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风竞舟

    英文原文出自5月号Outside杂志,中文出自5月号Outside杂志中文版。
    那是二战期间最为残酷的行军之一：为与日军作战，一个营的美国大兵在巴布亚新几内亚（Papua New Guinea）穿越了一片几乎无法通行的丛林。六十年后，詹姆斯·坎贝尔（James Campbell）试图重新体验这一历程。就在这地球上所剩无几的蛮荒之中，他遭遇了艰险的道路、贪婪的蚂蝗、还有罕见的景观。

   
    交喏部落里身着传统装饰的跳舞者
 

    我躺在一个树皮小屋里，周围都是陌生人。其中一人坐在那里抽着辛辣的卷烟，那种卷烟卷得又长又粗，就像热斯特门（Rastaman）的漫画一样夸张。另外两个正在咀嚼槟榔，他们的嘴巴里都是鲜红的泡沫。而我的朋友乔治·侯德(George Houde)则正蜷缩在角落里睡得死沉，任由老鼠在他脚边玩耍。

　　除了受阻于险峻泥泞的道路和凶险的瀑布以外，我们呆在小屋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我的前十字韧带拉伤了，而我们正在试图徒步130英里穿越巴布亚新几内亚（Papua New Guinea）。现在，乔治和我以及我们八人团队的其他人回到了我们开始徒步的那个内陆村庄。乔治是《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目前正在休假。我的目标是追随二战期间美军的路线，从南部海岸线徒步穿越新几内亚到达北部海岸。当时那些大兵们将这条路线称为卡帕卡帕山道（Kapa Kapa Trail），那其实是对路线起点的伽巴伽巴（Gabagaba）村的讹传。

       1942年10月的那次行军被认为是现代军事历史上最为残酷的行军之一。来自美国第32 步兵师的1200名装备不良、训练欠佳的美军士兵费时一个多月完成了这次行军。他们经过卡帕卡帕山道，从新几内亚的南部海岸线抵达了北部沿岸的布纳（Buna），而当时的布纳还正陷于日军的占领。在行军途中，至少两名士兵因为旅途劳顿而丧生，其他人也饱受折磨。不过出人意料的是，在深及髋部、恶臭扑鼻、漂浮着腐烂胀大的动物尸体的沼泽地中战斗了长达九周以后，这些盟军士兵们居然最终击败了日军，占领了布纳。当然，胜利来的并不容易：当时的指挥官罗伯特·艾克尔伯格 (Robert Eichelberger) 将军指出，“就死亡率而言，非常接近美国南北战争中伤亡最为惨重的战斗”。

　　士兵们对此仍然心有余悸：参加过布纳战役的老兵鲍勃·哈特曼(Bob Hartman)说：“如果我同时拥有新几内亚和地狱，我宁愿自己住地狱，把新几内亚租出去。”

　　我现在开始明白他这话的真正含义。三年前，在研究一本书上的二战士兵经历时，我萌生了重走这条二战行军路线的念头。如果成功完成此举，那将是64年以来，巴布亚新几内亚以外首次组队完整穿越该条山道。早前，我曾经四次到访新几内亚，最近一次是在十个月前来这里考察。自那时候开始，前澳大利亚殖民地巡警、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防军以及一些新几内亚丛林徒步好手都向我建议：不要试图穿越。有人告诉我说，即便这条山道没有被丛林湮没、没有被山洪冲毁，这条穿越这个国家最为险峻地区的山道也不过是条猎人、小贩往来的小道而已。有个当地的村民眺望着群山，从牙缝里嘘了一声，说：“这条路太过遥远了”。一名前政府巡警干脆怀疑我的心智是否正常，他说：“你根本就是在痴人说梦”。
 

    当年澳大利亚人也曾反对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选择这条路线来调动士兵。他们认为山道过高、地形过于崎岖、河流太湍急、土著部落太不可预知了。

　　然而那些士兵们却走过去了，现在我也要重走它。这时太阳已经下山，夜幕开始笼罩。小屋的主人德拉（Dela）不可理喻地拒绝打开竹片做的窗户。在我一再恳请以后，他用英语交杂着墨图语（Motu）向我解释说，夜晚山上有男巫在活动，他们会散布毒咒，并会试图杀死我们。这个时候我听到小屋外面传来一阵轻微的声响。德拉（Dela）打开了门，一些村民们鱼贯而入，他们低着头，仿佛正在祈祷着什么。他们开始吟唱：两个声部、三个声部，再就是四个声部的合唱。刹那之间，仿佛天使降临人间。
　
　　我想，也许我们的运气正在好转。第二天早上，乔治和我离开了德拉的小村子，来到一条车辙小路，跳上了一辆卡车的后车厢。经过一路几乎让我们骨头散架的颠簸以后，我们回到了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斯比港(Port Moresby)。在莫尔斯比港，我买了一些消炎药和止痛片，并开始和乔治谋划如何继续我们的徒步旅程。我们能不能乘飞机与我们团队的其他成员会合呢？我们找到的一名飞行员告诉我们：“不可能”，但是他认为我们可以选择搭乘直升机。

　　七十二小时以后，我们从直升机里俯瞰。我们看到一片茂密的丛林，间或被河流割裂，而那些河流则是从湿气氤氲的群山中流出。这些难得一见的景象让我重新审视我的决定。我从来没有见过卡帕卡帕山道这样的景色。

　　尽管新几内亚在澳大利亚附近，但是从地质学上来说，新几内亚是一片年轻得多的土地。由于环太平洋地震带（Pacific Ring of Fire）的地壳扩张以及几乎不断的雨水侵蚀，使得该地区地貌混杂着沼泽地、险峻的沟壑、以及高达3600米的山峦。这里是地球上最为崎岖、神秘的地区之一。

　　作为世界第二大岛，新几内亚分属于两个国家。岛的西半部以前是荷兰殖民地，自1969年以后成为印度尼西亚领土的一部分，并被称为巴布亚（Papua）（在2002年以前该地区名叫伊里安查亚〈Irian Jaya〉）。岛的东半部是在1975年自澳大利亚独立后建国，称为巴布亚新几内亚（Papua New Guinea），面积大致相当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尽管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旅游业尚处于发展初期，但是为了在其美妙的海岸线上进行沉船打捞、珊瑚岛潜水、海上划艇等活动以及观赏珍稀鸟类，很多冒险旅行家还是来到了巴布亚新几内亚。在极限探险活动方面，新几内亚提供了一些具有挑战性的路线。其中主要的就是长达60英里的科科达山道（Kokoda），位于卡帕卡帕山道西北40英里处。

　　

    不过，岛上还有很多地区尚不为人知。而我们也很难想象在二战期间，穿越其中的士兵们遭受了怎样的磨难。在1942年，11000名日军在巴布亚半岛（Papuan Peninsula）的北部海岸线登陆，企图将新几内亚作为未来入侵澳大利亚的跳板，或者至少可以扰乱美国与南太平洋之间的运输线。

　　麦克阿瑟从1942年3月兵败菲律宾的阴影中恢复以后，开始担任盟军西南太平洋战区总司令，领导军队反击日军，并调遣澳大利亚部队阻挡日军的进攻。两个月以后，鉴于日军在半岛上日渐强势，麦克阿瑟命令美军第32步兵师的一支部队穿越欧文斯坦利山脉（Owen Stanley Range）奔袭在布纳的日军。而在这以前，那些士兵却完全没有丛林生存经历。

　　我之前也没有，但是我的团队里可没有孬种。我已经有徒步数百英里的记录，在为我的第一本书作考察的时候，我甚至在阿拉斯加的北极雪地徒步过。在本次徒步旅行之前，我还曾背负80磅背包徒步旅行长达8个月之久。除了乔治这位58岁的长跑、自行车运动员以外，我们团队还包括：54岁的大卫·马斯格雷夫（Dave Musgrave），他是一名野外专家，同时也是阿拉斯加大学费尔班克斯分校（Alaska-Fairbanks）的海洋学教授；37岁体格强壮的香港摄影师菲利普·恩格尔霍恩（Philipp Engelhorn）；55岁的澳洲人李·提塞赫斯特（Lee Ticehurst），他现在居住在莫尔斯比港，是一名优秀的丛林徒步者，曾经穿越科科达山道三次；年轻的三人摄影师团队——包括卡尔·西默盎（Cal Simeon）, 杰克·萨拉提尔（Jack Salatiel）和肯尼思·萨木·巴苏（Kenneth “Samu” Pasiu），他们来自莫尔斯比港的 POM电影制作公司；以及在数个村庄里招募的脚夫，他们为我们搬运食品和宿营装备。

　　
　　脚夫们正沿着鬼魂山危险的山坡下山

    当年那些二战士兵们花了七周的时间才抵达北部海岸，其中多半的时间里，他们都在徒步前进，其余时间他们则在村落里修整，等待空投的食物补给。在当时看来，让士兵们休整的决定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然而实际上却起到了反作用。当时士兵们已经遭受到痢疾、战壕脚以及溃疡的折磨，加之疟疾又突然开始爆发。最终，大约百分之七十的士兵们罹患疾病。

　　我们决定以快得多的速度穿越，即使这将意味着每天在路上徒步10到11个小时。考虑到疟疾以及摄像器材电池电量，我们计划在两到三周内抵达布纳，以减少我们在丛林中的滞留时间。

　　在谈论新几内亚的时候，很难不过分溢美。在徒步旅程的第四天，我们进入了一个热带雨林，那里的生物多样性几乎是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就鸟类而言，那里简直是鸟儿的天堂——在全球40种珍稀鸟类中，有38中生活于此。此外那里还有超过3000种以上的兰花、世界上最大的蝴蝶、最大的蛾、最小的鹦鹉、最大的鸽子、最大的鳄鱼。尤其是新几内亚的巴布亚半岛的丛林，里面有种类惊人的乔木、蕨类、苔藓、凤梨科植物、蛙类、蝴蝶以及极为罕见的夜行有袋动物。世界自然基金会（World Wildlife Fund）因此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提交了申请，以将整个欧文斯坦利山脉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单。

　 我们的山地向导贝努（Berua）个子干瘦，拥有丰富的丛林经验。他的父母曾经在卡帕卡帕山道为美国士兵充当脚夫。当时他才7岁，就跟随着大队人马翻越了欧文斯坦利山脉的山脊，并最终抵达偏远的交喏（Jaure）部落。贝努的妻子碧玛（Bima）也加入了我们的团队，碧玛今年65岁，画着纹身。一起加入的还有贝努的猎狗。
　　
　　当地向导贝努正带着他的猎狗、斧头、弯刀、长矛渡过密玛尼河

　　 贝努在前面带路，我们开始沿着湍急的密玛尼河（Mimani River）进入潮湿的热带雨林腹地。在那里，树干、枝叶、蔓藤形成了一个厚密的华盖，遮住了大部分的阳光。而那些草丛又把热带雨林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锅炉房。我开始还担心贝努和碧玛能否保持前进的速度，但是后来证明这个担心完全多余。巴布亚新几内亚人一生都在走路。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徒步走路是他们唯一的交通方式。

　　我们在河边宿营。我们的丛林营地包括一个有两根撑杆支撑的蓝色大帐篷，我们还要用地钉把帐篷固定。我们清理了宿营地上的树枝、石头、树根茎，再在潮湿的地面上铺上一层大树叶。这时候我看到乔治正在满腹狐疑地看着帐篷、并琢磨怎么才能确保蛇不会跑到帐篷里去。巴布亚半岛有20英尺长的蟒蛇以及大班蛇这样的“一支烟”蛇。被那些“一支烟”咬了以后，被咬伤的人甚至来不及抽完一支烟就会一命呜呼。

　　很快黑夜来临，周遭一片漆黑。仿佛是为了强调我们的脆弱，雨林这时开始成为一个自然声响的剧场。这个剧场里面有数百万计的蟋蟀、蝉、青蛙、吟虫、一些奇怪而又喧闹的虫豸以及从白天的睡眠中清醒过来的动物。我们在帐篷里铺睡袋的时候，大卫从林子里磕磕碰碰地出来了。大卫曾经在阿拉斯加偏僻的野外考察了25年，但是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夜晚。他笑着说，这夜晚太过黑暗，以至于他“嘘嘘”的时候都找不到他的那话儿了。

　　考虑到我的膝盖，第二天早上我在其他人收拾营地的时候提前出发了。我们的路程十分艰难，包括翻越位于欧罗洛山（Mount Ororo）海拔近3000米的高地。正当我在攀爬的时候，一大张蜘蛛网罩在了我的手和脸上。那些直耸入云的大树树干如小草料仓库一般粗，上面爬满了如蟒蛇般的蔓藤。然而徒步开始不到一小时以后，我就无暇感慨这些了。我手脚并用在烂泥中前进，尽力抓住树根、树枝、蕨草、灌木、树叶以及其它任何我够得着的东西，以防止我从陡峭湿滑的山路上滑下去。在最艰难一段，我够得着的任何东西上都长着芒刺、硬毛或者爬满了红蚂蚁，我的手也被扎伤并开始流血。

　　脚夫们跟在我的后面，互相之间激动地尖声喊叫着，他们负重40磅行走起来却若无其事。他们离开山道，跳过那些倒下的树木，试图确定贝努的猎狗跑到哪里去了。而他们在做所有这些动作的时候都没有穿鞋。显然，他们的厚脚板在嘲讽我的新丛林靴。

　　在进入云林地带的时候，我遇见了一种景象，当年的美军士兵在见到这种景象以后就把欧罗洛山称为“鬼魂山”：在浓雾弥漫中，披着苔藓树挂的巨大毛榉树看起来仿佛幽灵一般。鬼魂山潮湿、阴霾而且寂静，常年处于阴暗之中。我们的队伍赶上了我，并一起抵达了顶峰。在山顶，乔治很快发现我们附近陡峭的悬崖边就是下山的小径。他说：“这太方便了，我们可以直接把自己扔到悬崖下面去。”

　　我们年轻的摄影师卡尔显然把乔治的话当作了某种暗示。他抓住一根胳膊粗的藤条，用假嗓子叫着在悬崖边来回荡秋千。他在笑，而我却认为他已经被丛林逼疯了。
　　
　　拉如尼(Laruni)村，作者乘直升机到这里重新加入了徒步旅程

　　为了减少下山的痛苦，我背靠着泥流往下走。小蚂蝗吸附在任何一块裸露的皮肤上并疯狂地吸我的血。当到下午我们在鬼魂山的山坡上宿营的时候，连我们的脚夫们都累了。不过很显然，脚夫们并不想在这里过夜，山上不仅寒冷，而且木头都是潮湿的，很难生火。此外，脚夫们还认为高山地区是恶灵摩萨赖（masalai）的领地。在晚上，我醒过来几次，每次都发现脚夫们在用竹管抽烟，他们都不愿去睡觉。

　　在第十天的时候，我们抵达了苏瓦日（Suwari），这是我们所见过的最为偏僻的山地村落。在我们的1:100000的地形图上，这里是一堆等高线以及三块空白，地图上的说明是被云层遮挡。这份地图是由澳大利亚皇家测绘公司在30多年前绘制的，之后这份地图从来没有做过更新。

　　当我们经过一片红薯、玉米、及香蕉田地的时候，有人发现了我们并吹响了海螺号角宣布我们的到来。鼓声开始响起，喧闹声一片，在一片狭小的开阔土地上，一群人们开始跳舞。男人们用天堂鸟羽毛头巾和野猪獠牙做装饰，浑身涂抹着黑色的油彩。他们抓着木制长矛围绕着我们，他们的舌头不停从嘴里吐出犹如蛇信。女人们穿着编制的草裙，并裸露着上身。这些人一边叫喊着一边在我们脑袋顶上挥舞斧头。二战期间的士兵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一幕。实际上，在二战美军地图上，苏瓦日是个没有人烟的地方。当时村民们一看有军队经过，全部都跑到附近的山洞里躲了起来。

　　一个跳舞的男人走了过来，并自我介绍说他叫吉布林（Giblin）。他用蹩脚的英语解释说，村民们得知道一队陶巴达（taubada，即白人）要经过这里，他们特地组织了这个仪式来表达尊敬。据吉布林介绍，以前当地人在奇袭成功时才跳这个舞蹈。在俘虏或者杀死了敌人后，凯旋的战士们会跳舞并分食敌人的肉。不过吉布林微笑着向我们保证他的人没有要享用我们的意思。

    晚上，大家聚集在一个大棚子里。吉布林点燃了村子里唯一的一盏油灯，考虑到要走四天才能买到煤油，这显然是尊敬客人的表现。吉布林说自1975年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以来，我们是第一批到访苏瓦日村的外来人。在1975年以前，澳大利亚殖民地巡逻队偶尔还会光顾这里，在偏远的地区贯彻西方经济制度和英国法律体系。巡警们有时候会执行一些法令，但是他们也会带来药品、工具、以及外界的信息。现在村庄则是苦不堪言：没有学校可供孩子们上学，没有工作机会，疟疾、结核病、皮肤病经常发生，婴儿的死亡率也很高。如果苏瓦日的交通更便利一点的话，吉布林的人们可能会将他们的原始森林卖给伐木公司。不过，由于过于偏僻，苏瓦日村现在把希望寄托在卡帕卡帕山道上。也许卡帕卡帕会让陶巴达（即白人）有利可图。

　　经过多年的推广，一度是澳大利亚与日本之间的战场的科科达山道已经吸引了众多游客，每年大约有2000多名徒步旅行者来到巴布亚新几内亚。世界自然基金会和科科达路线道路管理当局进行了合作，力图将该山道成为可持续生态旅游的典范。尽管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水土流失、淤积、砍伐森林等，尽管道路管理当局也担心科科达附近的当地人会丧失文化认同，这条旅游路线还是成功的。目前已经有一个导游培训计划，将在探险技能、英语、历史、环境保护、本地文化促进、建筑、艺术等方面对导游进行培训。

　　而吉布林完全不知道这些，但是针对卡帕卡帕山道他也有所谋划。他的村庄将要建立一个客栈，年轻人将能担任脚夫赚钱，女人们能够销售水果和蔬菜，村民们可以带领着徒步旅行者进行观鸟探险旅行，他们还可以穿着传统的服饰进行歌舞表演。不过问题在于：陶巴达会来吗？
　　

    乔治最让我们担心，他的两条腿上都出现了危险的皮肤溃疡。尽管很疼痛，但他还是坚持要完成剩下的三天徒步旅程。不过我们需要把他尽快弄出丛林地带。杰克的状态不是很好，他的腿伤了，在流血。卡尔的膝盖也有问题。李看上去疲惫、脸色苍白（是不是疟疾发作？）。而我尽管满腹决心与意志，但是现在也仅能靠一条腿走路。目前只有大卫、萨木和菲利普的状态还算可以，但是如果这条山道名副其实的话，未来他们也将恐难幸免。

　　丛林的问题在于：通常情况下，你除了更多的丛林以外其它什么都看不到。但是在第14天我们穿越了水流湍急的穆沙河（Musa River）、翻越了一千六百多米高的拉明顿（Mout Lamington）火山（该火山曾经在1951年突然爆发，导致大约3000人丧生）以后我们抵达了吉鲁阿河（Girua River）。天空的云开始散去，我们远眺着河谷——这是我们第一次得以瞥见我们经过的区域。而在我们的前方，是一片向北延伸的滨海平原，热带阳光正肆虐地照耀着。尽管旅途中最为困难的部分已经结束，但是目前我们还要穿越齐头高、如刀般锋利的白茅草地，还要来回渡河。这不容易，不过终点就在眼前了。

　　两天以后，在丛林中跋涉了16天，我们终于抵达了布纳。

　　李总结认为，被我们称为“鬼魂山山道”的卡帕卡帕简直就是“服用了类固醇兴奋剂的科科达山道”。对于当年那些劳顿的美军士兵以及数百名充当脚夫和侦察员的新几内亚人而言，这条道路的终点恰恰是又一个漫长噩梦的开始。在抵达布纳以后，那支军队在杂乱、污浊的沼泽地中卷入了战斗。后来麦克阿瑟将军形容那场战争是“血腥残酷的迎头痛击”。

　　巴布亚新几内亚旅游官员告诉我们，他们希望宣传这段历史，并且希望以我们这次徒步穿越为契机，将这条线路打造为国家历史山道。目前世界自然基金会正计划将鬼魂山山道纳入欧文斯坦利山脉旅游保护区中。

　　在那些二战老兵们看来，他们无法想象有人会选择徒步穿越巴布亚新几内亚。第32 步兵师的老兵斯坦利·雅茨仁伯斯基（Stanley Jastrzembski）就对我说：“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我可是宁愿吃颗敌人的枪子儿也不愿再回那些山里去了。”

　　然而对于路上的每一里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曾后悔。

    五一节前去的，从金山岭徒步到司马台，没有传说中的那样艰难，过程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累。


         
 
   

   

   

   

音乐青年吧

　　天津的公交线路里有条8路车，从东站开始，到八里台结束，或者从八里台开始，到东站结束，之后有一年，又从八里台延长到体育中心。除了八里台和东站，路上还有海光寺、总医院，当然还有六里台和七里台。南开大学在八里台、天津大学的东门在六里台。

　　对于我认识的很多朋友而言，天津的时光是从8路开始，而有的，还以8路结束。记得第一次跟同学坐着8路车去逛天津的街，手里拿着地图，战战兢兢地想着“天津的道路都不直，不分南北”的告诫。然后听着天津的同学说九月是天津最好的季节，看着车窗外的天津印象。

　　四年以后，有人离开，随着8路车从八里台出发，从东站结束。我们去送同学，很多不同系的同学会因为这个主题邂逅在8路车上，经济系、金融系、化学系甚至天津大学的学生。记得有天晚上，送走同学，大家坐在8路车上开始返回。车在黑暗中潜行，这时候突然有人开始唱歌，其实他们哭过，所以开始有人合唱，最后再唱成了喊叫。

　　然而这对车上的其他人而言无异于醉酒后的喧哗。中年的司机大叔扭过头来大声训斥说，大学生别这么没素质。夜车里的喧哗突然消散在马达声、车厢晃动声中。有个红着眼圈的同学小声的说，我们送走了同学，有些人可能一辈子不再见。车厢重归沉默，只是偶尔有叹息混杂着跳跃进来的路灯光在隐动。

　　八里台到站，我们下车，我突然听到中年司机大叔在我们身后小声说：“对不住啊”。

　　后来我离开天津到西安工作一年多，我以为对于一个过客来说，此地与彼地没有差别。周末的时候，我会在那个城市转，有的时候是戴着mp3的耳机，在书院门后面游荡，或许忽然会听到***的吟唱，再去到处找，看是阿訇在召唤还是录音在小巷回荡。又可能随便坐上一辆公交车，从西郊出发，到小寨，再到西安交大，或者再会到东大街的钟楼。

　　那天甚至坐着车睡着，车到钟楼边刹车。醒过来发现，车窗外是一辆8路车。也是秋天，周围也都是陌生人，只是那辆8路从在国棉三厂开始，到钟楼结束，又或者从钟楼开始，到国棉三厂结束。有那么一个瞬间，记忆中的时空开始错乱。

　　所以其实，即使是一个过客也会怀念过往的城市。

　　晚上下班，发现公司附近也有8路车，从游乐园出发，到游乐园结束，而游乐园距离我住的地方只有一站。跟天津8路车一样的公交车沿着幸福大街，并走完，到游乐园让所有的乘客下车。

　　这不过又是一个城市。可是天津的8路，也因为东站暂时搬迁到临时站，而随之延长到了临时站。

　　停下工作的那段时间，在南开大学里看书，还试图回到当年的教室，周围却已经时光偷走，人物皆非。我还佯装着以为能够坐上8路车，从东站开始，八里台结束。

　　其实不能，这就像在局域网里，打开别人电脑里正在编辑的文件，这时候一定会有提示跳出来，问你是否选择只读。在现实中无法切换时光，亦无法修改，只能选择旁观只读着那时8路，那时时光。

　　所以其实，我们从来不能两次搭乘上同一辆8路车。

    

    英文原文出自Sep 14th 2006期的Economist的世界经济报告之More pain than gain

    Many workers are missing out on the rewards of globalisation 因为全球化，很多工人失去工作

    发达国家具有民主的政府，因此这些国家能否继续支持全球化取决于普通民众的看法。在发达国家，工人的收入蛋糕分额比例已经是至少三十年来的最低比例（见图表5）。在很多国家，平均真实工资保持持平甚至正在下跌。

    
 
    同时，资本家们从来没有象现在这么愉快。在美国、日本和欧元区，企业利润与GDP的比例几乎以及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见图表6）。在美国，该比例从2001年中的7%上升到今年的13%。
    
    


    和其他当前的经济迷团一样，收入从劳动力（劳动者）向资本（资本家）再次分配的问题主要是因为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新兴经济体参与进世界经济。相对于工资，全球化在几个方面提高了企业利润。第一，离岸到低工资国家减少了公司的成本。第二，因为雇主能够转移生产（到低工资国家），吓阻了发达国家工人工资谈判的力量，比如在德国，几个大公司就成功地与工人谈判达成结果：削减工人工资以避免将生产转移到中欧地区。第三，增加的移民压低了一些行业的工资，比如饮食业、农业、建筑业等。

    对于新兴经济体的担忧主要集中在担心工作岗位会流向低成本竞争国家。但是真正的威胁是对于薪水而非工作岗位。长期而言，国际贸易和离岸业务对于富裕国家的总的工作岗位并无多少影响。别的行业的新的工作岗位最终会弥补那些在制造行业减少的工作岗位。但是与新兴经济体贸易对于平均工资和相对工资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就长期而言，真实工资的增长会趋同于生产力的平均增长水平。但是最近十年以来，很多发达国家的工人真实工资水平的增长速度远低于劳动力产能的增长速度。自从2001年经济开始恢复以来，一个典型的美国工人的真实周薪降低了4%；而同期劳动力产能增长了15%。即使加上医疗健康福利以及养老保险等，总体工资也仅仅是增长了1.5%。在德国和日本，工人的真实工资也是保持了持平或者下降。因此就目前情况看，那些所谓的大多工人都从全球化中受益、仅仅是那些低技术工人受到了损失的支持全球化的说法并不真实。大多数工人都受到了压榨。

    如果人均GDP在快速增长，那么为什么大多数工人的真实工资没有增长呢？部分原因在于在于经济增长的大部分成果转化为了公司利润；部分愿意在于高收入者获得了更多的收益，这些都导致了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目前在美国，最富裕的1%的人赚取了总收入的16%；1980年该比例仅仅是8%。在欧洲和日本，收入差距也在拉大，但是不如美国这般严重。
在十年以前，在经济学家之间的问卷调查显示，工资收入差距加大的原因在于信息技术的发展而非国际贸易，信息技术的发展要求更多的有经验的工人、更少的非技术工人。如今，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在更大程度上导致了（发达国家）工人收入的差距。因为全球化及信息技术的发展都减少了（发达国家）对低技术工人的需求，因此很难分别确定这两方面对工人收入差距的影响。但是目前发达国家大多数工人日益艰难，矛头更多地指向了全球化。

    It's all comparative 相对竞争优势 

    基于李嘉图（David Ricardo，19世纪经济学家）观点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各国之间可以根据其相对竞争优势进行专业分工，因此各国都可以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经济收益。发达国家具有很多高技术工人，而那些新兴国家具有很多低技术工人，因此根据李嘉图的理论，发达国家应该专注于那些需要高技术工人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新兴国家应该专门生产那些低技术产品。在发达国家，廉价的进口竞争产品将减少低技术工人的工资，但是总体上来说，对于工人们还是有好处的。 

    然而，我们之前所提及的现实却说明，一般的工人看起来并没有能够充分分享经济繁荣的果实。哈佛大学经济学家Richard Freeman指出了需要对传统理论进行修正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新兴经济体的劳动力总量过于庞大，这些国家突然加入全球市场，剧烈地改变了全球市场的资本-劳动力比（该比率用语确定资本与劳动力的比例关系）。由于中国、印度及前苏联成员国加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全球劳动力增长了一倍，从以前的15亿增长到30亿，全球资本-劳动力比因此也急速下跌。根据经济学原理，这种现象将相对减低劳动力的价格，提高资本的回报率——实际上，现实就是这样的情况。

    长期而言，竞争将减少利润率，并将通过（消费品的）低价格的形式将利益返回给消费者及工人。然而发达国家工人工资的下行压力将继续保持很长的时间。在中国农村，大约还有2亿未充分就业的人口，他们能够在未来的20年中进入到工厂，（考虑到低技术工人的潜在供给量之大）因此低技术工人工资的增长速度要远远慢于生产率增长的速度，这也减少了中国单位劳动力的成本。

    需要对传统理论进行修正的第二个原因在于，新兴国家的技术水平迅速提升。过去一般都认为，只有那些拥有足够的受教育的劳动者的富裕国家才能生产技术密集型产品。然而在最近几年，一些欠发达国家在教育方面投资颇大，使得它们也能够在更为高端的市场展开竞争。每年，中国和印度的大学有大约120万工程师和科学家毕业，该数目是十年前的3倍，该数目相当于美国的数量、或者欧盟与日本的合计(见图表7)。在1970年，美国大学入学新生占到全球大学入学新生数量的30%；目前该比例已经降落到大约12%左右。

    

    尽管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估计只有1/10的中国工科研究生、1/4的印度工科研究生符合美国大公司的期望标准。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情况都会有所改善。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也指出，由于国内建筑行业的蓬勃发展，中国和印度的工科研究有很大部分成为了土木工程师及电气工程师。虽然目前新兴国家在生产出口高科技产品方面还没有足够的工程师与科学家。但是，多少可以说明，新兴国家不仅仅可以大量供应低技术工人，而且同样可以向全球供应受教育的劳动力。

    Richard Freeman指出，传统贸易模型的第三个有待修正的地方在于：其假设发达国家将制造高科技产品；发展中国家制造低技术产品。实际上，发达国家无法在高科技和知识方面实现垄断。OECD说在2004年，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信息技术产品出口国。当然这有点夸大了中国的进步程度：笔记本电脑、移动电话、DVD播放器现在已经不再算高科技产品了，其中很多仅仅是由那些国外公司在中国组装而已，而且这些产品中的不少高价值部件是进口的。尽管如此，技术正飞速地从发达国家传播到欠发达国家，这多少削弱了发达国家高科技产业的相对竞争优势。同样，发达国家的技术工人的工资水平（劳动力价格）的竞争力也因此降低。

    White-collar blues 白领的忧伤

    现在面临离岸外包的已经不仅仅是制造行业的蓝领工作岗位了，白领服务业工作岗位也同样面临离岸的问题，这些工作岗位以前一度被认为是不虞国际竞争威胁的。然而随着通讯费用的大幅度下跌，这导致连接远方的雇员与发达国家的消费者的成本非常便宜。这也使得以前不可能作为国际贸易项目的服务行业工作有可能被离岸转包出去。Morgan Stanley的Roach先生一直就注意到“全球劳动力套利”的影响范围正快速地从低级工作岗位发展到更高级一点的工作岗位。而且，现在转移到低工资国家去的工作岗位不仅仅是那些基础数据处理、呼叫中心等工作岗位，软件编程、医疗诊断、工程设计、法律、会计、财务及商业咨询等等工作岗位也开始离岸转移。这些工作内容能够进行电子化传输，使得从事这些工作的高技术的白领工人也面临更大的竞争。

    通常，对上述观点一个常见的反驳理由是：目前向国外外包的工作还很少，并不足为道。目前，因为离岸外包，美国服务行业仅仅失去了100万个工作岗位。Forrester Research预计到2015年，美国服务行业总计大概会340万个工作岗位转出到美国之外。不过，相比之美国每年减少并新增3000万个工作岗位而言，这些数字的确很细微。然而问题是，目前的研究仅仅考虑到了那些已经出现离岸外包的工作，实际上，随着信息技术、新兴经济体的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更多类别、比例的工作岗位可能会被外包。

    Princeton大学的经济学家Alan Blinder认为，大多数经济学家低估了离岸的破坏性影响，并认为在未来，服务行业离岸工作岗位数量将是制造业离岸工作岗位数量的两到三倍。这也意味着30%的工作岗位可能会面临离岸的风险。不过具体说来，离岸到中国或印度的（服务行业）工作岗位还可能保持相当低的水平。然而，这些工作有可能离岸出去这一点，就足以打压工资水平。

    此外，Blinder先生认为，教育并不构成一种保护（防止国外竞争的壁垒）。熟练的会计师、放射线学者或者电脑程序员正在面临来自国外的竞争，那些工作以电子化的形式进入美国，参与竞争。而同时，那些没什么文化的出租车司机、看门人、起重机操作员工作岗位并没有受到离岸的威胁。这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自从2000年以来，美国人的真实工资的中值水平降低了6%、下降幅度为何会大于平均工资的下降幅度。

    在上世纪80年代以及90年代后期，低技术低收入工人与高技术高收入工人之间收入的差距显著地扩大了。不过根据David Autor、Lawrence Katz和Melissa Kearney的一篇研究报告显示, 自那以后，美国、英国和德国的工人都出现了新的变化：最低层的工人和最高层的工人的境遇发展情况都比中等收入工人要好。（这些国家的）办公室清洁工作不可能由远在印度工人来完成。而中等收入工人的工作是最容易被标准化的，比如会计，现在是离岸压力最大的工作。华盛顿特区的国际经济学院（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Bradford Jensen 和Lori Kletzer在一份报告中认为，相比之无法“进出口”的服务行业工作岗位和能够“进出口”的制造业工作岗位而言，能够“进出口”的服务行业面临的国际劳动力竞争压力更多地集中在高技术工人头上。

    Ride on, Ricardo

    当然，所有这些并不能为贸易保护主义辩护。离岸（Offshoring），如同国际贸易一样，整体而言是对发达国家有益的。尽管资本和科技的流动性有了提高，但是这并不象有些人声称的那样，已经使得相对竞争优势理论失效了。中国和印度不会在任何事情上具有相对竞争优势；他们会出口一些东西，进口一些东西。新兴经济体的相对竞争优势将主要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一个国家相对其他国家的资本密集程度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国际贸易模式。而新兴经济体具有的资本规模相对较弱，因此他们不太可能成为重要的资本密集型出口国，除非他们的资本-劳动力比水平赶上来，而这需要时间。发达国家会继续保持他们在知识密集型产业方面的优势，因为他们具有相对更多的高技术劳动力，但是在未来，这种竞争优势将会很快被削减。

    总体而言，发达国家仍然会从与新兴经济体贸易中获益。更多的竞争、更大的经济规模会促进生产力和产出的提高。消费者将能享受更低的价格和更丰富的产品品种，股东将能获得更高的资本回报。尽管工人们会继续发现他们的工资受到打压，但是他们仍然可以通过消费者或者股东的身份分享收益——或者直接，或者通过他们的养老金基金。唯一的障碍在于富裕的人们拥有更多的股票，更高的资本回报率将会增加收入方面的不平衡。

    最近几年，美国真实工资水平增长的停滞被高涨的房地产价格所掩饰了，高涨的房地产价格使得美国家庭感觉比以前更好（家庭拥有的房产价格增长，家庭所拥有的财富看起来也高了）。如果房地产市场出现逆转、同时工资水平增长继续保持停滞，将会有人呼吁建立进口贸易壁垒、限制海外投资、对公司利润征收更高的税金。但是对全球化的世界经济而言，这些呼吁措施不仅无用，而且会使情况更糟糕。一些公司为了应对这些措施，可能会干脆将其总部搬迁到更为友好（更支持自由贸易）的国家。

　　看起来很多工人并没有受到全球化的损害这一现实是那些保守经济体（发达国家）的一个挑战。由于害怕给那些贸易保护主义分子落下更多的口实，很多（发达国家中）支持全球化的人并不愿意承认与新兴经济体进行国际贸易会给其工人带来怎样的成本。同时，贸易保护主义分子也在夸大这种成本，同时忽略收益。现在是时候来开诚布公地讨论一下国际贸易的成本与收益了。

　　Heading off the political backlash

　　国际经济学院（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一项研究估计全球化每年给美国经济带来大约一万亿美元的收益，这相当于每年每家庭9000美元。但是具体而言，一般的家庭并不能获得这么多的收益，因为国际贸易的收益的大部分将为那些高收入者获得，或者转化为公司利润。这说明为什么全球化缺乏普通民众的支持。如果无法解决真实工资增长不振、收入不平等差距加大等问题的话，贸易保护主义分子回潮的风险的确存在。但是，发达国家并不需要进行大的改革，只要通过如下方法来消除全球化的一些消极影响：为那些（国际贸易引发的产业调整而导致）失业的工人建立临时性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工人提供更好的教育以胜任未来（高技术要求）的工作；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以创造新的工作岗位。

　　还有个方法更富有争议，即政府可能需要通过税金、养老金的形式，对全球贸易带来的收益进行更加合理的再分配。一些调查显示，在那些社会福利政策更加优厚的国家，相对更少的人会去支持贸易保护主义。例如，之所以欧洲对工作岗位离岸的抱怨声要小于美国的一个原因在于，在欧洲医疗保险是与工作独立的，而在美国，丢了工作即意味着没有了医疗保险。在有更多（离岸）风险的劳动力市场上，医疗保险更应该有国家而非公司来承担。而通过税务实现对利益的再分配并不意味着重新对高收入者征收高达70-80%的税金——这将减弱经济激励（更多人将懒于勤奋工作以挣得更多）。但是，如果减少那些房屋购买人的税务补贴，更是改良现有税收体系的方法之一。

　　常有观点认为，因为全球化的影响，每个开放国家的政府在税收和支出方面并非孤立的，因而慷慨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收入再分配政策并不能保持稳定不变。不过，如果真实工资水平增长继续保持疲软，而且未来也没有相应的任何补偿的话，全球化将日益失却人心，而世界经济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增长动因（the biggest economic stimulus）也将被错失。

大伙都知道Levi’s牛仔裤的屁股后面两兜上都有个线缝制的海鸥图样。这个后屁股兜上的海鸥图，可是Levi’s公司在133年前就开始用的古董设计。     可是别小看还没有屁股大的两个海鸥图！最近美国时装行业的最大的官司就是关于这个海鸥图。     美国Levi Strauss公司声称有大批的竞争对手剽窃它的标志性设计——平行的双线缝出的海鸥型图案和标牌。Levi’s公司认为这些公司将这些标志性设计用于日渐流行的高价、紧身牛仔裤。最近几年来，尽管Levi’s公司的销售不振，但是自从2001来，Levi’s公司提就商标仿冒方面的问题向竞争对手提出了大约100个诉讼案。根据调查公司Thomson West的统计，Levi’s公司提出的这些诉讼案总数远超过General Moters、Walt Disney或者Nike公司。          十大一脑门子商标官司的公司（01-06统计）：               Levi’s公司有一个人数多达40人的团队，这个团队成员在全球各个服装商场与百货商场，以考察是否有其他服装品牌仿冒Levi’s的设计。近年被Levi’s告上法庭的品牌不乏Guess、Esprit、Lucky Brand和Zumiez这样的名牌。     如今的时尚服装行业竞争激烈，借鉴灵感与抄袭之间的界限越来越微妙（想想Zara，每年据说向一些大的服装品牌支付数千万欧元——以达成仿冒诉讼的庭外和解）。此外，服装行业产品都是要公开挂在货架上任由顾客挑选，这也使得服装设计非常容易被模仿（这就是Zara之道！）。     Silver Jeans的创始人Micheal Silver认为“每个牛仔裤品牌商都从Levi’s借鉴灵感，这是无可避免的”，并认为，大家在纷纷借鉴Levi’s 牛仔裤的设计的时候，Levi’s应当感到骄傲才是。然而Levi’s公司全球知识产权律师Thomas M. Onda却完全不吃这套马屁，他坚持认为，如果市场上充斥着与Levi’s雷同的牛仔裤的话，Levi’s的品牌形象将被冲淡。     Levi’s北美市场总裁Robert Hanson说，Levi’s公司生产的Levi’s牛仔裤正被很多公司抄袭，实际上，很多公司抄袭得还很成功。比如日本的Evisu牛仔裤品牌在创建之初名叫Evi’s，连Logo用的也是马拉牛仔裤，而且当时的广告海报几乎就是Levi’s的翻版。在创立几年以后Evi’s改名为Evisu以消除模仿痕迹，但是该品牌依然不能在美国市场销售。奇怪的是，Evisu现在居然成了所谓“潮人”追捧的品牌，而且还与Puma公司合作，以联合品牌引入了中国市场，并吸引了国内大批小资男女青年——这说明时尚这东西是多么的不靠谱。     Levi’s公司声称，诉诸法庭的目的是为了保护Levi’s牛仔裤的特征，并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实际上Levi’s公司的一项庭外和解仅仅要求了5000美元。但是同时，Levi’s公司坚持被告方必须将涉嫌侵权的服装产品撤下货架。因而总的说来，几乎所有的被告最终会与Levi’s公司达成庭外和解，并销毁未售出的（被指侵权）产品。     Levi’s是世界公认第一个牛仔裤品牌（第一条Levi’s牛仔裤问世于1873年），往往人们会将Levi’s与牛仔裤等同起来。然而，一度是绝对的牛仔裤之王的Levi’s公司现在真可谓是有点过气。最近几年售价高达200美金斜纹牛仔裤在美国市场十分流行，然而Levi’s公司完全没有赶上这拨咸带鱼——消费者兴奋地在百货商店试穿那些昂贵、镶嵌了各种珠宝、打磨做旧了的设计师品牌牛仔裤，Levi’s还坚持在K-Mart买那些基本型的牛仔裤，售价30美元左右一条。简单地说,Levi's在品牌形象定位和销售渠道都出现了问题:一成不变的品牌形象使得Levi's很难吸引女性消费者；销售渠道从百货商店为主转向J.C. Penney、Sears、Wal-Mart这些低价商场为主（尽管在2006年Levi's终于推出了一个高端产品线Capital E）。      自从1996年以来，Levi’s公司的销售收入下降了40%，跌至41亿美元。销售的下跌使得Levi’s公司在过去的5年中被迫关闭了十来家工厂，并裁减掉了大约一半（大约7600）的员工（当然，部分原因是因为将生产离岸外包了）。     因此，有些Levi’s公司的竞争对手认为Levi’s公司是个落魄的输家。Von Dutch Originals是一家成立仅仅6年的斜纹牛仔裤服装公司，六个月前被Levi’s公司告上法庭。在被Levi’s公司起诉后，Von Dutch Originals的CEO Tonny Sorensen声称其牛仔裤后口袋的设计看起来与Levi’s的臀部口袋设计完全不同。他认为Levi’s公司仅仅是在经营不利的情况下，虚张声势以让其他一些服装公司退出牛仔裤产品领域。     然而Von Dutch Originals公司还是同意将数百条涉嫌侵权的牛仔裤从门店货架撤下。Tonny Sorensen声称侵权产品仅仅是一种设计而已，而且产品的市场表现并不是很成功，因此决定并不应诉。     实际上，很多服装公司都作出了与Von Dutch Originals公司一样的选择——与Levi’s达成庭外和解，销毁涉嫌产品。同样被Levi’s诉侵权的Rock and Republic公司CEO Michael Ball尽管也不同意Levi’s的指控，但是仍然同意与Levi’s达成庭外和解，理由是“对这种后口袋设计式样已经有些厌了”同时不想为一个设计耗费过多的精力卷入长期的官司。          这个就是后裤兜设计，Levi's在1873年的原创设计，无数官司由此引发：           美国专利局（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上的Levi's设计专利图样如下，编号是1139254号，首次注册时间是1873年……有好事者可以去USPTO的官方网站检索详细查看：            Levi's公司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          Levi's公司的设计师们：          Levi's公司摄影师为产品拍照：          Levi's在旧金山的旗舰店：          我的506！上面有尺码，谁计划送我Levi's的可以记下来……

    

　　2007年1月3日，全球最大的家居建材连锁超市Home Depot（家得宝）宣布其CEO Bob Nardelli 辞职，同时还宣布Frank Blake接替CEO一职。

　　一般认为，Bob Nardelli的去职的直接原因在于其薪水问题。很长时间以来，Home Depot的股东对于Bob Nardelli的高额报酬颇有微词。Bob Nardelli曾经同意将其去年的年度合同薪水降低了3810万美元。此外，在2006年5月份的公司年会上，应股东要求，Bob Nardelli同意放弃了每年300万美元奖金的保证条款。

　　但是根据知情人透露，Bob Nardelli拒绝在薪资方面做进一步的让步，并不同意更紧密地将其股票期权报酬与公司股价表现挂钩。多年以来，Bob Nardelli都抱怨称，公司股价表现是他所不能控制的衡量标准。

　　在经过数周秘密谈判以后，Home Depot在1月2日召开了一次董事会。会后，Home Depot公司宣布公司与Bob Nardelli“双方一致同意”Bob Nardelli辞职。实际上，董事会与Bob Nardelli在薪酬方面存在争议早有端倪：在2006年5月28日公司股东大会召开之前，董事会与Bob Nardelli就其任期内薪酬召开了一个会议，会议持续了半小时。会议之后就是Home Depot公司的年度股东大会——股东们发现，除了Bob Nardelli以外，董事会其他的十名成员集体缺席股东大会。最后在回答股东的提问时，完全由Bob Nardelli一人唱独角戏，——每位提问人限时1分钟，一分钟过后麦克风自动断掉，总共为时30分钟。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上市公司的投资人经常抱怨公司的高管报酬过高，而且CEO们的高额报酬、奖金往往并不与公司业绩、股价（股东财富）挂钩。然而，Bob Nardelli的去职还有其他一些原因。


　　并未达成上佳的财务业绩

　　自从Bob Nardelli 2000年从GE（通用电器）公司空降到Home Depot公司担任CEO以后，Home Depot公司的销售从2000年的460亿美元增长到2005年的815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2%；公司年利润则是增长了一倍多，达到58亿美元。

　　但是Home Depot公司的业绩表现并不如表面上那般出色，尤其最近美国房地产市场开始降温，其财务业绩更进一步受到影响。在2006年3季度，Home Depot公司的2127家旧有门店的销售与去年同期相比下跌了5.1%。而最近公司的股价也是刚过40美元，与Bob Nardelli刚进入Home Depot相差无几。Goldman Sachs（高盛）的分析师Matthew Fassler称，Bob Nardelli说数字能说明问题（numbers were quite good），但是似乎Home Depot并没有真正接受他的管理风格。更让他丢脸的是，华尔街方面更亲睐Lowe’s这个比Home Depot小得多的竞争对手。在Bob Nardelli的六年任期中，Lowe’s的股价上涨了172%，相比之下Home Depot公司的股价却下跌了22%。


　　过于关注数字而不是人本身，导致员工、顾客不满

　　在2000年的时候，GE公司有三个候选人竞争接替Jack Welch的CEO职位，Bob Nardelli就是其中之一。在竞争落败以后，Bob Nardelli进入了Home Depot公司。在当时，Bob Nardelli一度被奉为是美国最有才能的公司管理者之一。Home Depot认为能挖到Bob Nardelli本身就是一件幸事。

　　一进入Home Depot公司，Bob Nardelli就开始雄心勃勃地向Wal-Mart公司学习，对公司进行集中化管理。他在新技术方面投入了十多亿美元，这些新技术包括自助结帐通道、能生成大量数据的存货管理系统。他公开宣称他希望能够切实地衡量公司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并要求管理人员有责任达成数字目标。

　　Home Depot公司向来以商店经理的独立性而著称。此外，已退休的公司创始人Bernard Marcus和Arhur Blank传承下的友善、主人翁精神也是公司特点。而Bob Nardelli推行的一些变革对于这家公司来说，可都是新事物。

　　Bob Nardelli喜欢说的一句话是“事实是友善的”（Facts are friendly）。但是看起来他并不那么在乎人们是否友善。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力量的表现。力挺Bob Nardelli的Home Depot创始人之一Kenneth Langone在2004年就曾表示，Bob Nardelli对于关乎公司价值的目标、客观性、达成情况相当狂热。

　　然而，对于Home Depot公司三十多万员工，尤其是在商店工作的店员来说却并不完全认同Bob Nardelli的一些举措。为了削减费用，提高毛利，Bob Nardelli无情地在商店中撤消了数千个全职工作，代之于临时工。在Bob Nardelli去职的消息传到各个商店以后，许多员工互相传发有笑脸符号和感叹号的手机短信。甚至有很多人谈论要趁中午去庆祝一下。而亚特兰大商店的一名店长助理也表示Bob Nardelli专制且顽固。

　　同样，削减门店员工也导致了服务水平的下降。因为人手短缺，因此商店在向那些“自己动手”（Do-it-yourself）的顾客提供帮助时经常力不从心。在公司创始人Bernard Marcus和Arhur Blank的时代，他们鼓吹称员工要与顾客相爱（make love to the customer）。在2005年，Home Depot公司在密歇根大学编制的年度美国消费者满意指数名单中，跌落到最后。出于补救目的，Bob Nardelli在8月份宣布了向门店增加550万个工时的计划，并将投资3.5亿美元以翻新一些旧门店。

　　一名前Home Depot高管称，Bob Nardelli是个聪明人，但是他没有必要到零售行业来，他应当去制造业这种不用太关注顾客的行业。

　　此外，由于Bob Nardelli以数据为驱动、专制的管理风格导致很多经验丰富的高级管理人员辞职，最终使得Home Depot的高级管理人员流动率居高不下。从Sears百货加盟Home Depot的首席营销官（Chief Marketing Officer）、在零售行业资深的John Costello在2005年底的时候辞职；负责门店运营的执行副总裁Carl Liebert III则是在去年10月挂职而去。一名Home Depot前高管表示：“Bob Nardelli会认为你对领导层而言并不重要，你对Home Depot并不重要，你不过是我们不需要的那类人而已。”

　　在Home Depot公司，那些没有达成数字指标的经理往往要被淘汰。接替他们职位的往往是来自GE的管理人员，后来Home Depot的员工开玩笑说公司变成了Home GEpot。实际上，Home Depot公司职位最高的170名管理人员中，98%的人是2001以后到职的；职位的变动有56%涉及引入公司外部经理人。


　　与华尔街关系紧张

　　Bob Nardelli与华尔街方面的关系也十分紧张。他对那些投资银行持续关注“同（旧有）门店销售”指标十分恼火。同门店销售指标对比（至少开业长达一年的）门店当前的本期销售和去年同期销售，该指标是零售行业里面的一个标准衡量指标。在Bob Nardelli看来，因为Home Depot正在从零售业务向其他业务进行多元化扩张，因此这个指标对于Home Depot公司而言是个过时的考量指标。在Bob Nardelli的领导下，Home Depot公司投资了76亿美元建立了Home Depot Supply，以向专业的建筑承包商提供服务。在2006年第三季度，Home Depot Supply销售增长了159%，达到了35亿美元，占Home Depot公司总体销售的15%。在Bob Nardelli看来，这个成功的新业务并不能用同店销售指标来考量。

　　Credit Suisse First Boston的分析师Gary Balter称，Bob Nardelli与华尔街关系并不融洽。目前Home Depot的生意从对消费者零售转向为服务于专业建筑商，华尔街的分析师们对次持怀疑态度。这使得Bob Nardelli十分不悦。

　　Gary Balter还表示，Bob Nardelli将许多问题归咎于华尔街，但是华尔街想看到结果，然而结果却不尽人意——Home Depot公司的股价并未实现明显的增长。

　　上个月的时候，激进的投资人Relational Investor对Home Depot管理层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并向董事会呼吁成立一个特别的委员会以检讨公司的发展方向，甚至研究公司出售的可能性。Relational Investor将Home Depot的困难归结于“有缺陷的战略、运营、资本配置和治理”。据知情人透露，Relational Investor认为Bob Nardelli离开Home Depot是“积极的”消息，但是同时又认为战略、资本、管理方面的重大问题依然存在。


　　继任亦是GE同门

　　Bob Nardelli的继任者Frank Blake以前曾担任过美国能源部副秘书长，并在GE公司任职多年。由于他是Bob Nardelli的战略的主要执行人之一，因此一般认为他不会对Bob Nardelli制定的战略做大的改动。不过Home Depot公司的高管表示，Frank Blake不是那么有锋芒，更倾向于听取多数人的意见而不是独断专行。

　　尽管Frank Blake有很强的战略经验，甚至有可能深得Jack Welch的真传。但是在没有足够的零售经验以及领导运营经验的情况下，华尔街方面普遍怀疑Frank Blake能否带领Home Depot走出困境（考虑到J.C. Penney刚炒掉Catherine West……）。

　　而Deutsche Bank的分析师Mike Baker则干脆认为Frank Blake或许只是一个临时过渡的CEO（尽管Home Depot方面已经否认这一点）。在去年年底的时候，资本市场一度有传闻称如Texas Pacific Group这样的私人资本公司有意收购Home Depot——预计收购交易金额将达1000亿美元。很多分析师就此认为，私人资本公司收购Home Depot的可能性依旧存在，这就是为什么Home Depot只是安排Frank Blake接任Bob Nardelli的原因——既然Home Depot有可能会在几个月以后被私人资本公司收购，那么现在就没有必要去花太多的资源去寻找一个CEO。


　　2.1亿美元的分手
　　
　　Home Depot更换CEO的消息公布以后，纽约证券交易市场上Home Depot公司股票当天上涨了2.3%，报收每股41.07美元。多数专家认为，股价的上涨并非是因为投资人看好Frank Blake，而仅仅是对于Bob Nardelli的去职感到庆幸而已。

　　不少Home Depot商店的员工则是恨不得去为此庆祝一下。

　　而对于Bob Nardelli，有知情人透露，有数家私人资本公司十分看Bob Nardelli的严格的管理风格，并向他提出了邀请。相信他能迅速另谋高就。此外，他还能从Home Depot公司领到高达2.1亿美元的遣散费。

　　英文原文出自Sep 14th 2006期的Economist的世界经济报告之Emerging at last

　　Developing economies are having a good run 新兴经济体发展良好　　　
　　

　　在1994年的时候《经济学人》杂志就推出了新兴市场指数专页以衡量“世界经济格局的根本性的重要的快速变化”。自那时候起，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富裕国家的两倍，其股票市场总值也在迅速增长。但是刚开始的时候情形还是比较困难。从1994年左右开始，新兴经济体开始了消沉的十年：1994年底开始的墨西哥经济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经济危机，1999年的巴西，2000年的土耳其，2001年的阿根廷，2002年的委内瑞拉。去年的时候这些新兴经济体恢复到了顶峰位置。但是问题是，这些新兴经济体目前的经济繁荣局面能有多持久呢？

　　在今年的5、6月份，新兴经济体的股票市场价值下跌了25%，这或许是一个警示。在过去的三年中，受到国际资金的影响，新兴经济体的股票市场价格增长了两倍，这有点过了头，而且正常的回调也姗姗来迟。尽管如此，整体经济形式看起来比前几十年好不少。在过去的5年中，新兴经济体的人均GDP的年增长率为5.6%，而同期发达国家人均GDP的年增长率为1.9%。而在过去的20年中，欠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年增长率为2.5%，略高于发达国家水平。

　　Deep and crisp and even

　　在过去，一些国家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一些国家的经济则遇到一些问题。如今，更多的国家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发展。在今年，也就是有记录的第三年，《经济学人》每周更新的全球32个最大的新兴经济经济增长情况表明，这些国家全部都实现了经济正增长。而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的每一年中，至少有一个新兴经济体（往往有些年份是几个）会遇到经济衰退甚至是严重的金融危机。

　　甚至连非洲的前景也比以前许多年要好。在上世纪最后的25年中，这个世界最贫困的地区的人均GDP停顿不前，但是在最近十年中，非洲经济迅速发展。很大程度上由于原料价格上涨，非洲年人均GDP增长率连续三年超过了5%。

　　美国消费者支出强劲，带动了进口，这使得发展中国家也从中获益。此外发展中国家还得益于处于历史低位的全球利息率，低利率降低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成本。但是良好的外部因素只是新兴经济体复苏的部分原因。更重要的是，这些新兴经济体的结构状况有所提高。经济结构改革、更好的宏观经济政策使得这些国家能够获得更为持久的强劲增长，同时更有能力应对不利的经济危机。这些新兴经济体遏制住了通货膨胀，其中许多国家更是实现了预算收支平衡；实际上，新兴经济体的预算赤字要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如今，新兴经济体对于外国资金的依赖要少于十年前，因此受投资者的影响也更少。就整体而言，新兴经济体已经是第八个年头实现了经常项目赢余，而在20年前，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还是存在赤字的。这些新兴经济体的外债与出口量的平均比例在1998年是174%水平，今年估计将降到75%的水平。现在新兴经济体的外汇储备相当于9个月的进口额水平；而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新兴经济体的外汇储备仅相当于5个月的进口额水平。大多数新兴经济体已经放弃了与美元挂靠的汇率形成机制——高估本国货币的汇率挂靠形成机制导致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实际上，中国和其他一些仍然将本国货币与美元挂靠的亚洲国家正在低估其本国货币。

　　在过去的几年中，所有地区的经济都出现了良好增长，但是其中也有高下之分。在国际贸易收支平衡方面，欧洲新兴经济体表现相对最差。匈牙利和土耳其的经常项目赤字相当于其GDP的7-8%左右。在今年5、6月份投资人在新兴经济体市场上抛售资产（投资）的时候，这些国家遭受的打击最大。 

　　新兴经济体仍然面临一些潜在的风险，这些风险包括银行业危机和对日渐扩大的贫富差距的不满等等。此外，如果美国和中国的进口需求出现下降一些新兴经济体也将受到打击。摩根斯坦利的Stephen Roach认为目前情况与上世纪90年代不同，新兴经济体的弱点不再是对国外资金的过度依赖，现在的问题是它们过度依赖于国外的需求。

　　就象美国在19世纪后期的腾飞一样，新兴经济体会受到世界经济大势的影响。但是影响它们前景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它们的经济政策。它们需要抓紧当前强劲的发展时机来推动经济政策的改革。一些政府仍然背负着巨大的预算赤字，特别是中欧和东欧地区的一些国家，这些国家需要大幅度地削减支出预算。而其他一些国家，如中国，则需要改善其银行体系。对于几乎所有的新兴经济体而言，其政府需要进一步提高市场化，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在亚洲，政府的工作应当包括提高其汇率机制的灵活性。发达国家只能依靠科技革新、提高管理方法来实现经济的增长。而理论上来说，欠发达国家因为可以采用发达国家的创新而提高生产力，从而使得它们容易实现经济更快速的增长。在过去，这种机会被一些不良政策耽误了太多。但是随着体制改革的继续，新兴经济体的未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美国经济学家Alwyn Young因为在上世纪90年代（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称东亚经济增长是个神话而引发了一场争议。他计算认为该地区的经济高速增长原因在于增加了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而并非是因为生产率（投入的资本和劳动力的产出率）有所上升。另外一名美国经济学家Paul Krugman则在Alwyn Young的基础上总结称：“经济增长的奇迹最终被证明是建立在汗水而非灵感（革新）上。”

　　实际上Alwyn Young低估了亚洲国家的生产要素的产出率，这些产出效率的增长速度要比那些发达国家快。此外发展中国家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不需要什么灵感创新。事实证明，在发展初期，仅仅通过加快投资速度、抄袭技术就可以了。亚洲创造了加大投资的条件而完成了（发展的）“奇迹”：高储蓄率，开放市场，良好的教育体系。

　　在目前，针对中国的批评家都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大量不经济的投资，因此其经济增长不会持续下去。而实际上，目前在中国，其经济增长的要素的效率增长速度要高亚洲其他国家。在过去的1/4世纪中，其效率增长速度平均为每年增长3%。就对GDP增长的贡献而言，这个效率的增长带来的贡献差不多等同于投资增长的贡献（在同期，美国生产要素的效率增长速度仅为每年1%）。的确，当中国资本投入产出比例逐渐接近富裕国家水平、同时其富余劳动力被充分吸收消化以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会放缓慢，但是在这之前，中国还将保持数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 

　　A race that all can win 

　　人们喜欢争论中国和印度那一个国家会在经济发展竞赛中胜出，但是这两个国家可以共同繁荣。在经济增长的很多关键因素方面，中国的表现要优于印度：中国对于贸易与投资更加开放，有一份宏观经济更为稳定的记录，而且在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入更多。中国在经济改革方面或许已经超前于印度10-15年。然而，由于印度人口长期保持增长，而中国人口增长已经保持平稳，就长期而言，印度经济可能会超过中国经济：有预测认为，在2030年，印度人口有可能超过中国人口。
　　
　　

　　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现在是最大的四个新兴经济体，高盛在2001年为这四个国家创造了一个简称BRIC(Brazil, Russia, India and China)。这四个国家的GDP占到全球新兴经济体GDP综合的2/5。通常中国和印度被认为是其中的巨人。如果按购买力平价的话，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按现时市场汇率折算成美元计算的话，巴西和俄罗斯的GDP高于印度。按市场汇率折算成美元计算的话，目前只有中国和巴西位于全球前十；但是如果以购买力平价的话，这四个BRIC都位列全球前十。

　　高盛的经济学家预期，如果这些国家的政府坚持支持经济发展的政策的话，到204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以市场汇率计算）。同时到那个时候，全球前十大经济体中将包括5个新兴经济体：4个BRIC外加墨西哥（见表4）。届时，折算成美元计算的话，这5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将超过G7经济体。

　　这些预测基于的假设都是很现实的。假设认为BRIC在发展后期的经济发展速度将会显著放缓。BRIC国家的美元单位计算的GDP增长有1/3要归于其货币的升值（队美元）而非实际的经济增长。当一个国家的相对生产能力上升以后，用市场汇率折算的经济规模将会接近于购买力评价折算的经济规模。 

　　然而不管多么令人印象深刻，这些经济预测还是预计届时BRIC的人均收入要低于那些发达国家。预计认为，到2040年美国人的平均收入仍然是中国人平均收入的3-4倍之多。同时，更快的发展速度并不会自动地消除第三世界的贫困，这将取决于如何分配发展成果。但是更快的的发展速度使得消除贫困的目的更容易达到。当这些国家努力消除贫困的同时，它们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也将更大。

　　翻译自Businessweek的Twelve Job Interview Mistakes

　　本文试图告诉那些在工作申请中的人，不要显得排练过头，也不要吊儿郎当不经意。

　　

　　失去潜在的雇主往往比想象得要容易，如果想要成功地申请到一份工作，以下的十二个错误应当避免。

　　1、对一些标准问题没有准备
　　
　　多数面试官会问那些申请人一些同样的问题，比如：工作场合的一些冲突，以及申请人如何解决；他们最为骄傲的成就；他们最大的弱点；他们的优点长项等。位于Sacramento的Silvers人力资源公司的总裁Kim Silvers说：有些人的表现相当令人吃惊，他们会说：“我不知道您会让我形容我最好的老板”或者“我不知道怎么去描述顾客的投诉以及如何解决的”。作为申请人，在面试之前应当列好一些标准问题，并事先做一个头脑风暴，确定好答案。

　　2、听起来明显排练过头
　　
　　与准备不充分相反，有些人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回答得象机器人一样。并不是在逐字回忆信息而是以连珠炮的方式回答出来。在Eldersbuger的Nexion Health Management的人力资源经理Ciara Truglia称，申请人应当尽量听上去自然。

　　3、纠缠人力资源部门
　　
　　位于Boston的Winston Flowers公司的人力资源经理Kiersten Peterson说，在“自信且表示公司有兴趣”与“纠缠骚扰”之间有分明的界限。人力资源部门的人员不会去联系每一个投了简历的人，尤其是在公司并不缺相应人手的情况下。Peterson建议，最好将回访电话或电子邮件控制在3-4个之内。她说：“如果公司没有进一步联系你，不妨把这个作为将注意力转向其他公司工作机会的暗示。”

　　4、申请错误的工作
　　
　　位于美国加州Goleta的Frontier Technology公司的人力资源经理Rosario Terrazas说：如果对于一份工作而言，你水平明显不够或者过高的话，为这份工作投递简历是没有意义的。除了你获得这份工作的机会渺茫以外，人力资源工作人员阅读这些过量的简历也十分费时费力。

　　5、来得太早
　　
　　每个人都知道面试迟到不好，但是在面试的时候早到10或15分钟也是不好的。“这让公司方面感到不舒服，因为公司是以顾客为导向的。公司同事看到申请人早到45分钟坐在那里干等的时候，我们对此毫无办法——因为我们的面试时间表很满。” Episcopal Ministries公司的人力资源副总裁Susan R. Summers如是说。如果早到的话怎么办呢？Susan的建议是：“在门外你自己的车上或者公交车站的凳子上等会。”  

　　6、分享过度
　　
　　随着社交网站和个人网页的盛行，如今更加容易查找申请人的个人信息。Silvers 公司的Silvers说：“你可以搜索某个人的名字，如果在大学校友录上发现这个人当年赢得过龙舌兰酒酗酒比赛——他可能不会得到机会。申请人不应当公开这方面的信息”。如果一个申请人有MySpace、Facebook或者其他的个人网页，最好整理干净。

　　7、问错误的问题（或者那根本就不是问题）
　　　
　　如果面试官问你是否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他最终只是想熟练地回答几个常规的问题，以向你证明公司对于这个面试是有准备的。这时候你问‘你们能给我多少工资？’‘你们能提供保险吗？’这类问题显然是不恰当的。而说“我曾经看过你们的网站……”或者问过去半年公司股价表现等，则会说明申请人过早介入，并且问的问题过于意味深长了。

　　8、在工资谈判时表现糟糕
　　
　　多数专家认为，工资方面的问题应当由猎头机构来传达。在面试过程中，申请人应当强调他能为公司带来什么，而不是他能从公司索取什么。一个申请人也应当面对现实地去考虑对于公司而言，以他的经验技能，他价值几何。

　　9、未能表现出热情
　　
　　有些申请人害怕表现得过于咄咄逼人或者对岗位过于渴望。但是在面试结束的时候，申请人应当让面试官确信他对公司很感兴趣。Rita B. Allen Associates总裁Rita B. Allen说：“要显得真诚、并且欣赏对方，并且不过分。但是绝对要让他们看到你的热情。” Rita B. Allen Associates为公司和个人提供职业生涯发展战略。

　　10、夸大工作经验
　　
　　尽管吹嘘一下工作经验看起来是个聪明的主意，但是往往会被面试官识破。Nexion Health's的Truglia说：“申请人通常夸大他们以前的职位，使得他们看起来更适合——然而他们可能缺乏足够的经验。”

　　11、粗鲁
　　
　　Rita B. Allen Associates的Rita B. Allen说，职业礼节并未过失。面试感谢信（申请人通过电子邮件或传真）、道谢、握手、保持礼貌等将会构成对申请人的首要印象。即使使在那些相对自由的公司也是如此。

　　12、诋毁前雇主
　　
　　当面试官问到你工作中最糟糕的日子或者最艰难的情况的时候，并不是在请你诋毁你的前雇主或者其他公司Episcopal Ministries的Summers说。诋毁前雇主不仅仅让申请人看起来象个长舌妇，而且面试官还会怀疑申请人会如何非议他申请的公司。

　　The borderline between rich and poor has become more fluid 贫困和富裕的界限越来越不固定了。

　　如何确定一个经济体属于“发达”经济体或者“发展中”经济体呢？在以前，如果一个经济体是所谓的“富人俱乐部”的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OECD,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成员，则被认为属于“发达”经济体。但是目前OECD更象一个大杂烩。现在OECD包括了象墨西哥、波兰这样相对贫困的国家，但是却没有包括香港、新加坡和阿联酋这样的国家和地区，目前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与意大利的水平相当。

　　更添乱的是，不同的机构使用不同的定义。比如JP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和联合国将香港、新加坡、韩国以及台湾归入新兴经济体。摩根斯坦利资本国际（Morgan Stanley Capital International）将韩国和台湾列入了新兴经济体指数的计算范围，但是将香港和新加坡列入其发达市场指数计算范围。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则精神分裂般地在其国际金融统计数据（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中将上述四个国家和地区作为“发展中”，在其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中将上述国家和地区作为“发达经济体”。

　　本篇调查报告将1994年以前OECD的成员国定义为发达世界，其他如墨西哥、波兰、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作为新兴经济体。其原因在于本报告主要的目的在于评估那些快速发展的发展中世界对旧有的发达世界的影响。发展中、第三、贫困世界将同指那些新兴经济体，尽管其中有些成员已经快加入发达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