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风竞舟

　　7月12日《经济学人》根据Gallup的调查结果推出了一个图表。Gallup公司在130个国家进行了问卷调查，以评价各国国民的幸福感（Happiness）。

　　数据显示，在富裕地区更多的人们感到幸福（比如美国、欧洲、日本、沙特阿拉伯）。而一般贫穷地区的人们一般感到不幸福（尤其是在非洲地区）。从这一点而言，图表上的幸福感情况分布更象收入情况调查图。

　　但是其中也有例外情况，比如中等收入的哥斯达黎加人和委内瑞拉人位于世界上（自认为）最幸福的人之列（当地人民很不知愁嘛！）。而同时，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虽然并不是特别穷，但是他们还是自认为最不幸福。

　　下面是全球幸福图：

　　

　　《经济学人》杂志在7月11日给出了一个图表，显示各国的不自由程度。图表系由Religious Centre for Freedom制作。

　　图表中包括三个方面的指标：包括宗教信仰、政治、公民权利不自由程度，得分越高则是越不自由。不出意料的是，北朝鲜、伊朗在三个方面得分都很高。但是，印度、印度尼西亚和一些欧洲国家中，相比之宗教信仰自由，政治、公民权利自由度尚有待提高。

　　看图（第二位系幻觉）：

　　

 

    又比如那样的夏日午后：

 

    系《追魂之旅》的附加图片

   

    沿北部海岸线蜿蜒的山地

  

   

    Gaba Gaba村，Harebore先生的房子建在海湾海面上

   

    队伍在Kapa Kapa（鬼魂山）山道途中，正顺着一条小河床下山

 

   

    进入Kapa Kapa山道第一天，Dave Musgrave和Lee Ticehurst在勘探地形

 

   

    在Kapa Kapa山道途中，队伍正经过一个山头的丛林

   

    当地儿童正经过Mimani河上的一座吊桥

 

      

    穿过湍急河流上的吊桥

 

   

    Dave Musgrave，正抓着一只野猪

 

   

    Laruni村

 

        

    队伍正在穿越Mimani河

 

   

    队伍正从鬼魂山下山

 

    

    队伍正在穿越Kapa Kapa山道途中的一条小溪

 

   

    Suwari村的欢迎仪式上，村民们正跳着传统的食人族舞蹈。鼓声轰鸣，村民们在唱歌，一个当地人举着长矛作势要攻击我们。

 

   

    Kapa Kapa山道途中，Dave Musgrave和James Campbell正在茂密的丛林里跋涉。

 

   

    Suwari村的欢迎仪式上，一个身着传统民族服饰的老太太

 

   

    从丛林底部仰望，盘根错结的树根枝形成了一个华盖

 

   

    David Musgrave和Lee Ticehurst在一棵巨树下稍事休息

    英文原文出自5月号Outside杂志,中文出自5月号Outside杂志中文版。
    那是二战期间最为残酷的行军之一：为与日军作战，一个营的美国大兵在巴布亚新几内亚（Papua New Guinea）穿越了一片几乎无法通行的丛林。六十年后，詹姆斯·坎贝尔（James Campbell）试图重新体验这一历程。就在这地球上所剩无几的蛮荒之中，他遭遇了艰险的道路、贪婪的蚂蝗、还有罕见的景观。

   
    交喏部落里身着传统装饰的跳舞者
 

    我躺在一个树皮小屋里，周围都是陌生人。其中一人坐在那里抽着辛辣的卷烟，那种卷烟卷得又长又粗，就像热斯特门（Rastaman）的漫画一样夸张。另外两个正在咀嚼槟榔，他们的嘴巴里都是鲜红的泡沫。而我的朋友乔治·侯德(George Houde)则正蜷缩在角落里睡得死沉，任由老鼠在他脚边玩耍。

　　除了受阻于险峻泥泞的道路和凶险的瀑布以外，我们呆在小屋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我的前十字韧带拉伤了，而我们正在试图徒步130英里穿越巴布亚新几内亚（Papua New Guinea）。现在，乔治和我以及我们八人团队的其他人回到了我们开始徒步的那个内陆村庄。乔治是《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目前正在休假。我的目标是追随二战期间美军的路线，从南部海岸线徒步穿越新几内亚到达北部海岸。当时那些大兵们将这条路线称为卡帕卡帕山道（Kapa Kapa Trail），那其实是对路线起点的伽巴伽巴（Gabagaba）村的讹传。

       1942年10月的那次行军被认为是现代军事历史上最为残酷的行军之一。来自美国第32 步兵师的1200名装备不良、训练欠佳的美军士兵费时一个多月完成了这次行军。他们经过卡帕卡帕山道，从新几内亚的南部海岸线抵达了北部沿岸的布纳（Buna），而当时的布纳还正陷于日军的占领。在行军途中，至少两名士兵因为旅途劳顿而丧生，其他人也饱受折磨。不过出人意料的是，在深及髋部、恶臭扑鼻、漂浮着腐烂胀大的动物尸体的沼泽地中战斗了长达九周以后，这些盟军士兵们居然最终击败了日军，占领了布纳。当然，胜利来的并不容易：当时的指挥官罗伯特·艾克尔伯格 (Robert Eichelberger) 将军指出，“就死亡率而言，非常接近美国南北战争中伤亡最为惨重的战斗”。

　　士兵们对此仍然心有余悸：参加过布纳战役的老兵鲍勃·哈特曼(Bob Hartman)说：“如果我同时拥有新几内亚和地狱，我宁愿自己住地狱，把新几内亚租出去。”

　　我现在开始明白他这话的真正含义。三年前，在研究一本书上的二战士兵经历时，我萌生了重走这条二战行军路线的念头。如果成功完成此举，那将是64年以来，巴布亚新几内亚以外首次组队完整穿越该条山道。早前，我曾经四次到访新几内亚，最近一次是在十个月前来这里考察。自那时候开始，前澳大利亚殖民地巡警、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防军以及一些新几内亚丛林徒步好手都向我建议：不要试图穿越。有人告诉我说，即便这条山道没有被丛林湮没、没有被山洪冲毁，这条穿越这个国家最为险峻地区的山道也不过是条猎人、小贩往来的小道而已。有个当地的村民眺望着群山，从牙缝里嘘了一声，说：“这条路太过遥远了”。一名前政府巡警干脆怀疑我的心智是否正常，他说：“你根本就是在痴人说梦”。
 

    当年澳大利亚人也曾反对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选择这条路线来调动士兵。他们认为山道过高、地形过于崎岖、河流太湍急、土著部落太不可预知了。

　　然而那些士兵们却走过去了，现在我也要重走它。这时太阳已经下山，夜幕开始笼罩。小屋的主人德拉（Dela）不可理喻地拒绝打开竹片做的窗户。在我一再恳请以后，他用英语交杂着墨图语（Motu）向我解释说，夜晚山上有男巫在活动，他们会散布毒咒，并会试图杀死我们。这个时候我听到小屋外面传来一阵轻微的声响。德拉（Dela）打开了门，一些村民们鱼贯而入，他们低着头，仿佛正在祈祷着什么。他们开始吟唱：两个声部、三个声部，再就是四个声部的合唱。刹那之间，仿佛天使降临人间。
　
　　我想，也许我们的运气正在好转。第二天早上，乔治和我离开了德拉的小村子，来到一条车辙小路，跳上了一辆卡车的后车厢。经过一路几乎让我们骨头散架的颠簸以后，我们回到了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斯比港(Port Moresby)。在莫尔斯比港，我买了一些消炎药和止痛片，并开始和乔治谋划如何继续我们的徒步旅程。我们能不能乘飞机与我们团队的其他成员会合呢？我们找到的一名飞行员告诉我们：“不可能”，但是他认为我们可以选择搭乘直升机。

　　七十二小时以后，我们从直升机里俯瞰。我们看到一片茂密的丛林，间或被河流割裂，而那些河流则是从湿气氤氲的群山中流出。这些难得一见的景象让我重新审视我的决定。我从来没有见过卡帕卡帕山道这样的景色。

　　尽管新几内亚在澳大利亚附近，但是从地质学上来说，新几内亚是一片年轻得多的土地。由于环太平洋地震带（Pacific Ring of Fire）的地壳扩张以及几乎不断的雨水侵蚀，使得该地区地貌混杂着沼泽地、险峻的沟壑、以及高达3600米的山峦。这里是地球上最为崎岖、神秘的地区之一。

　　作为世界第二大岛，新几内亚分属于两个国家。岛的西半部以前是荷兰殖民地，自1969年以后成为印度尼西亚领土的一部分，并被称为巴布亚（Papua）（在2002年以前该地区名叫伊里安查亚〈Irian Jaya〉）。岛的东半部是在1975年自澳大利亚独立后建国，称为巴布亚新几内亚（Papua New Guinea），面积大致相当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尽管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旅游业尚处于发展初期，但是为了在其美妙的海岸线上进行沉船打捞、珊瑚岛潜水、海上划艇等活动以及观赏珍稀鸟类，很多冒险旅行家还是来到了巴布亚新几内亚。在极限探险活动方面，新几内亚提供了一些具有挑战性的路线。其中主要的就是长达60英里的科科达山道（Kokoda），位于卡帕卡帕山道西北40英里处。

　　

    不过，岛上还有很多地区尚不为人知。而我们也很难想象在二战期间，穿越其中的士兵们遭受了怎样的磨难。在1942年，11000名日军在巴布亚半岛（Papuan Peninsula）的北部海岸线登陆，企图将新几内亚作为未来入侵澳大利亚的跳板，或者至少可以扰乱美国与南太平洋之间的运输线。

　　麦克阿瑟从1942年3月兵败菲律宾的阴影中恢复以后，开始担任盟军西南太平洋战区总司令，领导军队反击日军，并调遣澳大利亚部队阻挡日军的进攻。两个月以后，鉴于日军在半岛上日渐强势，麦克阿瑟命令美军第32步兵师的一支部队穿越欧文斯坦利山脉（Owen Stanley Range）奔袭在布纳的日军。而在这以前，那些士兵却完全没有丛林生存经历。

　　我之前也没有，但是我的团队里可没有孬种。我已经有徒步数百英里的记录，在为我的第一本书作考察的时候，我甚至在阿拉斯加的北极雪地徒步过。在本次徒步旅行之前，我还曾背负80磅背包徒步旅行长达8个月之久。除了乔治这位58岁的长跑、自行车运动员以外，我们团队还包括：54岁的大卫·马斯格雷夫（Dave Musgrave），他是一名野外专家，同时也是阿拉斯加大学费尔班克斯分校（Alaska-Fairbanks）的海洋学教授；37岁体格强壮的香港摄影师菲利普·恩格尔霍恩（Philipp Engelhorn）；55岁的澳洲人李·提塞赫斯特（Lee Ticehurst），他现在居住在莫尔斯比港，是一名优秀的丛林徒步者，曾经穿越科科达山道三次；年轻的三人摄影师团队——包括卡尔·西默盎（Cal Simeon）, 杰克·萨拉提尔（Jack Salatiel）和肯尼思·萨木·巴苏（Kenneth “Samu” Pasiu），他们来自莫尔斯比港的 POM电影制作公司；以及在数个村庄里招募的脚夫，他们为我们搬运食品和宿营装备。

　　
　　脚夫们正沿着鬼魂山危险的山坡下山

    当年那些二战士兵们花了七周的时间才抵达北部海岸，其中多半的时间里，他们都在徒步前进，其余时间他们则在村落里修整，等待空投的食物补给。在当时看来，让士兵们休整的决定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然而实际上却起到了反作用。当时士兵们已经遭受到痢疾、战壕脚以及溃疡的折磨，加之疟疾又突然开始爆发。最终，大约百分之七十的士兵们罹患疾病。

　　我们决定以快得多的速度穿越，即使这将意味着每天在路上徒步10到11个小时。考虑到疟疾以及摄像器材电池电量，我们计划在两到三周内抵达布纳，以减少我们在丛林中的滞留时间。

　　在谈论新几内亚的时候，很难不过分溢美。在徒步旅程的第四天，我们进入了一个热带雨林，那里的生物多样性几乎是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就鸟类而言，那里简直是鸟儿的天堂——在全球40种珍稀鸟类中，有38中生活于此。此外那里还有超过3000种以上的兰花、世界上最大的蝴蝶、最大的蛾、最小的鹦鹉、最大的鸽子、最大的鳄鱼。尤其是新几内亚的巴布亚半岛的丛林，里面有种类惊人的乔木、蕨类、苔藓、凤梨科植物、蛙类、蝴蝶以及极为罕见的夜行有袋动物。世界自然基金会（World Wildlife Fund）因此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提交了申请，以将整个欧文斯坦利山脉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单。

　 我们的山地向导贝努（Berua）个子干瘦，拥有丰富的丛林经验。他的父母曾经在卡帕卡帕山道为美国士兵充当脚夫。当时他才7岁，就跟随着大队人马翻越了欧文斯坦利山脉的山脊，并最终抵达偏远的交喏（Jaure）部落。贝努的妻子碧玛（Bima）也加入了我们的团队，碧玛今年65岁，画着纹身。一起加入的还有贝努的猎狗。
　　
　　当地向导贝努正带着他的猎狗、斧头、弯刀、长矛渡过密玛尼河

　　 贝努在前面带路，我们开始沿着湍急的密玛尼河（Mimani River）进入潮湿的热带雨林腹地。在那里，树干、枝叶、蔓藤形成了一个厚密的华盖，遮住了大部分的阳光。而那些草丛又把热带雨林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锅炉房。我开始还担心贝努和碧玛能否保持前进的速度，但是后来证明这个担心完全多余。巴布亚新几内亚人一生都在走路。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徒步走路是他们唯一的交通方式。

　　我们在河边宿营。我们的丛林营地包括一个有两根撑杆支撑的蓝色大帐篷，我们还要用地钉把帐篷固定。我们清理了宿营地上的树枝、石头、树根茎，再在潮湿的地面上铺上一层大树叶。这时候我看到乔治正在满腹狐疑地看着帐篷、并琢磨怎么才能确保蛇不会跑到帐篷里去。巴布亚半岛有20英尺长的蟒蛇以及大班蛇这样的“一支烟”蛇。被那些“一支烟”咬了以后，被咬伤的人甚至来不及抽完一支烟就会一命呜呼。

　　很快黑夜来临，周遭一片漆黑。仿佛是为了强调我们的脆弱，雨林这时开始成为一个自然声响的剧场。这个剧场里面有数百万计的蟋蟀、蝉、青蛙、吟虫、一些奇怪而又喧闹的虫豸以及从白天的睡眠中清醒过来的动物。我们在帐篷里铺睡袋的时候，大卫从林子里磕磕碰碰地出来了。大卫曾经在阿拉斯加偏僻的野外考察了25年，但是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夜晚。他笑着说，这夜晚太过黑暗，以至于他“嘘嘘”的时候都找不到他的那话儿了。

　　考虑到我的膝盖，第二天早上我在其他人收拾营地的时候提前出发了。我们的路程十分艰难，包括翻越位于欧罗洛山（Mount Ororo）海拔近3000米的高地。正当我在攀爬的时候，一大张蜘蛛网罩在了我的手和脸上。那些直耸入云的大树树干如小草料仓库一般粗，上面爬满了如蟒蛇般的蔓藤。然而徒步开始不到一小时以后，我就无暇感慨这些了。我手脚并用在烂泥中前进，尽力抓住树根、树枝、蕨草、灌木、树叶以及其它任何我够得着的东西，以防止我从陡峭湿滑的山路上滑下去。在最艰难一段，我够得着的任何东西上都长着芒刺、硬毛或者爬满了红蚂蚁，我的手也被扎伤并开始流血。

　　脚夫们跟在我的后面，互相之间激动地尖声喊叫着，他们负重40磅行走起来却若无其事。他们离开山道，跳过那些倒下的树木，试图确定贝努的猎狗跑到哪里去了。而他们在做所有这些动作的时候都没有穿鞋。显然，他们的厚脚板在嘲讽我的新丛林靴。

　　在进入云林地带的时候，我遇见了一种景象，当年的美军士兵在见到这种景象以后就把欧罗洛山称为“鬼魂山”：在浓雾弥漫中，披着苔藓树挂的巨大毛榉树看起来仿佛幽灵一般。鬼魂山潮湿、阴霾而且寂静，常年处于阴暗之中。我们的队伍赶上了我，并一起抵达了顶峰。在山顶，乔治很快发现我们附近陡峭的悬崖边就是下山的小径。他说：“这太方便了，我们可以直接把自己扔到悬崖下面去。”

　　我们年轻的摄影师卡尔显然把乔治的话当作了某种暗示。他抓住一根胳膊粗的藤条，用假嗓子叫着在悬崖边来回荡秋千。他在笑，而我却认为他已经被丛林逼疯了。
　　
　　拉如尼(Laruni)村，作者乘直升机到这里重新加入了徒步旅程

　　为了减少下山的痛苦，我背靠着泥流往下走。小蚂蝗吸附在任何一块裸露的皮肤上并疯狂地吸我的血。当到下午我们在鬼魂山的山坡上宿营的时候，连我们的脚夫们都累了。不过很显然，脚夫们并不想在这里过夜，山上不仅寒冷，而且木头都是潮湿的，很难生火。此外，脚夫们还认为高山地区是恶灵摩萨赖（masalai）的领地。在晚上，我醒过来几次，每次都发现脚夫们在用竹管抽烟，他们都不愿去睡觉。

　　在第十天的时候，我们抵达了苏瓦日（Suwari），这是我们所见过的最为偏僻的山地村落。在我们的1:100000的地形图上，这里是一堆等高线以及三块空白，地图上的说明是被云层遮挡。这份地图是由澳大利亚皇家测绘公司在30多年前绘制的，之后这份地图从来没有做过更新。

　　当我们经过一片红薯、玉米、及香蕉田地的时候，有人发现了我们并吹响了海螺号角宣布我们的到来。鼓声开始响起，喧闹声一片，在一片狭小的开阔土地上，一群人们开始跳舞。男人们用天堂鸟羽毛头巾和野猪獠牙做装饰，浑身涂抹着黑色的油彩。他们抓着木制长矛围绕着我们，他们的舌头不停从嘴里吐出犹如蛇信。女人们穿着编制的草裙，并裸露着上身。这些人一边叫喊着一边在我们脑袋顶上挥舞斧头。二战期间的士兵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一幕。实际上，在二战美军地图上，苏瓦日是个没有人烟的地方。当时村民们一看有军队经过，全部都跑到附近的山洞里躲了起来。

　　一个跳舞的男人走了过来，并自我介绍说他叫吉布林（Giblin）。他用蹩脚的英语解释说，村民们得知道一队陶巴达（taubada，即白人）要经过这里，他们特地组织了这个仪式来表达尊敬。据吉布林介绍，以前当地人在奇袭成功时才跳这个舞蹈。在俘虏或者杀死了敌人后，凯旋的战士们会跳舞并分食敌人的肉。不过吉布林微笑着向我们保证他的人没有要享用我们的意思。

    晚上，大家聚集在一个大棚子里。吉布林点燃了村子里唯一的一盏油灯，考虑到要走四天才能买到煤油，这显然是尊敬客人的表现。吉布林说自1975年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以来，我们是第一批到访苏瓦日村的外来人。在1975年以前，澳大利亚殖民地巡逻队偶尔还会光顾这里，在偏远的地区贯彻西方经济制度和英国法律体系。巡警们有时候会执行一些法令，但是他们也会带来药品、工具、以及外界的信息。现在村庄则是苦不堪言：没有学校可供孩子们上学，没有工作机会，疟疾、结核病、皮肤病经常发生，婴儿的死亡率也很高。如果苏瓦日的交通更便利一点的话，吉布林的人们可能会将他们的原始森林卖给伐木公司。不过，由于过于偏僻，苏瓦日村现在把希望寄托在卡帕卡帕山道上。也许卡帕卡帕会让陶巴达（即白人）有利可图。

　　经过多年的推广，一度是澳大利亚与日本之间的战场的科科达山道已经吸引了众多游客，每年大约有2000多名徒步旅行者来到巴布亚新几内亚。世界自然基金会和科科达路线道路管理当局进行了合作，力图将该山道成为可持续生态旅游的典范。尽管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水土流失、淤积、砍伐森林等，尽管道路管理当局也担心科科达附近的当地人会丧失文化认同，这条旅游路线还是成功的。目前已经有一个导游培训计划，将在探险技能、英语、历史、环境保护、本地文化促进、建筑、艺术等方面对导游进行培训。

　　而吉布林完全不知道这些，但是针对卡帕卡帕山道他也有所谋划。他的村庄将要建立一个客栈，年轻人将能担任脚夫赚钱，女人们能够销售水果和蔬菜，村民们可以带领着徒步旅行者进行观鸟探险旅行，他们还可以穿着传统的服饰进行歌舞表演。不过问题在于：陶巴达会来吗？
　　

    乔治最让我们担心，他的两条腿上都出现了危险的皮肤溃疡。尽管很疼痛，但他还是坚持要完成剩下的三天徒步旅程。不过我们需要把他尽快弄出丛林地带。杰克的状态不是很好，他的腿伤了，在流血。卡尔的膝盖也有问题。李看上去疲惫、脸色苍白（是不是疟疾发作？）。而我尽管满腹决心与意志，但是现在也仅能靠一条腿走路。目前只有大卫、萨木和菲利普的状态还算可以，但是如果这条山道名副其实的话，未来他们也将恐难幸免。

　　丛林的问题在于：通常情况下，你除了更多的丛林以外其它什么都看不到。但是在第14天我们穿越了水流湍急的穆沙河（Musa River）、翻越了一千六百多米高的拉明顿（Mout Lamington）火山（该火山曾经在1951年突然爆发，导致大约3000人丧生）以后我们抵达了吉鲁阿河（Girua River）。天空的云开始散去，我们远眺着河谷——这是我们第一次得以瞥见我们经过的区域。而在我们的前方，是一片向北延伸的滨海平原，热带阳光正肆虐地照耀着。尽管旅途中最为困难的部分已经结束，但是目前我们还要穿越齐头高、如刀般锋利的白茅草地，还要来回渡河。这不容易，不过终点就在眼前了。

　　两天以后，在丛林中跋涉了16天，我们终于抵达了布纳。

　　李总结认为，被我们称为“鬼魂山山道”的卡帕卡帕简直就是“服用了类固醇兴奋剂的科科达山道”。对于当年那些劳顿的美军士兵以及数百名充当脚夫和侦察员的新几内亚人而言，这条道路的终点恰恰是又一个漫长噩梦的开始。在抵达布纳以后，那支军队在杂乱、污浊的沼泽地中卷入了战斗。后来麦克阿瑟将军形容那场战争是“血腥残酷的迎头痛击”。

　　巴布亚新几内亚旅游官员告诉我们，他们希望宣传这段历史，并且希望以我们这次徒步穿越为契机，将这条线路打造为国家历史山道。目前世界自然基金会正计划将鬼魂山山道纳入欧文斯坦利山脉旅游保护区中。

　　在那些二战老兵们看来，他们无法想象有人会选择徒步穿越巴布亚新几内亚。第32 步兵师的老兵斯坦利·雅茨仁伯斯基（Stanley Jastrzembski）就对我说：“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我可是宁愿吃颗敌人的枪子儿也不愿再回那些山里去了。”

　　然而对于路上的每一里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曾后悔。

    五一节前去的，从金山岭徒步到司马台，没有传说中的那样艰难，过程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累。


         
 
   

   

   

   

　　天津的公交线路里有条8路车，从东站开始，到八里台结束，或者从八里台开始，到东站结束，之后有一年，又从八里台延长到体育中心。除了八里台和东站，路上还有海光寺、总医院，当然还有六里台和七里台。南开大学在八里台、天津大学的东门在六里台。

　　对于我认识的很多朋友而言，天津的时光是从8路开始，而有的，还以8路结束。记得第一次跟同学坐着8路车去逛天津的街，手里拿着地图，战战兢兢地想着“天津的道路都不直，不分南北”的告诫。然后听着天津的同学说九月是天津最好的季节，看着车窗外的天津印象。

　　四年以后，有人离开，随着8路车从八里台出发，从东站结束。我们去送同学，很多不同系的同学会因为这个主题邂逅在8路车上，经济系、金融系、化学系甚至天津大学的学生。记得有天晚上，送走同学，大家坐在8路车上开始返回。车在黑暗中潜行，这时候突然有人开始唱歌，其实他们哭过，所以开始有人合唱，最后再唱成了喊叫。

　　然而这对车上的其他人而言无异于醉酒后的喧哗。中年的司机大叔扭过头来大声训斥说，大学生别这么没素质。夜车里的喧哗突然消散在马达声、车厢晃动声中。有个红着眼圈的同学小声的说，我们送走了同学，有些人可能一辈子不再见。车厢重归沉默，只是偶尔有叹息混杂着跳跃进来的路灯光在隐动。

　　八里台到站，我们下车，我突然听到中年司机大叔在我们身后小声说：“对不住啊”。

　　后来我离开天津到西安工作一年多，我以为对于一个过客来说，此地与彼地没有差别。周末的时候，我会在那个城市转，有的时候是戴着mp3的耳机，在书院门后面游荡，或许忽然会听到***的吟唱，再去到处找，看是阿訇在召唤还是录音在小巷回荡。又可能随便坐上一辆公交车，从西郊出发，到小寨，再到西安交大，或者再会到东大街的钟楼。

　　那天甚至坐着车睡着，车到钟楼边刹车。醒过来发现，车窗外是一辆8路车。也是秋天，周围也都是陌生人，只是那辆8路从在国棉三厂开始，到钟楼结束，又或者从钟楼开始，到国棉三厂结束。有那么一个瞬间，记忆中的时空开始错乱。

　　所以其实，即使是一个过客也会怀念过往的城市。

　　晚上下班，发现公司附近也有8路车，从游乐园出发，到游乐园结束，而游乐园距离我住的地方只有一站。跟天津8路车一样的公交车沿着幸福大街，并走完，到游乐园让所有的乘客下车。

　　这不过又是一个城市。可是天津的8路，也因为东站暂时搬迁到临时站，而随之延长到了临时站。

　　停下工作的那段时间，在南开大学里看书，还试图回到当年的教室，周围却已经时光偷走，人物皆非。我还佯装着以为能够坐上8路车，从东站开始，八里台结束。

　　其实不能，这就像在局域网里，打开别人电脑里正在编辑的文件，这时候一定会有提示跳出来，问你是否选择只读。在现实中无法切换时光，亦无法修改，只能选择旁观只读着那时8路，那时时光。

　　所以其实，我们从来不能两次搭乘上同一辆8路车。

    

大伙都知道Levi’s牛仔裤的屁股后面两兜上都有个线缝制的海鸥图样。这个后屁股兜上的海鸥图，可是Levi’s公司在133年前就开始用的古董设计。     可是别小看还没有屁股大的两个海鸥图！最近美国时装行业的最大的官司就是关于这个海鸥图。     美国Levi Strauss公司声称有大批的竞争对手剽窃它的标志性设计——平行的双线缝出的海鸥型图案和标牌。Levi’s公司认为这些公司将这些标志性设计用于日渐流行的高价、紧身牛仔裤。最近几年来，尽管Levi’s公司的销售不振，但是自从2001来，Levi’s公司提就商标仿冒方面的问题向竞争对手提出了大约100个诉讼案。根据调查公司Thomson West的统计，Levi’s公司提出的这些诉讼案总数远超过General Moters、Walt Disney或者Nike公司。          十大一脑门子商标官司的公司（01-06统计）：               Levi’s公司有一个人数多达40人的团队，这个团队成员在全球各个服装商场与百货商场，以考察是否有其他服装品牌仿冒Levi’s的设计。近年被Levi’s告上法庭的品牌不乏Guess、Esprit、Lucky Brand和Zumiez这样的名牌。     如今的时尚服装行业竞争激烈，借鉴灵感与抄袭之间的界限越来越微妙（想想Zara，每年据说向一些大的服装品牌支付数千万欧元——以达成仿冒诉讼的庭外和解）。此外，服装行业产品都是要公开挂在货架上任由顾客挑选，这也使得服装设计非常容易被模仿（这就是Zara之道！）。     Silver Jeans的创始人Micheal Silver认为“每个牛仔裤品牌商都从Levi’s借鉴灵感，这是无可避免的”，并认为，大家在纷纷借鉴Levi’s 牛仔裤的设计的时候，Levi’s应当感到骄傲才是。然而Levi’s公司全球知识产权律师Thomas M. Onda却完全不吃这套马屁，他坚持认为，如果市场上充斥着与Levi’s雷同的牛仔裤的话，Levi’s的品牌形象将被冲淡。     Levi’s北美市场总裁Robert Hanson说，Levi’s公司生产的Levi’s牛仔裤正被很多公司抄袭，实际上，很多公司抄袭得还很成功。比如日本的Evisu牛仔裤品牌在创建之初名叫Evi’s，连Logo用的也是马拉牛仔裤，而且当时的广告海报几乎就是Levi’s的翻版。在创立几年以后Evi’s改名为Evisu以消除模仿痕迹，但是该品牌依然不能在美国市场销售。奇怪的是，Evisu现在居然成了所谓“潮人”追捧的品牌，而且还与Puma公司合作，以联合品牌引入了中国市场，并吸引了国内大批小资男女青年——这说明时尚这东西是多么的不靠谱。     Levi’s公司声称，诉诸法庭的目的是为了保护Levi’s牛仔裤的特征，并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实际上Levi’s公司的一项庭外和解仅仅要求了5000美元。但是同时，Levi’s公司坚持被告方必须将涉嫌侵权的服装产品撤下货架。因而总的说来，几乎所有的被告最终会与Levi’s公司达成庭外和解，并销毁未售出的（被指侵权）产品。     Levi’s是世界公认第一个牛仔裤品牌（第一条Levi’s牛仔裤问世于1873年），往往人们会将Levi’s与牛仔裤等同起来。然而，一度是绝对的牛仔裤之王的Levi’s公司现在真可谓是有点过气。最近几年售价高达200美金斜纹牛仔裤在美国市场十分流行，然而Levi’s公司完全没有赶上这拨咸带鱼——消费者兴奋地在百货商店试穿那些昂贵、镶嵌了各种珠宝、打磨做旧了的设计师品牌牛仔裤，Levi’s还坚持在K-Mart买那些基本型的牛仔裤，售价30美元左右一条。简单地说,Levi's在品牌形象定位和销售渠道都出现了问题:一成不变的品牌形象使得Levi's很难吸引女性消费者；销售渠道从百货商店为主转向J.C. Penney、Sears、Wal-Mart这些低价商场为主（尽管在2006年Levi's终于推出了一个高端产品线Capital E）。      自从1996年以来，Levi’s公司的销售收入下降了40%，跌至41亿美元。销售的下跌使得Levi’s公司在过去的5年中被迫关闭了十来家工厂，并裁减掉了大约一半（大约7600）的员工（当然，部分原因是因为将生产离岸外包了）。     因此，有些Levi’s公司的竞争对手认为Levi’s公司是个落魄的输家。Von Dutch Originals是一家成立仅仅6年的斜纹牛仔裤服装公司，六个月前被Levi’s公司告上法庭。在被Levi’s公司起诉后，Von Dutch Originals的CEO Tonny Sorensen声称其牛仔裤后口袋的设计看起来与Levi’s的臀部口袋设计完全不同。他认为Levi’s公司仅仅是在经营不利的情况下，虚张声势以让其他一些服装公司退出牛仔裤产品领域。     然而Von Dutch Originals公司还是同意将数百条涉嫌侵权的牛仔裤从门店货架撤下。Tonny Sorensen声称侵权产品仅仅是一种设计而已，而且产品的市场表现并不是很成功，因此决定并不应诉。     实际上，很多服装公司都作出了与Von Dutch Originals公司一样的选择——与Levi’s达成庭外和解，销毁涉嫌产品。同样被Levi’s诉侵权的Rock and Republic公司CEO Michael Ball尽管也不同意Levi’s的指控，但是仍然同意与Levi’s达成庭外和解，理由是“对这种后口袋设计式样已经有些厌了”同时不想为一个设计耗费过多的精力卷入长期的官司。          这个就是后裤兜设计，Levi's在1873年的原创设计，无数官司由此引发：           美国专利局（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上的Levi's设计专利图样如下，编号是1139254号，首次注册时间是1873年……有好事者可以去USPTO的官方网站检索详细查看：            Levi's公司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          Levi's公司的设计师们：          Levi's公司摄影师为产品拍照：          Levi's在旧金山的旗舰店：          我的506！上面有尺码，谁计划送我Levi's的可以记下来……

    英文原文系Dec 20th 2005期The Economist的The wrong side of the mountains

    流亡的藏人开始担忧后达赖喇嘛时代。

    

    “我们正在自行灭亡，”西藏人民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满怀希望地用祝福、微笑鼓舞了他的450多名随从听众以后，如是警告他们。这些听众中的大多数刚抵达达赖流亡所在地--印度北部的Dharamsala，他的故乡则在喜马拉雅山的另外一边。在1959年中国扑灭了西藏人的起义以后，达赖和他的大约8万名追随者开始了流亡生涯，而从那时候起，达赖喇嘛就开始担忧西藏文化的生存问题。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个问题日益显现。

    总数达六百万的西藏人中，有大约十三万处于流亡状态，其中大约四分之三的人流亡在印度。他们努力保持了他们的生活传统以及回家的梦想。而两个前景却使他们的梦想开始消弭。第一个是中国内地与西藏铁路的竣工。该条铁路将于2007年开始运输乘客，此后中国汉族向西藏的移民速度将加速。目前，在西藏的城市中，藏人已属少数。在铁路开通以后的将来，藏人将被盖过。

    第二，达赖喇嘛与经济学人的通讯记者会面的时候，说到一个事实：“我的死，将会是一个严重的挫折”。作为一个活佛转世灵童，达赖喇嘛说这些话听起来有些古怪。但是，这个说法实际还低估了未来的问题。在Dharamsala的西藏流亡政府的一位部长，Lobsang Nyandak Zayul说：“那将会是一片混乱，我们真的感到恐惧。”

    今年7月已经70岁的达赖喇嘛看起来十分健康。但是他不会永远活者。他的支持者认为，是中国应该担心，而且中国应当抓住达赖提供的契机达成与西藏少数少数派的谅解。教育部长Karma Gelek Yuthok喇嘛给出了三个原因：未来将没有一个人能如达赖喇嘛一样获得西藏人的忠诚；达赖喇嘛并不寻求独立，而仅仅是希望西藏能够获得“真正的自治”；达赖喇嘛不允许使用暴力。

    自从2002年以来，达赖喇嘛的代表与中国官方进行了四轮会谈。乐观主义者认为这证明上述观点起到了作用。但是许多藏人担心这仅仅是因为中国希望安抚国际舆论，并且在拖延时间--在这个观点看来，中国并未将达赖喇嘛视为西藏问题的解决之道，而是把达赖视为问题本身，而他的死，将解决问题。

    中国知道达赖喇嘛终将死去，最终将会进行下一轮的灵童转世，灵童转世往往掺杂着密谋、动乱与分裂。未来转世灵童的选择将根据预言、征兆、前世活佛流下的线索以及高僧的干预。在中间的过度期间，达赖喇嘛时期帮忙掩藏的西藏人的地区、宗教和其他紧张问题将显现出来。达赖喇嘛曾经声称，如果藏人需要这种轮回制度，他才会转世。但是很难找到一个藏人，去设想达赖喇嘛不再转世。达赖希望他的15世转世灵童能在西藏之外的地区甄选。毕竟，“转世的目的就是要带着我的任务前行。”

    这个预期使得中国更难以干涉灵童转世的甄选过程。然而，这也不是没有可能。传统上，参与甄别转世达赖喇嘛最多的是班禅喇嘛，班禅喇嘛还将参与教育指导年轻的达赖喇嘛。1989年，十世班禅喇嘛逝世，之后两名年轻人被认定为专世灵童，一名被达赖喇嘛及大多数藏民认可，另外一名为中国认可并继承了11世班禅喇嘛的头衔。“藏人的”班禅在1995年以后就被控制了起来（中国方面称，出于保护他的目的）。“我们中国的兄弟和姐妹们”，达赖喇嘛解释说：“把问题搞复杂了。”中国可能会利用两个班禅来确保一名达赖喇嘛专世者的地位。

    
    熟悉，却不被承认

    唯一一位在短期内能在藏人与外国人之间享有与达赖喇嘛同等声望的人是Ogyen Trinley，他是被称为十七世噶玛巴活佛。他是藏传佛教重要一支噶举派，也称“黑帽系”的活佛，该教派在17世纪的时候将西藏的统治权旁落于达赖喇嘛的格鲁巴教派（俗称黄教）。

    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都承认Ogyen Trinley的噶玛巴活佛身份，他出生于西藏，但是在1999年出逃到印度。目前他仅有20岁，噶玛巴活佛目前居住在Dharamsala的寺院里。在十月份的一个早晨，他的等待室里挤满了从香港而来的一个旅行团。噶玛巴活佛的国际追随者帮助了他这个教派的繁荣，并加强了斗争的势力。

    在一个印度当地警察局的允许下，噶玛巴活佛召开了见面会，信徒们向活佛敬献哈达以后，开始有人向活佛提出了几个问题。两个紧张的喇嘛说有关“政治”的问题不许提，中间又冲进来一个气喘吁吁的西藏流亡政府官员，来强调这个政策。

    平时噶玛巴活佛的笑容几乎能够照耀整个社区，然而这次他看起来似乎有些累了甚至有点阴沉。在开始回答提问几分钟后，他的翻译啪地合上了笔记本宣布提问结束。而那时噶玛巴活佛仅仅问答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问他离开西藏是否合适，他说：“我祈祷这是一个恰当的确定。”

    他心怀困惑毫不稀奇。离开西藏，看起来只是换了一种囚禁方式而已。印度当局对他看护相当严格。他出行受限制。他不能去锡金（喜马拉雅山脉中的一个王国，在1975年被印度吞并）看他前任的席位所在地。显然，和其他印度人认为理所应当的不同，他也不能谈论他的想法。噶玛巴活佛处在一个很微妙的位置。在印度，也有一个人声称是噶玛巴活佛的转世肉身，那个人也同样拥有一些追随者。因为牵扯了太多的利益，争论已经导致了僧侣和寺庙之间的斗殴，而且情况将变得更为糟糕。 

    有些西藏人认为，印度当局之所以对噶玛巴活佛很谨慎另有一些原因。他的出逃使得有人怀疑是否得到了中国当局的默许，并使得一些人开始怀疑他的动机。如果他是中国当局的特务的话，没有比这更好的掩护了。在流亡的时候，他不仅仅是中国当局的活障碍，而且还威胁到中国的希望：随着14世喇嘛的过世，西藏问题也将终结。而目前想与中国修好的印度当局，恐怕也不太希望噶玛巴活佛激怒北京方面。

    Not just Hollywood 不是好莱坞的故事

    有担忧认为达赖喇嘛的死对西藏问题而言是个灾难，这种担心看上去是有道理的。作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宗教领袖以及世界名人们的朋友，达赖喇嘛的这些名望并没有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好处：并没有政府承认他的西藏流亡政府。但是一些世界著名的政治家和一些个人慕名而来。因为他，在中国力图成为受尊敬的国际社会公民的时候，西藏问题成了其前进车轴里的沙子。同样因为他，印度向西藏人提供了足够的地方以满足这些人延续西藏文化的梦想。

    即便是西藏文化的批评者--比如西藏文化中的大规模的僧侣制度颇受批评，很多喇嘛从小就出家。这些批评者们也不希望西藏文化被毁灭。中国方面已经就1966-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造成的破坏作过道歉，并强调目前对西藏传统的尊重。在印度，西藏作为一种具有充满活力的未来的、独特的文化已经保留在学校和寺庙中。在Dharamsala的一个西藏儿童村（Tibetan Children's Villages，TCVs目前有数个）里，正收留并教育着超过1900个儿童。其中大部分儿童生于西藏。他们的父母在喜马拉雅山脉的高原小道上艰苦跋涉，把他们送到这里，以在印度接受象样的教育。

    经历了长达一个月的艰苦跋涉以后，一个12岁的女孩子在几个月前刚和她7岁的妹妹抵达这里。她的母亲将她们带到这里，并冒着危险重新返回西藏。今后母亲和女儿可能将永远不能再见面。女孩来自西藏东部，靠近西藏人认为的西藏与中国的边界线。刚抵达的时候，这个女孩几乎不会说西藏话，尽管能说流利的中国话。

    
    如同狄更斯笔下描述的在Dharamsala的人们

    多数跋涉在冬季月份进行，那个时候低温和雪使得越界者更容易逃脱侦查（当然也更容易死于冻伤和体温过低）。来到印度的原因不仅仅有政治方面的，同样还有经济方面的。一些西藏人无力负担孩子进入中国学校读书。一些相对富裕一些的西藏人把孩子送到中国。西藏儿童村（Tibetan Children's Village，TCV）的Phuntsog Namgyal说西藏儿童村的主要目的是逐渐培养西藏人的身份与文化自觉。令他感到遗憾的是，因为缺乏藏语教材，同时因为这些孩子必须要参加印度的考试，从11岁开始，中学教材都是英文语言。

    对于很多流亡西藏人来说，西藏语教育并不能掩饰一个日益明显的现实，即他们很可能将终老于印度。这使的他们受到强烈的诱惑，这诱惑将使得他们放弃西藏，放弃一个失落的梦想，并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力尽所能。在德里(Delhi)的年轻德西藏籍政治学学生Dolma也料想如此。他认为，如果明天有机会回到一个自由的西藏的话，半数在印度的西藏年轻人会选择留在印度。

    然而达赖喇嘛认为“极少数的”西藏流亡者失去了他们的西藏身份意识。流亡政府教育部长Karma Gelek Yuthok自认为是悲观主义者。他的烦恼在于在印度的西藏学校既不能使得孩子们赢得一流印度大学的奖学金，也不能向孩子们提供西藏语言和文化的土壤。对此他倍感焦虑。不管怎么说，保留西藏文化是“我们流亡至此的核心目的”。更糟糕的是，他开始担心从学校出去的“人的素质”。

    在国外的年轻西藏人可能会融入那些流亡者，恐怕就象在国内的那些西藏人融入中国一样。每年仍然大约有2500-3000西藏人从中国逃往印度，其中大多数是经由尼泊尔进入印度。在这些逃亡者中，超过1/3的人不到14岁。在成年逃亡者中，大部分人是僧侣。尽管印度拥有不少著名的藏传佛教寺庙。但是在那些到达Dharamsala的朝圣者当中，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从年迈的老人到幼儿。

    去往印度的道路日益艰难。尼泊尔国内正在爆发起义运动，在(2005年)一月份的时候，尼泊尔国王Gyanendra为了讨好中国，下令关掉了达赖喇嘛在尼泊尔的代表处以及一个西藏人福利中心（Tibetan welfare centre），当然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和一个中转中心仍然在运行中。在Dharamsala的一个接待中心，一个手写的通告告诉那些刚抵达印度的西藏人，说有三名西藏妇女在尼泊尔遭到强暴，通告建议大家通知他们在国内的朋友尽量多人结伴同行。

    1993年Dharamsala附近建成了西藏中转学校（Tibet Transit School TTS），专门面向那些到达印度的年纪在18-30岁之间的西藏人。关于到印度来的原因，该学校的一群学生给出了三个常见的答案：觐见达赖喇嘛，接受教育以及国内没有机会。（而达赖自己，作为一个务实型的理想主义者，加上了第四原因：有些人认为从印度更容易去往美国）

    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历史上的藏东地区，也就是并入中国以后的四川省西部地区，实际上是没有教育的机会。西藏中转学校（Tibet Transit School TTS）的主任Chhoeze Jampa说，他的学生中，有3/4需要从基本的比画开始，学习阅读和写字。在学校落成典礼上，达赖喇嘛鼓励学校的学生将来回西藏去。Jampa先生说学校60%的毕业生已经回到了西藏或者正在尽力回家。

    在接待站，有两个刚抵达二十多岁的健硕的小伙子。在他们的由51人组成的团队中，只有三个人成功抵达了尼泊尔和印度。他们向向导支付了4000人民币，大约相当于500美金，这是一笔大数目，他们靠买一种叫虫草的珍贵中药凑齐了这些款项。他们的父母教育他们不要跟政府当局惹上麻烦，因此他们并没有告诉他们父母他们的逃亡计划。

    这个团队晚上离开拉萨往边境出发，17天徒步后，他们在一个山顶休息时遭到了中国警方的埋伏，警方开了枪。这两个年轻人丢掉了他们的行李，躲在一个干枯的河床边，逃脱了警方的追捕。他们在徒步七天以后到达了边境，在这七天中，他们身无分文、没有任何食物，饥寒成疾。

    
    在他们的家乡的村落，作为定居的牧民或者农民，其实生活并不是很坏。甚至现在在他们家乡已经有了学校，尽管这学校小学以后就不用西藏语，尽管这些学校的建成对于这两个年轻来说太晚了。他们历经磨难来到印度的原因仅仅是为了觐见达赖喇嘛。这次，他们得偿所愿，这次，他们终于能够跻身于那些朝拜者当中。他们得到了一个机会向国内打电话，以向他们父母家人报平安。打电话的时候，第一个人泪流满面。另外一个人跟电话那边的朋友说，他终于见到了他的活佛（“他看上去只有40岁！”）。

    在他们离开家乡的时候，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只是想朝拜达赖喇嘛，然后回家，并偷偷带一点达赖喇嘛的录音磁带以及画像，给他们那些未能成行的朋友们。在得知他们能进入西藏中转学校（Tibet Transit School TTS）以后，他们改变了计划，想在那里停留5年。可是，在往家里打完电话以后，这个想法已经有点动摇了。

    然而，在印度的多数流亡者，大约10万人，是想在印度长期居留。西藏青年会（Tibetan Youth Congress TYC）的秘书长Tsultrim Dorgee Chunang--虽然出于忠心地预计达赖喇嘛的寿命将达110岁，也承认，西藏人应当准备接受没有达赖喇嘛的生活，但是目前的情况是大家完全没有准备去接受没有达赖喇嘛的生活。而达赖喇嘛在这方面，却在尽力准备身后事。他已经推行了一种民主。目前的46名议会成员，是由大范围选举产生。从2001年开始，都是直选总理。

    可是，不少流亡者并不愿为了他们自己的未来而承担Chunang先生分派的一些职责，他们完全依赖达赖喇嘛。比如西藏妇女协会，就是否要接纳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即并不追求西藏完全的独立）而展开了冗长的讨论。最后西藏妇女协会的结论是接受达赖喇嘛的提议--而并不管达赖的职位是什么（达赖仅仅是宗教领袖）。

    西藏青年会（Tibetan Youth Congress TYC）并没有放弃西***立要求，但是它也并没有批评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政策）。Chunang先生说该组织视西藏自治为西***立的阶梯，此外，在达赖喇嘛死后，西藏青年会可能会消除曾经做出的非暴力承诺。很明显，铁路将成为他们未来的恐怖袭击目标。

    中国向来表示无法理解这种观念方面的分歧。而上述这种言论，使得中国有理由指责达赖喇嘛伪善。但是这些情况也使得很多西藏人担心达赖喇嘛的逝世，并力劝中国充分利用达赖希望妥协的意愿。达赖喇嘛自身通过引发国际社会对西藏的同情以获取鼓励，并且从他自己的信念获取鼓励：中国的“专制体制”终将改变。

    “如果你着眼当地，”他承认说，“这几乎是毫无希望的。”“但是从一个更广的视角看过去，希望仍在。”中国不断对达赖喇嘛进行人身攻击，但是并不能说明中国已经准备好如何处理达赖喇嘛。实际上，有说法称，中国这个正在日益升起的进取的国家，已经确信：达赖会死在喜马拉雅山的错误的一边，死在历史的错误的一边。

    我在05年初买了一个iPod mini，存储空间4G，据说该型号目前已经停产。

    前天刚参加工作的博士xifeng请我吃饭。吃饭之前他叫我带上我的iPod，说计划买一个iPod，想听听我的看法。

    在一般的mp3随身听都只是250m左右的时候，用一个4G大小的iPod很能体现你是个音乐爱好者！加上看上去简约的设计风格——据专业人士说，这就是极简（但愿我写对了这两个字）设计的一个例子。再加上考虑到iPod的身份识别作用，我用iPod，我写blog，这多年轻人啊（至少在一年多以前）！

    于是我就冲动地把一坨两千多块钱人民币换成了一坨铝合金小方块。

    买来以后乐不可支地把很多歌成专集地往iPod里面传。后来反省，这种行为主要还是出自于长期以来的穷人心态，在不小心以冤大头方式花钱以后，遂丧心病狂地想物尽其用。最高记录的时候我把Neil Young几乎所有的专集放在了iPod里面——但是从来没有试图听完一遍。后来是从一些音乐ftp整专集下载上市新碟，放进iPod里面——结果您也猜得到，极少安心地将这些专集听完三遍。

    当然丈着4G的空间，iPod还是可以用来传输海量文件。比如年初的时候我就从朋友那里拷来近两百集的动画片《乱马1/2》，在考完托福以后一直看到恶心。

    因此在不慎丢了火线和充电器以后，我还是咬牙出血买了高价的充电器，而不是把iPod退役成为垫桌子的铝块。

    但是iPod是个很邪恶的东西。

    邪恶之处跟这个时代有关，罗大佑说，现在这个时代人们面对的问题往往不是稀缺的问题，而是太多的选项如何选择的问题。同时这有是一个快速的时代，网络追求宽带速度，餐饮业快餐连锁正当红，甚至连火车都在不断提速。快速的时代甚至快到让人更加无从选择。这是一个选择能力日显缺失的时代。

    邪恶的iPod应运而生。

    其实一个人真正喜欢听的歌曲，或者说一个人在6个小时内（iPod mini充电后持续时间不过6小时）所真正需要音乐，以一般压缩比例的mp3论，总量不会超过500m大小。

    可是iPod似乎可以逃避选择，不用做太多的选择，直接把音乐放进iPod里面。但是实际上，我也经常犹豫于选择听近千首歌曲中的哪几首，但是邪恶的iPod早已经算计好，设计好了随机播放的功能，这终究让我将选择权交给机器。

    可是音乐终究应该选择，不仅仅于音乐，人生诸多方面亦需要选择——比如xifeng最近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一位他最喜欢的美女做女朋友。因此，我十分不推荐xifeng去购买一只邪恶的iPod——尽管在夜深人静，电台都开始放悄悄话或者各种治疗难言之隐疾病的广告的时候，随机播放音乐的iPod的确可以起到一个品味稍高的午夜音乐电台的作用；尽管可以通过在学生面前不经意地露出iPod使得学生们（特别是美女学生们！咳~咳~）瞬间认识到xifeng老师其实与同学们同样年轻并无代沟且可与之推心置腹无话不说等等等等。

    因为，对于一位有所选择的人来说，iPod委实太邪恶了。

    不过，如果有哪位在看了该篇blog以后，深受启迪并因此毅然决定把自己的iPod扔进垃圾箱的话，请无论如何通知我，我目前还缺个铝金属块垫桌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