界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这就仿佛有突然之间有人把我当时所想行诸文字。

    在Evergreen的时候，我参加了当地的EarthFirst！组织。我们搞了一次阻止销售老成长树木的活动。销售老成长树木是基于“残余财货骑士”方案——在1995年国会批准了该规定，从而使得许多木材销售交易能够跨越重要的环保法规。阻止活动仅仅持续了数小时，运木材的卡车又继续前进。对我而言，这是一个转折点：如果那些破坏环境的人不去遵从法律，那保护环境的人为何要去遵从法律呢？

    之后不久我进到了Avalon，我告诉他我对公开的行动主义倍感幻灭，而他当时并没有说什么来鼓励我。之后我退了学，并很快加入了一个秘密组织。

    地球解放阵线（Earth Liberation Front，ELF）本身不是一个组织，Avalon也不是我们的领导人。一般说来，我们不知道成员彼此的名字、电话号码或地址。我们使用ELF标志作为一种传达消息的方法。我们中间一些人是Avalon招募的，他说：“这不仅仅是胡乱地放把火而已”。但是我们都是无政府主义分子，你没法规定我们要怎么说。如果成员具有特定的技能——比如装配放火装置，他们的技能会得到尊重。我经常充当通讯员的角色，因为我的书法和电脑操作都不错——我们的消息传递和加密可不是靠直觉。

    目标都是由个人选定。比如，某个成员可能会找到一家伐木公司，并进行一番调查，之后再告诉那些愿意参与的成员。我们通常开车进行第一侦察，最后一直侦察则是在半夜徒步到现场。半夜侦察的时候我们穿成黑色，并观察目标周围环境、狗、保安、晚班工人等。我们还要找到安放引火装置的地点——挂着、藏着，以及可以拢起火苗来的东西。

    我们在选择目标时最主要的考虑因素是安全问题——我们自身的安全、他人的安全以及非目标建筑物的安全，我们从来不想让任何人冒险。在90年代后期，Eugene地区有数家木材公司的办公室因为与周围建筑太接近而幸免被烧。相反，肉类分销公司Childers Meat Company的厂房在1999年的母亲节被烧毁，这个厂房位于十字路口边上，周围没有任何其他建筑。我们设计的引火装置包括一个电路、火柴、road flare和一些燃料。“燃烧弹”这个词有误导效果：火刚起来的时候只是非常小的火苗，经过十分钟以后，火势才开始逐渐变大。火势是渐进地发展，从来不会爆炸，也从来不会突然出现一个巨大的火球。

    我们尽量精明地防范可能被抓的情况。我们在地图上标出交通摄像头、自动柜员机摄像头、加油站摄像头的位置，以便开车的时候绕开这些镜头。我们清除掉每件东西上的指纹，哪怕是手表上的指纹也要清除——开始我以为这是小题大做，直到我在爬越一个围网的时候掉了一块手表。我们做得非常好，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多年来一直不知道我们（直到我们中间有人向政府通风报信）的原因。

    在1998年10月，Avalon来到Eugene郊外我跟朋友Stan合租的小屋里。他问我们想不想干一次真正的大动作。那将是我第一次放火，同时也是Stan的第一次，我们同意了。因为我们从来不在室内讨论任何事情，于是我们走到外面的草地继续讨论。几天以后，我开着我的皮卡跟着Avalon往东进发。我们并不直到目的地，直到我们到了Colorado的时候，Avalon告诉我们目标就是Vail滑雪场。

    我曾经看到过Vail的发展计划，根据该计划，Vail将要扩大855英里面积。而15年前，该地区发现了Colorado最后的野生狸猫。Vail滑雪场不仅仅要破坏重要的生物栖息地，而且还会破坏当地的企业和社区。公司的利润都来自在当地建设别墅。当地也曾因此发生过大规模的公众抗议、向政府请愿甚至法律诉讼等，但是这一切依然无济于事。如果有公司需要被烧的话，Vail无疑是个目标。

    在10月19日凌晨时分，除我以外，其他的人都回到了Oregon，而且我也没有定时器。Avalon只好亲自动手去放火，他在方圆一英里半的山脊上，他徒步从一幢建筑跑到另一幢建筑。当他点着最后几幢建筑的时候，最早点燃的几幢建筑已经是火光冲天了。其间也有几个惊险的时刻：一个猎人在一幢建筑的休息室里睡觉，Avalon开门的时候发现了他，就没有烧那幢建筑。

    在山下等待的我根本没法确定他是否能按时回来。当我从我的宿营地出发去接应他的时候，我从收音机里面得知警察和消防部门正在查找一辆蓝色的皮卡——正是我开的皮卡。我只好继续前景，以在一个路口把Avalon接到下面的小镇里去。

    我准时到了约定地点，当时是清晨，天已经亮了，而且周围已经出现了徒步旅行者。我待在皮卡里，并不停翻动我的东西，装成我正准备徒步旅行。而在路边，Avalon也已经把黑衣服换成了徒步旅行者的打扮（他开始把这些衣服都装在了一个黑包里），而且一旦他听到什么动静他就跑到边上的树林里躲藏起来。

    时间过去了10分钟，20分钟，最后30分钟过去了。正当我犹豫我是不是要离开的时候，Avalon出现了。他冲我的皮卡车走来并上车，他说了两件事情：他受伤了；行动成功了。不过那个时候可没法详谈，于是我开动了汽车。

    我们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去了Denver的一个图书馆，我查看了Avalon的伤势：跟腱扭伤——他跑得太多了。这需要冰块而不需要进医院。我们之后又到了一家图书馆，因为Avalon走路已经很困难，于是我一个人进到图书馆，并用电子邮件发布了公告。

    在之后的几天里，我看到了有关新闻报道。当看到大错特错的猜测的时候，我感到十分好笑：推测认为至少有6个人应对大火负责，而且放火案中还有内应等等——人们总容易把这种事情想象得过于艰难。我们总共造成了1200万美元的损失，占1589.4万美元（我应赔偿的重建费）的大部分。破坏在继续，我们并没有停止，尽管保险公司会支付保险金以帮助重建被烧建筑，但是Vail因此减少的1300万美元收入则是无处索赔。我们称其为ELF税。

    此外，我们还都在寻求更大的影响。尽管后来我们发现，当时我们对我们的行为有各自不同的理念。Avalon在某种程度上仍然相信政治的方法。他认为我们可以移动争论的界限：通过做一些极端的行为，使其他的环保运动看起来更加合乎情理。不过，我从开始就不认同这一点，到了Vail事件之后，这一点更加清楚——Vail事件最后对当地的活动分子造成了消极的影响。但是即便是对于Avalon而言，Vail事件的意义也不仅限于Vail本身：Vail事件说明我们作为一个社团正在行动；Vail事件能够鼓舞人们。而这在某种程度上肯定是这样的。

    在我作为ELF活跃分子的四年中，很多时候我的生活是快乐的，当然也有不快乐的时候。比如成天待在宾馆里，每个人套着油漆工服装、戴着面罩和发套、手上也戴着多层的橡胶手套，在那里组装微小的电子设备、焊接铁块。而这时候还什么都做不出来，大家都汗流浃背、垂头丧气、互相埋怨。

    但是之后就是晚上在旷野里奔跑，而这是一种非常难以置信的活着的感觉，你完全是在一瞬间明白这一点。我感觉我与自然界相互关联，并且真的具有了保护它的能力。这种感觉难以言表——就像突然打开了某个事物的面纱，又或是象事情一切顺其自然。有些人可能会将这称为理想主义。

    到2001年的时候，一切开始土崩瓦解。当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加小心的时候，人们却开始变得更加卤莽。当时我们有理由相信Jake已经在被调查，可是其他人还是邀请他参加了其他的行动。那年春天，Jeff Free Luers纵火案件开审，我们面临的压力也开始增大。前一年的夏天，Jeff Free Luers在Eugene的Romania Chevrolet Truck Center纵火，并烧毁了三辆SUV。在2001年三月，Avalon、Stan和另外三个人（Jake并不在其中）到Romania Chevrolet Truck Center纵火，并烧毁了35辆SUV——为了支持Jeff Free Luers。

    我们很多没有参与烧车行动的成员都认为，烧车行动将导致Jeff Free Luers被判一个更长的刑期，而且还会加大其他行动主义团体的压力。事实的发展正如我们的设想：Free被判23年。此外，命运弄人，Jake被逮捕，并被认为是Romania烧车案的主犯。实际上，Jake并没有参与Romaia烧车行动，甚至完全不知情。碰巧的是，转天他又被起诉偷盗他室友的汽车，尽管这两个案子并无关联，但是Jake还是收到了传票。他没有说什么，但是从那个时候起他开始与政府合作。

    自2000年以后，我们开始召开会议，我们称为Praxis Book Club——这是一个讨论技术、分享经验的论坛。我们分别在Eugene、Tucson、Santa Cruz和Olympia各召开过一次这样的会议。第五次会议在Oregon的Sisters举行，那时候情况开始恶化，Romania烧车行动导致了分裂。我们讨论烧车事件、讨论总体的战略。在突然之间我们清楚地发现，对于我们的行为和目的，我们彼此的理念相差非常大。在激进运动中，对于直接行动存在多种解读和思考，而我们希望致力于行动。我们应当早点讨论这个。我认为我们没有再召开会议的必要了，我认定，如果再多逗留很不安全，于是我离开了Eugene。

    几个月以后，911袭击事件发生了。当时我住在一家酒店，为晚上的侦察行动做准备。隔壁开着电视机，在说一架飞机撞到了一撞大楼什么的。因此我打开我房间的电视，看了一整天。新闻广播员不停地谈论着疯狂的安全防范措施：任何事情都处于高度警戒状态。军用飞机持续在头顶飞来飞去（酒店靠近一个空军基地）。这种日子可不适合半夜穿着黑衣服出去侦察，我们取消了侦察行动。

    我的姑妈住在Connecticut，我的奶奶曾住在Philadelphia。在2001年的11月份我和家人外出过感恩节。在我从JFK起飞前，我花了几个小时参观了Ground Zero。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被认为是美帝国的中心，并认为应该对全世界的许多暴力事件负责，因此我对袭击本身并不感到震惊。但是我也不是铁石心肠，911袭击是一场悲剧，而Ground Zero也曾是个强大的地方，我一边在周围走着一边流泪。

    2001年离开Eugene以后，我在加拿大躲藏了6个月份。这段时间对我而言仿佛一个长期休假。在我作为活动家的时候，我从来没有给自己时间。之前我认为，既然世界上的诸多问题那么紧急，休息和娱乐就是一种自私的行为。但是，未能平衡好生活是一个错误。我们付出了太多的牺牲，使得我们的自负妨碍了我们的行动。我们太过沉浸于世界的苦难之中，导致我们最终走向分散。站在这些之外，我终于能够看得更清楚，我决定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我离开ELF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且很艰难，我仍然秘密活动。我开始与Darren同居，Darren是名加拿大的活动家，曾为动物保护行动而服刑，并不许进入美国。我们去了San Francisco，之后又去了Portland，其间用的都是假身份证。我们不和任何一个新朋友谈论我们的过去。我有一个预付费的移动电话，用来跟家里打电话。对于何时何地开移动电话，我都十分谨慎。

    在Portland我开始做DJ。被称为house music的节奏跟人类心跳的节奏一样；生命与地球的联系一种直觉。我经常在音乐里加入颠覆性的政治信息。在2005年1月，正当我在一个聚会上担任DJ的时候，Jake出现了，这个时候他已经是FBI（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线人了。我不想表现得没有礼貌，但是我跟他的确没有交谈多久。

    之后的10月份，我看到他在Portland一家咖啡店排队。我跟他聊了几句，考虑到他一贯很落魄，我还给他买了一些吃的，但是并没有告诉他任何事情。在2005年11月底，我被捕前一周的时候，我在Eugene的一个武术馆做DJ，那个武术馆装修的主题是丛林——有大型植物、天花板上有网，而我在玩非洲风格的节奏，到最后所有的人都开始跳上跳下。

    Jake这时候进来了，政府方面同时还特意安排在门口停放了辆Childers Meat Company的卡车。他们希望用这开车来让我回想并谈论过去的行动。但是这没有效果，我专注表演，那些密探们听了一晚上的boom boom boom。

    在我被捕的那天，我正要开车去Portland西北边的一个咖啡店，并刚要把车停在咖啡店门口。这个时候两辆警车堵住了我前面的十字路口，同时又有一辆警车从我后面开了过来，此外至少还有两辆警车在附近。一个警察探员拔出枪，拉开我的车门，大喝：“把你的手放在方向盘上！”他们把我拽了出来，给我戴上了手铐，并把我塞进了一辆没有标志的汽车里。

    在FBI的总部里，他们给我看了一张图片，那是被我们弄倒的Power Administration tower。他们说其他人已经被抓且都已经招供了，并建议我也应当招供。我问我能不能抽一支烟，他们同意让我走到户外去。我并不经常抽烟，但是我想享受一下我最后的自由。我看到了一些鸟儿，并试图记住那些树木、微风、草地和天空。当我返回室内后，我去了洗手间呕吐。

    在开始差不多两个月里，我拒绝与政府合作，并跟法院为我指定的辩护律师不停争论。我认为通过把别人投入牢狱来获取免刑是不道德的。在圣诞节之前，Avalon在牢房里自杀了。我也知道其他的人一个接一个地开始招供。很快我就知道至少有6-8人将会指证我，而我将面临至少35年的监禁。这个时候我也明白，我与政府合作并不会导致任何人进入监牢。于是我招供了。

    之后，我的一些共同被告与政府达成了交易，他们能够在不用指认其他人的情况下与政府合作。但是我不可能，我的那些共同被告只在Oregan州参与了一两次纵火行动。而我则是被控在5个州参与了9项重大的纵火行动，因此我的罪名自然更加严重。Colorado州的探员找我来确定还有谁参与了Vail纵火行动。他们认为仅仅凭Avalon和我是无法完成这么一个纵火行动的，当我告诉他们真相时，他们看起来十分失望。

    监狱里一切都是灰色的，除了偶尔能看到小块天空以外，我很少能够看到自然界的或者美丽的东西。我每天生活很有规律：睡到早上5:30起床吃早餐，10:30吃中餐，阅读报纸，练习两到三小时的瑜珈，洗澡，写信，吃晚餐，熄灯后需要集中注意的事情，冥想一两个小时，睡觉。

    我从来不是一个特别注重精神的人，但是在这种难熬的牢狱生活中，冥想自然而然地成为一种平静心态的方法。我发现，在牢房里的时候比之前在外面的自由世界更加充实——更加接近生活的精神层面。活动家应当将其内心的思想与行动相结合。这是真正的怜悯的基础，当你一旦明白其实没有真正的“他们”——没有其他认，那么道德行动也就不是一种牺牲。这只是将你自己与正义相连。

    我们错了吗？我还不知道我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对于做那些我认为正当的事情，我并不后悔，我也并不后悔致力于保护环境。我出诸善意，而且我并不后悔为此奉献我的生命。我不能改变过去，我也并确定我能否改变。那些行动对我个人的发展很重要——对于激进运动的发展也同样重要。如果没有这些经历，我不会有今天——我并不是说坐牢，而是我的精神层面的认识。

    即使现在，我也不能说破坏财物就永远是错的。我们发起Vail行动和其他一些行动的主要动机是鼓舞人们，而且我们做到了。但是我们错误地认为人们会采取同样的手段。最终，我明白人们为什么没有。行动主义根本上是基于怜悯和对和平的渴望，而且理应如此。

    对他人关闭心灵是一种暴力行为，哪怕是关闭那么一会。在这方面我们的确有罪。我们真的并没有考虑到我们行动对个人的影响。我们感受到地球的痛楚，而这是我们所关注的。那些因此而事业的人也并没有考虑那些灭绝物种的规模。但是不管这种规模的大小，我们伤害了一些人，我们应当解决有关后果。

    真正的怜悯是普适于众生的：从狸猫到滑雪者。我向法庭上我的那些受害者们道歉，我是说真的，在两年前我做不到道歉。作为活动家、作为人类，我们的首要责任应当是确保我们的每项行动都是基于爱。我在ELF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这样的。从这一点来说，我们是失败的。

    在武术理论中，有一个概念就是你并不是在和他人打斗，而是跟暴力本身做抗衡。你只需要最小的力道去终止一场攻击。我现在在监狱里，我不打算再直接参与行动。我并不是说其他人应该继续。但是一个真正道德的直接行动应该是什么样子呢？或许那意味着考虑你的受害者所遭受的痛苦——向受害者敞开全部的心扉，而同时又考虑这些受害者给自然界带来的苦难。而之后程序的最终部分，可能是得出结论：这世上最好的补偿方式就是点燃他们的房子。

    转载自一点正经没有 

    应该是大学英语三级,也就是大二上学期……

    其实是在北京东方广场边上，商务部对面的地下通道！理由是奥运倒计时1周年！

    英国《卫报》（Guardian）最近在网上挂了一个Flash广告：美国总统总会看我们的报纸，以概览全球热点事件……当然，除了一位（不看报的）。

    “你有没文化啊?认得字吗?你学习不学习?难道你不读书,不看报吗?... 年轻人不读书不看报,怎么提高思想觉悟?"

                                                                        ——万峰@浙江文艺广播电台

    顺便推荐万峰主持的浙江文艺广播电台伊甸园信箱节目。在线直播地址：

    mms://live.divast.com/fm996 （星期一 — 星期五 22:00-23:30直播）。

    “没有卫生许可证，月饼照样卖！”

                                                                    ——北京南锣鼓巷某小店老板

    不过话说回来，连国家药监局局长都靠不住，所谓的卫生许可证又有什么意义呢？

    传闻南锣鼓巷很多店老板以前都曾经是摇滚青年，传闻似乎不假。这个巷子很好玩，回头慢慢道来。

    We believe in potential, not limits. The 4-minute mile was safe, until Roger Bannister. Lou Gehrig’s 2,130 straight games was safe, until Cal Ripken. No one would ever clear 29 feet in the long jump,until Bob Beamon. Nobody would ever beat Bob Beamon,until Michael Powell. That’s how it is with XXXX. We believe.

                                                                                           ——  Mark Parker

    很煽情很虚，不过，CEO嘛，更多的是一个布道者（or，大忽悠）的角色。 

    中文：

    “我们信仰潜力而非极限。四分钟一英里曾经被视为是不可能的事情，直到Roger Bannister打破这个记录。Lou Gehrig的出场2130次记录一度被视为无法逾越，直到出现了Cal Ripken。在跳远方面，以前没有人认为人类能够突破29英尺，直到Bob Beamon的出现，而在Michael Powell出现之前，亦无人认为可以打破Bob Beamon的这项记录。这就是XXXX，和我们所信仰的。”

    美联社（东部时间8月29日 早1:09）荷兰海地消息。一名菲律宾***领导人在周二被荷兰警方逮捕，检查官称，逮捕原因是该领导人涉嫌在菲律宾安排了对两名前盟友的谋杀。由于被菲律宾当局指控指挥造反，菲律宾***领导人遭流放长逾20年。

    Jose Maria Sison不仅仅是菲律宾***的缔造者，同时他还创建了菲律宾***的武装组织新人民军（New People’s Army）。荷兰当局称，是在荷兰中部的乌得勒支市（Utrecht）将其抓获的。

    Jose Maria Sison被指控分别于2003年和2004年安排了对Romulo Kintanar和Arturo Tabara的谋杀。根据公检机关的一份公告，在Jose Maria Sison的命令下，两名受害人遭到枪杀。公检机关的发言人Wim de Bruin称，现年68岁的Jose Maria Sison将在荷兰接受审判，而非在菲律宾。Wim de Bruin表示，目前并不需要引渡Jose Maria Sison，因为根据荷兰法律，安排谋杀构成一项刑事犯罪。

    公检机关的公告称，Romulo Kintanar是在2003年1月23日被枪杀，地点位于马尼拉郊区的一个日本餐厅。Arturo Tabara是在2004年9月26日被枪杀，地点位于一个停车场，当时他刚从汽车中出来，同时被枪杀的还有他的女婿。

    菲律宾***的武装力量新人民军曾宣布对上述发生在奎松城（Quezon city）附近的命案负责。

    Romulo Kintanar曾经是新人民军的司令。在其任职期间，人民军建立了一个特别单位，该单位于1989年在奎松城谋杀了美国联合军事援助集团的James Nicolas。不过之后，他与菲律宾***领导人发生争执。新人民军称，处死Romulo Kintanar的原因在于Romulo Kintanar对人民犯下了若干罪行。

    Jose Maria Sison称自1986年离开菲律宾以后就不负责任何菲共的运营事务。

    Aldo Gonzalez称，在乌得勒支市，大约30名警察袭击了Jose Maria Sison的办公室，并扣押了电脑、光盘、文件和书籍。Aldo Gonzalez称，在为时6个小时的警方行动中，他在办公室遭到了警方的询问。自称是菲共谈判小组成员的Aldo Gonzalez否认了对Jose Maria Sison谋杀的指控，他说：“这些指控完全是编造的”。

　　美国大学有多大？美国的Miami Dade College的在册学生超过4.5万人（似乎不如浙江大学）。

　　但是人多并不意味着教室里面都是人，比如Miami Dade College就没有说一个课堂上超过100人的沙丁鱼场面。在考量大学服务的时候，班级规模也是个标杆，另外一个标杆是学生与教职员工的比例。

　　美国《纽约时报》在7月29日给出了一个统计表，表中第一列是大学名称；第二列是学生数量；第三列是全职教职工比例；第四列是学生与教职员人数比例；右边蓝色的三列是关于大学班级的规模分布：包括人数少于20人的班级比例、20到49人规模的班级比例、人数超过50人的班级比例。其中数据来源为学校董事会以及Peterson’s（学生与教职员人数比例），图见下。

　　前几天adidas从Nike手里翘掉了德州农业大学（Texas A&M），这是七月份adidas第二次从Nike手里翘掉了大学体育赞助合同：七月初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终止了与Nike的赞助合同，转向adidas。而adidas为这个为期8年的合同开出的条件包括6000万美元的现金和产品外加650万签约奖金。

　　从表中看德州农业大学（Texas A&M）人数排全美第5位，加上又是体育强校，想必adidas的开价要高于之前对密歇根大学的开价。

　　美联社在报道adidas搞定德州农业大学一事时，导语揶揄Nike的Just Do It：adidas just did it—again。

　　不过，还是不要跟中国大学提拼人数这事情！一来在全球中国最不缺人口，二来……我们可以合并搞大嘛~！

　　尽管就娱乐活动而言，如今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但是根据OECD的报告《Communications Outlook 2007》数据显示，看电视仍然还是人们最主要的娱乐活动。

　　报告统计了18个国家的数据，数据显示在1997年到2005年中，15个国家人们看电视的时间有所增长。只有西班牙、新西兰、韩国的人们减少了看电视时间。美国人继续保持“沙发土豆”之王的地位，人均每天看电视的时间长达8小时11分钟。亚军是土耳其，人均每天看电视时间为5小时。

　　下面是统计图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