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风竞舟

    原文出自Nov 8th 2005期The Economist Buttonwood专栏文章With a pfffffffft or a fizzle

    美国房地产价格泡沫的意味已经出现。这个泡沫会爆裂还是平稳消弥呢？

    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市，一个充满绿荫的中产阶级郊区的Chestnut大街上。充斥着反战的标语：“现在就离开（伊拉克）！”，这些反战标语已经超过了房屋出售的标牌数量。但是，当地的房地产中介无疑地认为，当地的房地产市场正在跌价。

    在巴尔的摩市南部繁荣的安纳波利斯市，价格超过150万美金的房屋销售周期要长于几周前的水平。总体上来说，之前三处翻修一新的维多利亚风格的房屋出手依旧很快，但是在今年秋天第四处房屋销售的时候，业主已经下调了10%的报价，当地的地产经济人称。“现在到处都在谈论说，房屋市场的泡沫不能持久以及一些不确定情况，人们开始害怕买房子的时候付多了，”她说。

    这还不算是房地产市场的崩溃。但是我们的专栏作者Buttonwood去这地方看望她的父亲大人的时候，真切感受到了美国房地产市场有多么让人感到不安。在过去几年中，得益于超低的利息率和超高的房屋价格，美国房地产行业蓬勃发展。房屋所有者们贴现了他们的纸面财富，并支出了这些财富，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看起来，房地产行业再也不可以以前一样速度向前发展了。

    第一个原因是美国联邦储备局已经开始收紧其货币政策，这种紧缩政策的影响已经初步体现。随着10年期国债利率小幅上升，在上周，30年期的房屋抵押贷款固定利率平均水平已经上升到6.31%，达到近16个月来的最高水平。与一年期国债利率挂钩的房屋抵押贷款浮动利率平均水平上升更迅猛：从前一周的4.91%水平上涨到了上周的5.09%水平，该利率水平达到了2002年以来最高记录。

    当然利率还不算最糟糕。实际上，目前的利率水平还是相对较低，同时大多数美国人选择了固定利率的房屋抵押贷款，或者是那种并不每年浮动的浮动利率房屋抵押贷款。但是，数年以来，房屋价格涨幅超过了收入的增长和通货膨胀水平，而且现在越来越少的家庭能够负担得起自购房屋。热情正开始消退。

    在10月份，房屋抵押贷款申请人比9月份减少了5%，比去年同期水平更低。未售出房屋数量正在上升。目前看起来房地产依旧保持牛市的一个信号是，房屋所有人依旧在贴现其房屋：根据Freddie Mac提供的数据，在第三季度，他们贴现了大约600亿美圆，着相当于之前三个月的水平。

    利率和其影响是一个问题。税务改革是另外一个问题。上周的时候，乔治·布什的税务改革委员会给出了一份比较奇怪的税务改革草案，该草案向统一税率方向改进了一点点，向消费税方向改进了一点点，但是往影响地产市场方向改进了不少。委员会建议对目前的贷款利息抵税政策做出调整。根据目前的税务政策，贷款利息支出可以用于抵税，其用于抵扣的税率从15%开始到一定的顶限，因此富裕的贷款人从中获利要高于低收入的贷款人。在目前，抵税的额度相当纳税人的税级与利息支出的乘积（因此在相同的利息支出下，收入越高、税级越高的人，其获得的税务豁免就越大），税改方案建议：用于低扣所得税的利息支出必须有上限，这样就能防止富人实质少交税。

    如果说，税改是出于降低房地产市场价格的话，那么这至少是个不坏的建议。美国国家地产经济人协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估算，该项税制改革将使得全美的平均房价下跌15%，该幅度与美林银行的经济师（Merrill Lynch）在去年做的估计相近。这将降低高端房屋的价格，同时提高那些更为普通的住宅的价格。（对于那些要出手手头房屋的平头百姓来说，这是个好消息，对于那些准备首次购房的平头百姓来说，这多少算不得什么好消息。）

    当然，房地产行业的游说者将在国会极力游说，同时还有政治因素将阻挠这个税改。一个不怎么受欢迎的总统试图强行通过一个不怎么受欢迎的税改——在大选年来临之前，这无疑将是一个愚蠢的行为。而且，目前的美国总统最在乎的选民不赞成改项税改方案。因此税改有可能最后变得与目前得草案面目全非。

    如果不考虑税制改革对息抵税的影响的话，房屋价格是将下跌还是仅仅涨幅放缓呢？后者更有可能，但是房屋价格仅仅放缓对经济发展来说也是一个坏消息。在最近的时期，消费者支出产生了70%的经济增长，所以即使是部分地停止贴现房屋资产（以支持消费支出）的话，经济发展将出现紧急刹车。而且在上周，与房地产行业提供了50%的新增工作岗位。PIMCO证券公司的老板Bill Gross估算称，如果房屋价格增长水平如果低于合理速度的话，明年的经济增长将减少到1-2%的水平，低于目前第三季度的3.8%同比水平。

    造成目前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在前几年，对泛滥的借款人发放了泛滥的贷款。一些贷款给那些通常来说达不到贷款资质的人，这些贷款达到了每年5000亿美圆。这些贷款的大部分方式是浮动利率、仅付利息贷款（interest-only  loans）或者负还款贷款（negative-amortisation loans）。目前，这些贷款人和放贷款人都面临更多的利率变动风险。

    银行乐于向那些边缘贷款人借款，因为银行可以向那些准政府的中介（比如Fannie Mae, Freddie Mac）再贷款，或者向私人投资人证券化债权。许多这种贷款都形成担保债务凭证（collateralised debt obligations，CDOs，按风险和收益的不同将债权分散给不同的投资人，以获取债权的贴现）。日本和欧洲投资人一度十分热衷购买这种东西，但是目前有信号显示热情已经开始消退，而且最近几周以来这种疲态已经急剧蔓延。

    目前，贷款人的不量行为还非常少，这得感谢低利率和快速增长的价格。但是这种局面未必能持续太长时间。在2005年中期，不到5%的借款人的贷款高于其物业价值的90%。如果一个不良贷款人出现困难无力偿还贷款时，银行将会要求他出售他日益增值的房屋，并归还贷款，根据所谓的“自愿提前偿还贷款”条款。当利率上升、市场价格低于房屋投资成本时候，银行这种资产保全手法将变得不切实际。

    因此所有的问题又回到了利息率、回到了中央银行以为了压低房屋价格而持续提高利率的决心上来。Alan Greenspan肯定已经看到了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但是他的继任者，Ben Bernanke可能未必如此。无论如何，房屋市场的反应要滞后于紧缩的货币政策1-2年（考虑到中国房地产开发商对银行贷款的依赖，这种滞后在中国要短暂得多），因此看起来很可能矫枉过正。当美国联邦储备局的官员们准备压低房地产价格的时候，可能美国经济的反应不是在呜咽，而是突然一声巨响。

    
    时代周刊漫画：只要你别入住装修，赶紧出手，房屋泡沫还是不用担心的。

    
     时代周刊漫画：被投机托高的房地产价格缺乏实质支持

   原文出自November 8, 2005期The New York Times的In Beijing, a Changing Harvest

    
    Xi Qiuyuan坐在他晾晒的玉米上。
    
    在过去的差不多一个月里，一个驼背、眼睛浑浊、牙齿发黄的叫Xi Qiuyuan的男人在马路边看守着他的玉米。这些玉米被铺在马路上，等着被晒干。而Xi先生是个守夜人，看守着他的玉米。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他的角色在中国并不特别。他睡在户外，利用一个粗糙的砖垒炉子取暖。他用一个耙子耙匀狭窄的乡村道路的玉米，以便这些玉米能快点晒干。

    他并不抱怨，这些事情即使没有一辆SUV汽车也能做。

    “晚上很难睡着，因为往来的车太吵了，”在一个早晨，汽车呼啸而过的时候，40岁的Xi先生说，“大约半夜两点左右的时候，就安静了。”

    在中国，秋收已经结束了。但是与那些农业活动主导生活的农业地区不同。北京农村的秋收已经被吵闹的生活所改变。总体上说来，北京是一个具有1500万到1700万人口的城市——这得看谁来计算。

    在城市之外，农村正迅速转化为城市郊区。农民们赶着脏兮兮的羊群在尘土飞扬的马路上与喧闹的卡车争路，那些蓝色的卡车正往城市运送建筑材料。有些农民坐在手扶拖拉机或者骡车上，旁边圆滑的奥迪汽车紧闭着它的染色车窗飞驰而过。

    这就是两个中国的不变的冲突：一个是冲向21世纪的城市中国，另外一个是仍然滞留在18世纪的农村中国。城市中国目前占上风，最近公布的政府统计数据表明，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至少四千万的农民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土地。

    对于一些农民来说，这种改变是一个获取更好生活的机会。而对于另外一些农民来说，这是他们唯一熟知的生活方式的突然终结。

    在北京新铺设的五环路边上，54岁的Lei Deqing正在用一把镰刀砍那些地里的玉米秆，而他放养的一小群羊正在啃地上的断茬。在他附近大约100码远是一个高尔夫球场。

    他所在的小村庄，Bei Dian，最早的时候有大片的耕地，之后被各种开发项目征用了大部分——相应的补偿很少。现在村民们靠抓阄确定谁来耕种剩下的小部分土地，另外一些村民靠把房子出租给来北京的外地建筑工人赚钱。

    “贫富差距越来越大，”Lei先生主动说，“我们都没什么地了。”当被问到新铺的路尽头的高尔夫球场的时候，Lei先生嘲笑道：“啊哈！”他抱怨到：“有多少中国人能消费得起那个？那个只是有钱人跟当官的准备的，只有他们能消费得起。我们要进去还不被打出来？”

    实际上，北京作为一个大地理概念，具有6000平方英里的面积，包括城市和周围的农村，这些农村正被迅速扩张的城市侵占。尽管这在一些统计学家的眼里看来，这种农村地区城市化是合理且必要的转变过程，然而对于那些只会种田的人来说，这种转变则就十分残酷。

    Xi先生并不喜欢城市，他说他从来没在城市里面定居过，也没有计划去城市定居——虽然从技术上来说，他也是一名北京居民。在10月份的大多数日子里，他和其他的农民一样，在路边看守着晾晒的玉米，这些玉米晒干以后就好碾碎为粮食。

    Xi先生指着坐在路边看守玉米的其他人，并把这作为农村生活不变的证明：“没有什么变化”Xi先生说，“从来就是这样”。

    相比之感受周围的社会变化，Xi先生还是更擅长于看守他的玉米。距离他不远的地方一些叫“约塞米蒂”或者“皇家城堡”之类住宅楼盘正在建设之中。说话以后不久一辆灰色的BMW运动多用途汽车（SUV）碾过了Xi先生用石头堆起来的护拦线。他或许不想走向城市，但是城市已经向他而来。

    在马路边几百码远的地方，一群中年妇女在坐在玉米堆边吃面条。“大部分耕地都被征用了，”其中一名妇女说：“没有多少地剩下来，我们就种那些剩下的地。”

    当被问到她们的未来是否确定，在新的中国会不会有她们的位置的时候，妇女们认为这个问题太无稽了：“我们是农民，”这名不愿透露名字的妇女说：“我们喜欢种地，这就够了。”

    但是Dai Shumin的经验告诉她不是这样的。54岁的Dai女士是一个叫Xia Xin Pu的小村庄的村民，这个小村子已经被发展中的北京所占领。她父母以前就在这个村子种玉米、大米和红薯，也是在这里，她学会了种庄稼、采棉花。在1986年，当中国开始发展市场经济的时候，她的丈夫在图书馆找到了一份工作。他的收入使得他们家买了辆车，从此夫妇俩开了一家运输公司。

    她们夫妇的收入使得她们有钱办了一个养猪场，最后还筹集了足够的钱开了一个餐馆，目前餐馆由她儿子经营。她的女儿在市区的工厂上班。她丈夫还在图书馆工作。
 
    在餐馆外面，Dai女士的玉米正堆放在穿过她们村庄的马路上晾晒。当她还是十来岁的时候，中国因为集体化政策的失误而出现的大面积的饥荒，Dai女士说当时她们村庄的村民靠吃玉米熬了过来。而现在，她要把玉米卖给附近的猪饲料加工厂。 

    她现在已经不用为了收入而去种地了。她的房子里面有新的皮制沙发，一台电脑和一个宽屏的彩电。她的勤劳和聪明使她获得了政府颁发的劳模奖章。

    但是她还是保留了大约几十英亩的土地，她不能想象不种这些地的样子。她雇佣了一些外地民工做大部分的农活，当然在一些时候她也会下地干活。“这不是为了钱，”她说：“种地已经是种习惯啦。我从小就务农，看到地荒着，我会觉得心疼。”

   原文出自 Nov 3rd 2005期The Economist的封面文章Tired of globalisation

    但是目前尤其需要贸易自由主义以及其他形式的开放

    作为异类的法国自由市场经济学家FREDERIC BASTIAT曾经在1846年的一份报纸上表达了他高贵而又浪漫的希望：“在不远的未来，或许所有的国家将推倒孤立彼此的贸易壁垒。”这句话在125年以被一个人借用，这个叫约翰·列农（Joho Lennon）的人并不是一个经济学家，而是一个成功的全球化分子，“想象一下没有国家分别的世界”，他在1971年的歌中唱到，这并不难做到。然而，尽管随着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壁垒的拆除，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尽管随着那些欠发达国家对外经济开放，数以百万计的贫困人口得以脱贫，要向公众和政治家们证明经济开放的好处仍然很困难。而现在，又有人排队公开抨击经济开放——或者说，全球化。这使得进一步的贸易自由主义开始面临不确定性，同时使得那些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的努力面临不确定性。

    在华盛顿特区，这个充满了各种关于欠发达国家经济政策寓言般“舆论”中心，来自纽约的参议员Charles Schumer向国会提交了一份议案。该议案威胁将要对中国出口美国商品加征27.5%的关税，如果中国不将其汇率提高到这个程度的话。在Schumer先生相当然的观点看来，中国有太多的农民正在脱离贫困。在11月4日，乔治·布什暂时逃离宾西法尼亚大道这个狂热的氛围，访问阿根廷参加美洲34国首脑会议。在那里他将会受到反“帝国主义”示威人群的“欢迎”，抗议将针对他个人，他发动了伊拉克战争，而且也是他发起了美洲自由贸易区。在大约5万名示威人士当中，将有迭戈·马拉多纳（Diego Maradona），迭戈·马拉多纳既是一个靠足球竞赛全球化而发达的足球球员，同时有是一个依赖国际自由贸易（使得毒品贸易亦相对自由）的可卡因的隐君子。同样引人注目的参与者是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他正在利用高昂的石油价格获取利润以支持委内瑞拉的“21世纪社会主义”。

    这些，或许都是拉美之行的保留节目。上周拉丁美洲民调显示：不管抗议者如何主张，在拉丁美洲国家中，明显的大多数人们更偏好市场经济体制而不是封闭的、国家指导的经济体制——即使是在委内瑞拉。但是，目前对于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艰难时刻，对于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困难时刻，同时，围绕贸易自由化的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也面临困难。在2001年多哈回合谈判开始的时候，谈判目的主要试图促进欠发达国家发展，同时把降低粮食贸易壁垒作为谈判中心。然而在前几周，当美国提出一个大胆的关于减少农产品保护的提议时，欧洲国家并未做出积极的反应，而日本压根对此不做回应。Bastiat的祖国，法国的一位部长在与人争辩时，抨击了试图改革欧盟农业政策的谈判。他们认为，欧洲应该保持“农业生产能力”，即使付出贫困的代价及纳税人的税金作为代价。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称，必须与“经济自由主义”做斗争。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出什么问题了呢？

    世界可能将在下个月获得一定程度上的回答。下个月，来自148个国家的部长将在参加在香港举行的WTO会议。上次他们聚集这样的会议是2003年9月，当时是在墨西哥的Cancún,会议并未取得结果。当时富裕国家与贫困国家产生不同阵营，会议在互相讽刺中结束。不过在当时，还算有时间补救。而这次，因为多哈回合谈判的截止日期是2007年6月，因为美国国会给予布什总统的贸易谈判授权截止到彼时。虽然香港WTO部长会议结束到截止日期还有一年半的时间，但是考虑到涉及148个国家谈判的复杂性，以及各种条款的高技术性，实质谈判需要在2006年完成。而基本的政治架构需要更早确定，也就主要在本次香港WTO部长会议上。

    自私的慷慨

    自由贸易谈判被认为是晦涩难解的事情，一些自由贸易国家经常虚张声势。以前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在经历了大量的地缘政治和拖延以后，终于1993年完成。其结果从某些角度来说仍然是令人失望的，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虽然那次的贸易谈判回合在93年完成，世界经济却被那些新兴的发展国家推动从而充满活力：中国、印度、巴西，这些国家也突然出现在世界贸易舞台。这次欧盟拒绝让其农场主们面临更多的竞争，仅仅这样会不会真正的损害到全球利益呢？

    这次香港WTO部长会议的结果以及最后多哈回合谈判的结果，很有可能是一个妥协——一如既往。欧洲的立场不坚定但不至于滑稽，截止到目前，欧盟将其总体平均农产品关税下调了39%；截止到上个月的时候是下调了25%——尽管还有很多漏洞，使其可以很容易的限制进口。另外一个欧洲农业保护国家，法国，或许会比它现在暗示的要更为灵活：这几乎不是它第一次在即将达成自由协议前向人们鼓吹贸易保护。所以，尽管在香港WTO部长会议上会出现各种花样，但是结果很可能是，美国调低一点它的野心，欧洲再多做出一点行动。这种结果意味着机会的失去，又意味着某种风险。

    失去的机会是指：本来多哈回合谈判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参与谈判的恰当机会——目前发展中国家成员已经占到WTO成员的2/3，然而最后却变成各国间农业、工业、服务业自由贸易的交换，通过交换以使大多数国家获益。当然有些进步依旧会有，即使是充满了花样的协定：比如巴西，肯定会从更自由化的农产品贸易获益，因此为了换取一个更自由化的农产品国际贸易条款，它可能会在其他条款方面做出妥协。印度正在犹豫削减其农产品关税，但是它的企图在于服务业国际贸易自由化，它希望在金融服务、健康医疗服务以及娱乐业等方面贸易更加自由。但是如果发达国家在农产品方面更开放一点就更好了：帮助最贫困的国家，从而使得发达国家看起来更慷慨一点；使得西方国家的公司能更容易进入最富裕的几个发展中国；并且在未来的十年中全球的收入每年额外增长3000亿（根据世界银行的说法）。这将帮助每一个人。

    风险就是有可能使得关于新一波次的开放潮的谈判协议最终失败（如前两年），在目前这次为期三十年的开放潮中，更多的国家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如果这个开放潮因谈判的失败而终结，可能将引发政治方面的动荡期。假设如果由于美国的经济衰退或者中国经济放缓，导致贸易自由主义式微，将不仅仅导致增长的停滞，而且更会导致严重的衰退。比如目前，Schumer的对中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的提案看起来不会被通过。然而如果美国失业率开始上升、世界贸易谈判陷入僵局，局面就有可能改变，提案有可能被通过。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风向也将由此改变。

    如果那样，将会是整个世界的悲剧。虽然向那些最贫困国家提供帮助以减缓贫困是美德，但是中国、韩国、智利以及印度的例子说明，脱离贫困的更好、更有效的方法是美国、西欧和日本以前所做的：开放、参与国际贸易、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同时政府制定相关法规。换句话说，全球化。根据Samuel Johnson的说法，如果一个人厌倦了全球化，那么他也就厌倦了生活。

    最近一期的Economist的封面：    
    
    
    阿根廷示威人群
    

    示威人群中著名的乌戈.查韦斯同学和迭戈·马拉多纳同学
    

    乌戈.查韦斯同学慷慨陈词！
    
 
     布什同学、赖丝同学：幻觉！幻觉！丫吓不倒我！
     

   原文出自Nov 3rd 2005期The Economist的Here's Hu

    神秘，但是到处出现

    

    中国主席Hu Jintao，在前几年的时候几乎不出中国国门，最近却快成了位旅行家。他最近一次的出访是去北朝鲜。Hu先生正利用了全世界对朝鲜核问题的关注，而使得中国成为和平使者。在国内以保守主义著称的Hu先生，在外交方面会不会更冒险一点呢？

    朝鲜领导人金正日至少是给了中国面子，保证将继续参加在中国召开的六方会谈。六方会谈的目的在于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朝鲜半岛核武器危机。朝鲜声称他们将支持在九月份最后一轮会谈中达成的协议。该项达成的协议相对模糊，包括朝鲜停止核武器发展项目、加入核不扩散协议，以及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的监督。下一轮六方会谈将于11月9日开始。

    媒体高调报道了Hu先生的访问。他和金正日参观了坐落在平壤附近，由中国援助三千万美圆建设的玻璃厂。Hu先生还参加了经济技术合作签字仪式。合作细节并没有公布，但是由此可以认为，中国仍在致力于帮助他贫困的邻居发展经济。

    这种高规格的访问暗示中国充分相信六方会谈不会破裂。在通常，对朝鲜的访问的级别要比目前低。六方会谈如果失败，对Hu先生来说将是一个打击。他已经决定，他的国家应当在解决危机中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

    在Hu先生动身启程下一站访问的时候，他无疑希望沐浴在他朝鲜外交带来的光荣中（在访问完朝鲜以后，Hu先生在越南做了为期三天的访问，以期加强中国与这个充满戒心的邻居之间的关系）。之后，Hu先生将访问英国、德国和西班牙，最后将访问韩国，国家主席这次对韩国的访问将是十年来的第一次。在韩国，Hu先生将参加亚太地区领导人峰会，美国总统布什也将参加这次会议。布什总统在会议结束后将访问北京，这将是Hu先生2003年3月执政以后美国总统首次访问中国。

    在担任国家主席以后，Hu先生出访广远。多数出访的目的是寻求中国发展的潜在的战略合作伙伴。到目前，他已经出访了拉丁美洲、非洲、澳洲、加拿大以及中亚。但是这路线看起来多少有些冗长。他还访问过日本，在日本这个国家，他并没有显示积极主动去解决双边争议的兴趣。他将他的首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放在了9月——结果Katrina飓风在那个时候袭击了美国，尽管他行程被耽误不少，他还是设法访问了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即使行程提前，恐怕执着于礼节的Hu先生也不会完全满意。他的助手曾要求布什先生提高迎接规格。

    当然，所有这些事情，对于增加对Hu先生私人的了解帮助无多。他是第一个生日保密的中国领导人——大家只知道1942年12月。一些外交官称，他很聪明，但是有点不太喜欢非正式方式。这或许是个解脱：他的前任，Jiang Zemin，现在因著名的餐后即兴歌唱而出名。

    美联社消息，世界银行在本周四的时候再次调高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世界银行将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从9%提高到9.3%，此次调整是基于目前中国的消费支出超过预期——这将意味这能减少中国庞大的国际贸易顺差。

    最近这次调整是世界银行在本年度对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做的第三次调整。在四月份的时候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年度增长预期是8%，9月份调整到9%。

    “2005年第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长高于预期，多少是由于国内需求的增长。”世界银行的报道中提到。

    上个月，中国政府称，在前九个月，中国经济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9.4%。

    世界银行估计中国经济迅猛的增长势头有望持续到明年，预计在2006年的经济增长率将会达到8.7%，这个比率比世界银行早些时候估计的7.9%高了近一个百分点。

    世界银行称通货膨胀将保持在低位，但是它并没有给出通货膨胀预期。中国政府的报告称，在今年前九个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增长了2%。而去年同期的物价增长水平是4.1%。

    世界银行说，中国消费者支出的增加有利于遏止中国国际贸易经常项目的盈余。国际贸易经常项目是衡量国际贸易最常用的指标，包括了商品贸易及投资等。但是世界银行对此没有给出专门的预期。

    根据中国政府在本周公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中国国际贸易经常项目的盈余总计670亿美金。为2004年上半年同期75亿美圆水平的九倍。

    然而布什政府开始在多方面就经济问题与中国接触，而非仅仅着眼于汇率问题。

    在上个月中国之行中，美国财政部长John Snow呼吁北京推进金融改革以增加投资机会、促进消费者支出，从而减少中国国际贸易盈余。

    以消灭贫困、促进经济发展为宗旨的有184个成员国的世界银行，在其报告中则提醒中国政府，应当注意信贷的过快增长。

    中国领导人说，在不必要的工厂、购物中心以及其他方面的资产的过度投资将会引发通货膨胀，或者导致银行不良贷款。

    中国政府正在尽力（虽然目前看起来收效有限）提高贷款要求、命令地方政府阻止不必要的建设项目以抑制投资。

    “实际上，在2006年，投资的增长速度还可能持续高于消费增长，可能需要有新的措施来遏止投资，”报告中这样提到。

    一个世界银行的经济师还认为，中国国家指定的石油价格太低，鼓励了无效率的使用。

    “目前看来，中国的（低）油价与政府极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目标相左”，世界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师Bert Hofman如是说。


     世界银行经济季报 pdf文件，右键另存下载

    原文出自Oct 27th 2005期The Economist的Dreams are made of this

    那些养过仓鼠之类小动物的人都知道，这种小动物睡眠时间极其紊乱。或许你会认为这是好事，或者会认为这根本不可取。仓鼠属于小动物，一般说来，越小型的动物，它们许需要的睡眠时间越长。大象每天只需要睡眠大约三到四小时，而小负鼠每天则要昏睡18到20小时。鲸鱼压根每天就不睡觉——至少人类不知道它们以何种方式睡觉。宽吻海豚的左右大脑轮流进入类似人类睡眠状态，但是仍然保持半清醒状态。

    这些有趣的现象使得科学家有了线索，以发现人类睡眠的机理，以及睡眠到底是什么、为了什么。很显然，睡眠不仅仅是一种不清醒状态，睡眠是大脑神经系统重新整理的状态。在睡眠当中，大脑保持活跃，并且有两种状态：眼球非快速运动状态（non-rapid eye movement ,NREM）和眼球快速运动状态（rapid eye movement， REM）。这两种状态间差异之大，犹如清醒与睡眠——这意味着人类可能有三种而不是两种不同的状态。在不同的状态下，大脑大多数部位保持不同的活跃方式。

    有些人可能要将一生大约1/3的时间用于睡眠。当人们缺少睡眠的时候，他们所签的“债”将会累积。换句话说，如果人体的机能还在继续，那么睡眠时间总要补上。很显然，在睡眠中，有重要的事情发生。但是如果仅仅是REM睡眠状态被抑制的话——因为大脑损伤或者一些抗抑郁药物，则并不会出现明显的感知或临床症状。因此，两种睡眠状态似乎有不同的作用。

    关于NREM状态睡眠的作用，目前有不少理论认为其能减少大脑新陈代谢行为。第一种作用是在一天里面的特定时间保存能量，就象有些动物在冬季进行冬眠以节约能量一样。最近的研究工作显示，NREM状态睡眠的另外一个作用是允许或推动成年人的神经细胞的成长。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Jerome Siegel与他其他地方的同行认为，或许有第三种作用。在最近一期的《自然》（Nature）杂志上的一篇关于睡眠的特别评论上，Siegel博士说，NREM状态睡眠可能与抗氧化有关。越是小型的动物，其新陈代谢速度更快，从而其繁衍速度更快，细胞活动也相对较高。对老鼠的实验结果证明，当那些老鼠缺乏睡眠的时候，它们的氧化节奏加快。Siegel博士认为，新陈代谢速度越快的动物需要更多的睡眠，以打断这种氧化过程并获取保护，同样利用睡眠修复一些氧化损伤。

    REM睡眠状态，大约占到人类睡眠的20%。REM睡眠状态与NREM睡眠状态不同，因为在REM睡眠状态下，大脑的新陈代谢活动及大脑神经活动仍然保持高水平。眼球及眼球末端颤动。在这种状态下，人们最有可能产生不合乎逻辑的、奇异的、栩栩如生的梦——比如被一条大蟒蛇生吞之类。

    一个流行的理论是，REM睡眠状态用于整合记忆。这个解释的明显的毛病在于：没有人因为被大蟒蛇生吞了或者赤身裸体参加了数学考试才会做这样的梦。实际上，最近的一些调查研究显示，只有大约1.4%的梦是基于以前完全真实的记忆。通常来说，梦里面出现记忆的碎片是最常见的，而梦里出现完全的记忆很多时候是源自于身体创伤体验。在另外一个研究种，65%的梦的构成成分与清醒状态下的事件有关联。当然，这类的研究都是基于主观的报告，因此执行起来很困难。

    看起来，睡眠是记忆成形与发展过程的重要部分。梦到新学习的东西有助于之后的回忆。但是，梦与记忆的确切关联还是一个谜。学习显然要比在梦里回忆要清楚。哈佛大学医学院的Robert Stickgold认为，在睡眠的时候记忆根本没有被恢复，因为脑成像研究显示，与记忆有关的大脑区域在睡眠时处于非活动状态，尤其是当人处于REM睡眠状态时。
 
    也是哈佛大学医学院的Allan Hobson认为，研究显示REM睡眠状态是一种大脑生理状态，在该状态下，大脑产生独特的、类似精神内容。在该状态下，大脑要么产生自己的感知或者对一些感知进行思考，但是不会同时进行这两种行为。

    当然，梦的确以一些神奇的方式模拟真实。一个人梦到被蟒蛇生吞的人，可能以前真的在浴室里被一条蟒蛇生吞过——这种情况下，梦就反映了完全真实的环境。当然也或者仅仅是因为做梦的人跟养蛇人有过交谈，或者是有过被吞的感觉，而这种感觉一直保持在梦境中。科学家一直试图了解这些问题。而那些天天昏睡的小仓鼠，它们在做什么梦呢？那些科学家们可能永远也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原文出自November 1, 2005 期The New York Times的 Tree to the Manchu Conquerors of China 

    有基因学家基于Y染色体确定了在中国北方人口中的一个谱系。他们相信，根据Y染色体分析，这些谱系中的人们属于满族人的后裔。满族人曾经一度征服中国中原地带，并在1644年建立了清王朝，一直持续到1911年。

    该谱系的始祖生活在大约500年前。根据基因改变的速度推定，这个谱系的祖先是觉昌安，死于1582年，他是满族领导人努尔哈赤的祖父。一个由中英两国基因学家构成的工作组的领导Chris Tyler-Smith说，目前至少有大约160万人携带有觉昌安的满族Y染色体基因。

    但是不少历史学家对这个结论持保留意见，历史学家认为，应该提供更多的证据以支持这种结论，包括对满清贵族的现代后裔进行基因测试。

    Tyler-Smith博士在此前，也披露过同样惊人的发现。两年前，在一次东亚地区Y染色体调查以后，他确定了蒙古皇族和成吉思汗的后人的谱系。

    根据Tyler-Smith博士的计算，在以当年元朝版图地理范围内，目前有大约1600万人身体中携带成吉思汗的Y染色体。

    之所以蒙古的Y染色体传播如此广泛，有推测认为是在当时，成吉思汗和他的亲戚都可以不受限制纳妾。虽然满族不是成吉思汗的盟友，但是满族同样可以大量纳妾。Tyler-Smith博士和他的同时认为，这是这些谱系为什么如此庞大的原因。在清朝，即使第九等贵族，每年的俸禄都有11公斤白银，22000公升大米。

    Tyler-Smith博士与这个中英联合工作组一起确认了9个样本区具有共同Y染色体特征——结果很惊人，该9个样本区散布在中国北方地区，并据此确认了满族后裔。工作组用于甄别的Y染色体特征在汉族人身体中并不存在，目前汉族人口在中国占大多数。 

    因为在同样的地区，同样普遍的Y染色体特征谱系只有成吉思汗的谱系，因此满族谱系的始祖也是创造了一个历史性记录。Tyler-Smith博士一篇将在12月份的《美国人类基因》（The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杂志发表的文章中提到，清朝的满族人看起来就是展开该项研究的最好的样本——根据哈佛大学Mark C. Elliott教授所著的满族历史，在1911年的中国，有超过8万名满族官员。

    通过计算谱系中Y染色体的突变数量，Tyler-Smith博士估计这个谱系人群的共同祖先大约生活在500年前，因此推定为当时的满族族长觉昌安。

    但是调查研究中发现的一个现象让基因学家们迷惑不已，那就是在当年的满族聚居区，现在的辽宁，具有满族Y染色体特征的人口非常少。Elliott博士认为这个不足为奇，因为在满族人建立清王朝以后，就开始离开家乡，搬迁到了北京。而且，新中国政府容许一些在辽宁为满族工作过的汉人申报为满族。

    密歇根大学历史人口统计学家James Lee博士说，他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的电子邮件，电子邮件声称，如果要在中国北方地区寻找清朝贵族的基因后裔族群，看起来就是“十分勉强的”，因为大多数满清贵族都居住在北京和辽宁。

    Tyler-Smith博士对此的反应说他的在北京的同事已经接触到几位满清贵族后裔，并邀请他们加入该项基因测试活动，但是没有人接受邀请。

    在文革以后，不少贵族的后裔开始隐藏在民间，许多官方文件也被毁坏了，Tyler-Smith博士和他的同事在他们的文章中这么说到。因为缺少在世的满清贵族的基因测试，他们写到：“我们的假设解释有待证明”尽管“有很强的间接证据支持”

    Elliott博士说他就知道几个确信无疑出自于满清贵族的人，而且在北京的报纸上做广告征召的话，来不了几千人也能征集来几百人。

    Elliott博士说清朝经常与蒙古通婚，作为一种保障安全的政治联盟，这能解释为什么在蒙古会出现满族的Y染色体。同样，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满族Y染色体普遍出现在其他北方族群中，比如鄂伦春族、赫哲族、鄂温克族等，尽管这些族群没有跟皇室通婚——至少没有大量通婚。

    一个父亲多个孩子的现象是生物学家所谓的雄性性内选择的一个例子（Y染色体在父子间传承）。Tyler-Smith博士说在东亚地区人口中，他所能发现的基因排列特征仅有满族和蒙古族染色体。但是似乎他还能在其他地方找到其他的例子。  
    
    
    地图中带阴影的圆圈表示有具有满族基因特征族群的分布,图中黄色区域系清朝时中国版图。

    原文出自October 31, 2005期The New York Times的Economic Ties Binding Japan to Rival China

    
    日本神户的中国城，复制的中国兵马俑倒映在一个银行的橱窗上。

    中国东北的大连，在一个日本保险公司的呼叫中心里，一些年轻的中国工作人员正用流利的日语回答日本的顾客从日本打来的电话。而在日本西部的神户市，中国城商业区刚被翻修一新。

    与老的中国城里面只有一些华而不实的中华料理店不同，新的中国城里面包括了各个行业的中国公司的办公室。在这里租写字楼的中国公司从属不同行业：从生物科技公司到经营日本传统和服的中国公司。

    虽然目前由于民族主义思潮兴起，政治关系紧张，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关系却依旧日益紧密。从广度和深度上来说，中日之间的经济关系已经超过了美日经济关系——而美日关系经常被称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

    这种经济关系更突出反衬了两国逐渐恶化的外交关系。中日两国的外交关系在10月17日降到了最低点——在日本小泉首相参拜了靖国_神社后，中国方面立即取消了原定的中日高级别会谈。

    随着亚洲的转型，两国的外交关系可能会进一步紧张：历史上一直作为亚洲地区经济政治领袖的中国，在一百多年前让位与日本。在今天，他急于夺回当年的地位。

    “在过去的几年里，有好的事情，也有坏的事情，”东京三菱银行上海分行总经理Toshio Hori先生这么说到：“在政治和外交方面，诸多事情看起来都是那么悲观，但是在经济方面，两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上海目前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同时也成为日本的经济要地。

    如下事实说明，如果两国矛盾进一步恶化，双方将互有损失：

    *锐增的中日贸易使得日本经济走出了失落的十年，这十多年中，日本经济增长缓慢，甚至重复出现衰退。而中国出口日本的廉价商品使得饱受高物价之苦的日本消费者得以缓解。

    *超过15万的中国学生正在日本的大学或语言学校，大约有100万中国人在日本的公司工作。

    *在上海，大约有2万名日本人，实际居住的日本人口可能有10万，已经形成了最大的海外日本人社区。

    *日本在中国大约投资了315亿美金，使得中国开始学习这位邻居的工业生产技能。

    中国的增长速度要远快于日本预计出现一个真正的竞争对手的时间表。中国经济不仅仅会在量上超越日本，更会在不久的将来在质上与日本一决高下。

    两国之间不确定的新关系——交杂者承诺与挥之不去的猜忌，在上海这座城市被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日本军队侵略战争结束之后60年，上海目前星罗棋布了大量的日本居民。日语杂志向这些富裕的外国人提供从餐厅评论到夜总会名单的所有信息，当地日本商会的名单看起来就象是日本公司的名人录。

    在四月份，对于这些日本人来说，美好的海外生活突然变了。在小泉首相参拜了靖国_神社以后，中国上海爆发了大型的反_日游_行。示威一度失控，激动的人群向日本领事馆投掷了石块。

    小泉在9月份选举中的胜利可能意味着中日之间的外交关系还将持续冷淡。但是不管怎么说，小泉将于明年退休，这可能会带来新的转机。

    东京三菱银行的Hori先生同时也是上海日本商会的主席，他说最害怕的是再发生全国范围的反_日示威。当然，他说：“考虑把日本公司转移到其他国家，比如越南，是毫无意义的。”

    “两国经济关系已经重要得无法将公司转移，”他说。
 
    在大连理工大学的学生当中，许多人将竞争进入日本公司工作。其中弥漫着强烈的实用主义的氛围。“历史问题是历史问题，但是我想我必须面对现实，”22岁的工科学生Zhang Shuai说。

    彼此一样，日本也充满着同样的实用主义——尽管日本的公众正在歇斯底里地嚷嚷着中国的崛起。尤其是在日本关西地区的神户市——这个城市在十年前遭地震严重破坏，并且经济低迷了多年。

    在感觉到中国发展的机会以后，市政当局投资了大量资源以吸引中国企业，并试图促进日本对中国特别是上海的贸易。

    43岁的Chen Jianjun先生在日本神户建立了一个生物科技咨询公司，名叫Shanghai Rundo Biotech Japan。在建立公司的时候，Chen先生刚从日本获得了硕士学位。在开始自己的企业之前，陈先生在雀巢公司工作。现在他在为日本的制药公司的新药临床测试提供咨询，并且为日本制药公司开拓中国市场提供咨询。因为生意的特点，Chen先生对两国问题深有体会：“中国和日本相临很近但关系疏远，”他说“双边都不能互相理解彼此”。 

    两国想赚钱的实用主义生意人们不停地发出这种抱怨。在日本，商业界倾向于支持小泉首相领导的经济改革，但是同时又姑息其对中国的敌对政治主张。生意人们担心，在明年小泉退休以后，替代他的有可能是一个更加激进的民族主义分子。

    这种理解方面的沟壑同样甚至蔓延到学校和大学。尽管现在更多的中国学生选择去日本大学——甚至超过了去美国大学的人数，他们经常惊奇地发现，他们的这个亚洲邻居从多方面看来，更象外国人。

    “我想中国人民更了解美国人民多一点，”神户大学35岁的中国学生Gao Ruihong说，“在中国和美国，人们在家里聚会会邀请他们的朋友和邻居，我来日本九年了，但是几乎从来没有朋友邀请我去他们家。”

    但是跟他的大部分同学一样，Gao女士还是持乐观的态度：“在未来，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将更加密切，”她说：“我希望在未来，能起到两国关系桥梁的作用。”

    对于上海的许多日本居民来说，创造更好的未来的最佳途径看起来在于抓紧现在繁荣的最佳机遇。

    “我们不知道未来这个市场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发展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里将来会发生什么，”马自达上海公司的运营总裁Satoshi Tachikake说。日本的汽车公司进入中国的时间要晚于他们的欧美竞争对手。但是现在日本汽车公司投资于中国的力度要远大于这些竞争对手。

    在上海的日本人的学校有2214名学生，这个数字是十年前的十倍之多，并且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我们没有地方啦，”学校的校长Kazuyuki Taichi笑着说，同时一边展示着即将建成的新学校的模型。

    Taichi先生在四月份的反_日事件发生之前几天来的中国，他表示来到中国以后，惊讶于他在中国的所见“我以为我会又看见一个共产主义的转型过渡期，”他说，而不是如东京一样大的繁荣发展的城市。“你很难让日本人明白，即使让你的兄弟或姐妹明白，日本的发展需要中国，而中国的发展也需要日本，他们受日本国内的媒体所影响，而那些媒体天天在抨击中国。”

    26岁的Eriko Yamamoto相信日本将通过建立与中国的密切关系重新振作。在日本东京辞掉了她在日立公司的全职工作以后，她来到上海，目前她上海中欧国际商学院读书。

    “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到中国找些机会，即使没有办法的话，我总可以回家，”Yamamoto女士说：“但是我到了这里以后我发现，你只要有点钱，你几乎可以做任何事情。在日本，你可没有这感觉，那里规矩太多啦。”

    看到纽约时报的专题报道，上面有一个关于农村家庭的故事(大家可以点开看看)：China's Great Divide_Family，或许有些片面。

    在当前的中国农村，有无数的儿童在他（她）们成长过程中，父母并没有在身边。这是一个有关三个人的中国乡村故事：父亲、母亲和女儿。

    
    很多农村儿童象Yang Shan一样，由她们的祖父母带着

    
    很多象Yang Shan父母一样的民工，在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出力 

    
    在中国的农村，现在有了一个新词“留守”。那些老人和儿童“留守”在农村，而轻壮年人们都外出打工。Yang Shan的父亲四次外出打工，她母亲三次外出打工

    
    Yang Shan在读小学，小学在一所足有百年历史的老建筑里，狭窄、昏暗

    
    Yang Shan的老师说她读书很刻苦，表现很好

    
    学校每年的学费大约50美圆，听起来低得不可思议，可是Yang Shan一家的年收入可能也就300美圆

    
    Yang Shan知道她家很穷，但是她想上初中、高中，甚至梦想能上大学。当她拿着学费通知单到家的时候，她父母认为，为了缴学费供她读书，他们夫妇只能外出打工。Yang Shan很难过，但是她能理解，她认为她父母是在为她而受苦

    
    这个时候，Yang Shan的父亲Yang Heqing在北京，每天工作12小时，每周七天，几乎全年无休假 

    
    工棚很简陋，很冷，大约挤了40多名与Yang先生一样的民工，有的时候，他们半夜会被冻醒。他们每天5：30起床，坐公司的大巴到市中心的建筑工地工作

    
    当被问到为什么来北京的时候，Yang先生说，他需要钱，他家需要钱，他女儿上学需要钱，所以他虽然身体有病，还是要出来打工

    
    Yang Shan的妈妈在另外一个城市打工，每天上12个小时的夜班，这些在中国数以千计的危险的工厂就在生产准备出口的小商品，下班后她在买菜

    
    “我告诉Yang Shan,我出去打工，你好好在家做个听话的好女儿。”Yang Shan的妈妈说，她非常希望能过年回家，看Yang Shan。但是她的老板说她不能歇假，否则扣工钱，她有点难过，但是没有办法，她家需要钱，她女儿也需要学费

    
    Yang Shan的祖母自己种菜

    
    下学期的学费通知单来了，大约25美圆。Yang Shan的妈妈非常渴望能见到自己的女儿，可是为了不被扣工资，她过年不能回家了

    
    Yang Shan每天都梦想着能早点过年见到妈妈，但是她不知道，为了她们的家，她的妈妈今年不能回家过年

    纽约时报2005年10月25日消息: Rosa Parks, 92, Founding Symbol of Civil Rights Movement, Dies

    一个黑人女裁缝，因为在亚拉巴马州（Alabama）蒙哥马利（Montgomery）市的城市公交车上拒绝向一名白人男子让座，该事件最终神话般引发了美国50-60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神话的女主角Rosa Parks，昨天在底特律（Detroit）的家中去世，享年92岁。
 
    底特律前市长Dennis W. Archer已经证实了Rosa Parks的死讯。

    Parks太太因为无视当时的种族隔离制度而被拘捕，在被判违反了隔离法后，被判罚款10美圆，外加4美圆的诉讼费。作为回应，蒙哥马利市的黑人市民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状告Jim Crow法案违宪——该法案规定他们在公交系统中，只能乘坐二等座，同时拒绝乘坐公交车长达13个月之久。
 
    这件开始于1955年冬天的公交车事件，开始引起了全美国人民的关注，同时使得一名叫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的传教士开始转向黑人民权运动并且最终成为运动领袖——这就是金博士，蒙哥马利市Dexter Avenue Baptist教堂新来的牧师。金博士开始组建蒙哥马利进步协会（Montgomery Improvement Association），并形成了黑人民权斗争运动的雏形。

    “Parks太太被拘捕并非反抗的原因，这件事情只是引子”金博士在他的 《向自由前行（Stride Toward Freedom）》书中写到，“反抗的原因在于类似的不公的普遍性。”

    Parks太太的反抗行为，现在看起微不足道，但是在当时的亚拉巴马州，这却是十分危险的行为，甚至可以算是一件不计后果的行为。因为拒绝让出作为，她除了吃官司以外甚至可能会被殴打，但是她的行为影响最终超出了市政当局所能控制的范围。Parks太太向人们——远非仅仅蒙哥马利市市民而已，证明了隔离法案有多么的残酷而且生而耻辱。

    在那时那刻，Cleveland 大道公交车也使得这么一位平凡黑人女子突然成为种族平等诉求的象征和先行者，此后，种族平等诉求运动日渐成熟壮大。

    “当时她坐着，以防止我们可能会站起来”目前在南非的Rev. Jesse Jackson说“很荒谬不是吗？拒捕了她，却为我们打开了通向自由之门”

    即使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里，风烛残年的Parks太太还是出席了不少纪念会，说得不多却给人与力量。根据一个官司（OutKsat的一个Hip-Hop乐队使用了Parks太太的名字）透露出来的一份诊断报告，在最近几年中，Parks太太已经罹患老年痴呆症。最近几年Parks太太的神话也开始日渐变形：一个传说她是个腿脚不灵光的清洁女工，在公交车上因为太累了而无法起身换到车后的座位。另外有传言说她是被国家有色人种进步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N.A.A.C.P.）“栽培”出来的。

    她解释当时的真实情况是，她受够了这种屈辱，这种拜占廷式（指诡计多端）的规定，这些沿袭习惯而来的法律，这些不完全把黑人当人的规定。

    “她当时是受够了，” Parks太太的多年好友，Rosa and Raymond Parks自修学院主任Elaine Steele说，“她当时已经四十多岁了，她不是一个小孩，那个时候你也会说：’不，我不是一个具有完全权利的公民，我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

    在《向自由前行》书中，金博士写到：“实际上，没有人能理解当时Parks太太的行为，除非他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人格开始呼喊：‘我再也无法忍受了！’”

    Parks太太当积极参与蒙哥马利市的N.A.A.C.P.的运动，而且还曾经和她的理发师丈夫Raymond参与选票登记活动。

    在1955年的夏天，受一名叫Virginia Durr的雇主的邀请，Parks太太参加了在田纳西州的Monteagle市Highlander Folk School举行的一个多种族领导人会议。她后来说，在那里，“她获得了力量，为自由而努力工作，不仅仅为黑人，而且为所有受压迫的人们”。

    但是，在1955年12月1日，在她辞掉在百货公司的裁缝工作回到家以后，她脑子里面最后的一件事情就是成为“民权运动之母”——后人经常也正是这样称呼她。她发放N.A.A.C.P选举的通知，同时在那个周末他还要为那些青少年筹备工作间。

    “所以那个时候，我可没有准备好被逮捕。”她在1988年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那个时候，在蒙哥马利市的公交车上，前面四排是为白人乘客准备的。最后一排供黑人乘客乘坐，而当时黑人乘客占到总乘客数量的75%。在汽车中间的座位没有人坐的情况下，黑人乘客是可以先坐着的。而当白人乘客一旦需要中间的座位，那么黑人乘客必须要让座，并且坐到最后一排去，如果最后一排已经没有座位的话，黑人乘客必须站起来给白人乘客让座位。有些公交车甚至是隔离的：如果车前部已经有白人乘客乘坐，那么一个黑人乘客需要先从前门上车，交费以后再下车，再从后门进入公交车后部。
 
    黑人对此抱怨了数年，Parks太太也不例外：“我对不公正待遇的反抗并不是仅从那次特别的拘捕开始的，”她说“我曾经很多次在蒙哥马利市选择走路而不是坐公共汽车”。

    早在1943年，一个叫James Blake的公交车司机就曾经拒绝Parks太太上他的车。或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1955年的12月1日，他开着Cleveland Avenue公交车。他要求公交车中部的四名黑人乘客站起来为一名白人乘客让座，其中三名黑人乘客顺从了。

    在1987年，一个叫“Eyes on the Prize”的关于民权运动的电视片中，Parks太太回忆说：“当他看到我还坐在那里的时候，他问我是不是要站起来，我说不，我不会的，然后他说，好吧，你如果不站起来，我马上报警让警察逮捕你。我说，你报警好了。”

    她的逮捕正是妇女政治委员会（Women's Political Council）所祈祷的，这个成立于1946年的组织致力于消除公交车上对黑人乘客的不公正待遇。这也是蒙哥马利市黑人平等运动鼓吹者E.D. Nixon所祈祷的。

    黑人们被逮捕，甚至被杀害，仅仅因为他们违背了公交司机的命令。他们当时正在准备一个司法诉讼，关于一个15岁的女孩因为拒绝让座而被逮捕，Parks太太还曾经为这个女孩筹集诉讼所需资金。在得知那个女孩当时已经怀孕以后，他们认为，这个女孩子并不是发起运动的好的象征。

    另外一方面，Parks太太当时还被认为是“蒙哥马利市最优秀的市民之一——不是最优秀的黑人市民——而是最优秀的蒙哥马利市民之一”金博士曾经这么说。

    在Nixon先生与马丁·路德·金以及律师酝酿起诉Jim Crow法案的时候，妇女政治委员会散发了大约35000份传单，以号召黑人在12月5日星期一的时候抵制罢乘蒙哥马利市的公交系统——这一天，Parks太太将接受审判。

    “周一的时候，不要乘坐这些公交车去上班、进城、上学，去任何地方都不要坐。”传单上这么写到。

    在12月4日，星期日的时候，一些黑人教堂的讲坛上开始分发这些传单，蒙哥马利市黑人报纸Montgomery Advertiser头版刊登这个传单，这些传单内容被更广泛传播。

    周一的时候，一些黑人合伙用车。另外一些人乘坐黑人司机开的出租车——收费跟公交车一样，10美分。但是更多的黑人乘客——大约4万人，选择了徒步，其中有些人的距离超过了20英里。

    在那天晚上教堂的聚会上，所有的黑人一致同意持续罢乘活动，直到他们的要求被满足：黑人乘客将被礼貌对待、公交公司雇佣黑人司机，公交车中部的座位根据先来先得的原则分配。
 
    罢乘活动持续了381天，期间有些人厌倦，还有人因为难经推敲的理由被逮捕。而教堂和金博士以及Nixon先生，当时一度都成为新闻热点。

    最终，在1956年11月13日，最高法院对“Browder 对Gayle”案做出判决，判定在公交车上实行种族隔离违法。法院的命令在12月20日到达蒙哥马利市。罢乘活动于次日停止。但是暴力却开始升级：有人用狙击步枪袭击公交车——以及在家中的马丁·路德·金博士，多个教堂以及协会骨干家中被抛掷炸弹。

    在转年年初的时候，Parks一家离开蒙哥马利市搬到了维吉尼亚州的Hampton——主要的原因是Parks太太无法在当地找到工作，而且还因为与金博士以及城市中其他民权运动领导人意见不和。

    在那年晚些时候，在弟弟Sylvester的极力建议下，Parks太太和她的丈夫以及她的母亲Leona McCauley搬到了底特律。Parks找了份裁缝工作直到1965，之后众议院议员John Conyers Jr.雇佣她为底特律国会办公室助手。Parks太太于1988年退休。

    “很少有人能说他们的行动行为改变了这个国家的面貌，”Conyers先生昨天在一项声明说“而Rosa Parks正是其中一人。”
 
    Parks 太太的丈夫，Raymond已经在1977年去世，Parks夫妇没有子嗣。

    在最后的十年中，Parks太太获得了总统自由勋章和国会金质奖章，甚至在教科书中被当作为一个象征。但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她厄运不断，在一个28岁的男子闯入她家，偷走53美圆后，并把她打伤入院。她甚至无力支付她的房租，只能依靠当地教会的支持，直到去年12月份，她的房东不再收她的房租。

    Rosa Louise McCauley于1913年2月4日出生于亚拉巴马州的Tuskegee。是Leona和James McCauley夫妇两个孩子中第一个。虽然McCauleys夫妇是农场主，但是McCauley先生同时也是一个木匠，McCauley太太同时是个教师。

    Rosa McCauley在11岁的时候进入一所乡村学校，之后进入蒙哥马力市的Miss White女子学校就读。她曾经就读于亚拉巴马州教师学院高中部，但是中途因为要照顾她多病的祖母而辍学。直到21岁的时候，她才获得了高中文凭。

    害羞且说话温和的Parks太太在其他黑人给予亲密祝福的时候经常显得不安——这些黑人把她视为他们追求尊严与平等的象征。她说，她更希望仅仅是鼓励其他人，尤其是年轻人：“努力成为一个对自己有用并有助于他人的人”。
 
    在金博士的生日被定为国家节日以后，她表达了她的担心：他的形象恐怕会被兑水分，而且他可能会被简单地描绘成一个“梦想者”。

    “在我的记忆里，他不仅仅是一个梦想者，”Parks太太说“他更是一个活动家，对于反抗不公正，他不仅仅相信语言，他更付诸行动。”

    在回忆起她跟一些孩子在一起的情形，她经常会笑出来，有些孩子的好奇心往往超越了他们的历史知识：“他们想知道我是不是曾经经历过蓄奴时代，他们认为我是 Harriet Tubman 以及Sojourner Truth同时代的人，还问我是不是认识她们。”

    注：
    Harriet Tubman, 1819或1820-1913，马里兰州人，逃跑获取自由的黑人奴隶，著名的废奴主义者。她曾组织地下活动以协助无数的黑奴奔向自由,也是北军护士、间谍,以耄耋之龄辞世。

    Sojourner Truth（原名Isabella Baumfree），1797-1883，生而为黑奴，后出逃获得自由，并成为废奴主义者。


    一些图片及文字说明：
    
    Rosa Parks因为拒绝在Alabama的一辆公交车上向一位白人男子让座，从而引发了美国50-60年代的人权运动

    
    1956的12月份，在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在公共汽车上的种族隔离系违法以后，Rosa Parks坐在Alabama州Montgomery市一辆公共汽车上

    
    因为拒绝在公交车上向白人男子让座，Parks太太被逮捕，图中系Parks太太在Montgomery市一个警察局中的照片
    
    
     在Parks太太被拘捕以后，蒙哥马利市的黑人开始抵制公交系统，他们不少人开始选择走路上班。     

    
    1956年2月22日，县治安官助理D.H. Lackey给Parks太太取指纹

    
    1956年3月19日，国家有色人种进步协会前主席E. D. Nixon护送Parks太太出庭对她的审判

    
    1957，公交系统取消了种族隔离制度后，Parks太太与一名黑人妇女坐在汽车中部。

    
    1969年1月15日，Parks太太在亚特兰大Ebenezer Baptist教堂演讲
  
    
    1976年8月，Parks太太与她的黑人伙伴们的集会队伍中走在Woodward大道上。


    
    1981年，Parks太太与泰瑞莎修道院院长（Mother Teresa）会面

    
    1988年10月12日，Parks太太和遭枪杀的黑人民权领袖Martin Luther Kin博士的遗孀在Ebenezer Baptist教堂参加一个仪式

    
    1996年，Parks太太受Bill Clinton总统邀请，参加在华盛顿举行的黑人议员聚餐

    
    1999年6月15日，Parks太太出席接受国会金质奖章的仪式

    
    在位于密歇根州Dearborn市的亨利·福特博物馆，一位参观者正在向当年Parks太太拒绝让座的公交车内观望

    
    时代周刊的漫画，Parks太太终于让座起身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