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风竞舟

    原文出自Sep 14th 2006期的Economist杂志的系列调查报告之一:The new titans
 
　　Pam Woodall说，中国、印度以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在为世界发展提供前所未有的推动力。而这对于当今的富裕国家意味着什么呢？
　　
　　

　　去年，发展中国家产出合计达到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发展中国家GDP合计占到了世界GDP总量的一半以上（使用购买力平价折算）。这意味着富裕国家不再主宰全球经济。而且发展中国对于那些富裕国家经济的巨大影响也远没有被意识到。发展中国家在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同时，同时在通货膨胀、利息率、工资水平、利润方面对发达国家产生重大影响。随着这些新生力量日益融入全球经济、国民收入逐渐追近发达国家，他们将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自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推动作用。

　　实际上，这有可能是有史以来对世界经济最大的促进契机，因为工业革命仅仅涉及到了当时全球人口的1/3。而这次，新的变革包括了全球的大部分人口。因此这次变革的经济，以及带来调整的痛苦，将远大于工业革命。随着发展中国家以及那些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开始进行市场化改革，并向国际贸易、投资打开过门，比以往更多的国家开始工业化进程，并参与到全球经济当中来。本调查将指出那些新兴经济体是在以何种方式影响那些发达世界。这些新兴经济体正在对世界经济产生着重大影响，而这些影响，恰恰能解释当前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大堆疑问，例如：创记录的利润国民收入占比，工资真实水平的缓慢增长，高油价的同时又保持着低通货膨胀率，全球化的低利息率，以及美国经常项目下的巨额赤字。

　　

　　目前，从多个方面来衡量，新兴国家在世界经济发展显得更加重要了（见图表1）。这些国家的出口额合计占跃升到世界贸易出口总额的43%，而1970年仅仅占到了20%。这些国家目前的能源需求占到全世界总需求的一半以上；在过去的五年中，全球新增加的石油需求有4/5来自这些国家。这些国家同时保有了全球外汇储备的70%。

　　当然可能的统计口径不仅一种。尽管用购买力平价的方法（这种方法考虑到那些贫困的国家具有更低的物价水平）折算，这些新兴经济体的GDP合计占到了世界总体水平的一半以上，但是如果使用市场汇率折算的话，这些新兴经济体GDP全球占比不到30%。然而即使使用市场汇率折算，这些新兴经济体在过去一年中GDP增长额合计亦占世界GDP增长的一半以上。此外，这些新兴经济体不仅仅只包括中国和印度：这两国国家去年的GDP增长就占到世界GDP增长的1/4。

　　同样，对于新兴经济体的定义也不止一种，这取决于谁来定义这个概念（见图表2）。也许其中一些国家应该被成为复兴经济体（re-emerging economies），因为它们是在恢复以前的显赫地位。直到19世纪末期，中国和印度还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在蒸汽机和动力织布机使得英国工业获取领导地位之前，中国和印度这两个现在的新兴经济体主宰着世界大部分的产出。历史经济学家Angus Maddison估计，从18世纪到19世纪二十年代，平均每年中国和印度的GDP占世界总量的80%。但是在欧洲进行工业革命以及第一次全球化的时候，他们落在了后面。到1950年的时候，他们的GDP全球占比降到了40%。　　
　　

　　现在它们开始反弹。在过去的五年中，他们平均年增长率几乎达到了7%，这是它们有历史记录以来最高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发达国家的2.3%的增长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预计在未来的五年中，新兴经济体将保持年平均6.8%的增长速度，而发达国家仅是2.7%。如果新兴经济体和发达国家保持这样的速度的话，二十年以后，新兴经济体的GDP将占世界总体的2/3。推测不一定准确，但是在未来新兴经济体在世界总体GDP中的比重显然会增加。

　　全球范围内更多地方出现更高的经济增长，这使得全球经济增长率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自2000年以来，因为新兴经济体的高速发展，全球GDP每年增长平均达到了3.2%，这超过了1950年-1973年的2.9%的增长水平。在当时欧洲和日本正处于战后重建过程，当时被成为发展的黄金年代。3.2%的增长水平肯定也超过了当时工业革命时期的水平。在工业革命的时候，同样也是科技变革、贸易发展以及资本流动推动了经济发展，但是按今天的标准看，那些不过是冰河世纪的事情而已。在1870年到1913年，全球GDP每年增长平均仅为1.3%。这意味着在21世纪前十年，世界经济有可能实现历史上最快的增长。

　　今年夏天的金融动荡提醒我们，相比之那些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更加不稳定；但是随着这些新兴经济体致力于自由开放的市场、健全的货币金融政策、更好的教育，它们的前景相当不错。因为这些新兴经济体在开始发展经济的时候，人均资本比发达国家低很多，因此进口西方的设备和技术，生产力就将获得巨大的提升空间。追赶要比成为领导容易。在19世纪，美国和英国进行工业化的时候，它们用了50年的时间，将其国民人均收入增加了一倍；如今，中国在9年之内就完成了这一任务。

　　What's new？与以往有何不同？

　　作为一个总体而言，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在过去几十年中要高于发达国际。因此，为什么它们现在对旧有的发达国家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呢？第一个原因是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增长率差距更大了（见图表3），但是更重要的是，新兴经济体更进加融入到全球生产中，同时，相对于GDP，贸易和资本流动在过去的十年中也在加速。

　　中国直到2001年才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sation），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相比，中国具有更为庞大的规模，并且中国对贸易和投资异常开放，这些使得中国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有更大的影响。中国进出口总额合计相当于其GDP的70%左右，而印度或美国的这个比例只是25%-30%。在明年，中国对外贸易有望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0%，而在2000年，该比例是4%。

　　与以往不同的另外一点是因特网的发展，这使得跨国生产重组成为可能。因为信息技术，一些以前无法成为国际贸易项目的服务，比如会计服务等，现在也可以远程提供了，这使得发达国家的更多的行业面临来自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

　　更快的经济发展速度使得发展中国家的数亿人口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这应当是一件值得祝贺的事情。相反，发达国家的许多老板、工人以及政客则在跳脚批评生产和工作岗位转移到了工资水平更低的亚洲或东欧地区。但是，如果综合考虑的话，随着发展中国家变得日益富裕，发达国家也将从中受益。新兴经济体的成功将繁荣全球的需求与供给。

　　发展中国家持续增长的出口使得它们有更多的外汇以向发达国家进口产品。尽管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依然很低，但是这些国家的中产阶级正在快速增长，因此一个巨大的新兴市场正在产生。在未来十年中，国际市场几乎10亿的消费者，这些人的收入已经达到一定的下限，使得他们的支出不仅限于那些生活必需品。实际上目前新兴经济体已经是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公司重要的市场：美国、欧元区、日本等地区出口总量的一半流向了发展中国家地区。相比之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长速度，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长速度是前者的两倍。

　　在未来，需求将因此更进一步扩大。但是就长期而言，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世界经济由此受到提振，并避免经济学家所谓的“供应正震动”（positive supply shock）。随着中国、印度和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转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全球有效劳动力已经增长了一倍。当那些发展中国家努力追赶西方世界的时候，生产率将得到快速提高，世界经济产能由此也将提高。

　　新兴经济体焕发出来的活力提高了全球经济增长，并提高了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新兴经济体通过向发达国家出口廉价的如微波炉、电脑这类产品；通过使那些跨国公司进一步提高规模效益；通过由促进竞争而得以提高的高生产率，新兴经济体促进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新兴经济体将帮助提高全球GDP总量的提高，并避免全球经济因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而出现停滞。如果那些发达国家成为快速增长的世界经济的一部分，而不是吃老本，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会更好。

　　综合考虑的话，新兴经济体实现更强劲的经济增长对那些发达国家利大于弊，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会成为赢家。随着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国际贸易中来，劳动力、资本、日用品、原材料及设备的流动量的相对价格和收入已经最近一个世纪的最高位。反过来，这也导致了收入方面最大的重新分配。比如，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降低了，而同时这些国家进口的那些产品，特别是原油，价格又上升了。

　　尤其特别的是，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已然改变了劳动力和资本的相对回报率。因为随着这些新兴经济体与世界经济接轨，劳动力边的丰富起来，发达国家的劳动者正在失去他们讨价还价的能力，这最终使得他们的真实工资面临下降的压力。发达国家的国民收入中，工人收入的占比已经下落到最近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而利润占比却得到了大幅度增长。西方世界的工人们似乎并没有获得太多的全球化的好处。这种情况不仅仅出现在那些低技术含量的工作岗位上，那些高技术含量的劳动者，比如会计、计算机编程方面的从业人员也日益面临这样的压力。

　　如果工资持续走低，工人们将可能抵制，同时也会要求保护，以回避低成本竞争。但是那些通过进口壁垒、限制离岸等方式以尽量保护工作和工资水平的国家，最终仅仅只能减缓慢下降的趋势。发达国家政府的挑战就是，如何更加公平地分派全球化带来的收益，而又不减少这种全球的收益。

　　除了利润在国民收入里面的高占比、工资收入的低占比以外，其他还有一些数字严重偏离了其历史平均水平。目前世界经济的一些变数已经超出了传统经济模型的预期范围。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已经达到历史记录，然而美元还保持着相对的强硬。尽管经济发展强劲，政府借款巨大，但是全球利息率仍然处在历史低位。当前的原油价格是2002年的三倍至多，全球经济增长依然保持强势，通货膨胀率虽然有所上升但仍然相对很低。当然，在许多国家房地产行业出现了泡沫。

　　Puzzling it out 其所以然

　　本调查报告认为，新兴经济体持续增长的影响，能够解释上述所有的迷团。比如，美元债券保持低收益的同时美元却没有跳水贬值的部分原因在于：美国政府债券是那些新兴经济体保持外汇储备的形式。同样，原油价格高企的原因并不在于供应的问题，而在于发展中国家的原油需求比以前更为强劲，因此此次高油价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损害亦不如以往。此外，高油价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也被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的低价格所消弭。这也使得那些中央银行在保持低利率的同时，更容易达成其低通货膨胀目标。

　　所有这些方面，都需要对经济政策进行重要的新的思考。各国政府可能需要修改税务和福利体系以补偿那些在全球化中受损的工人。
　　
　　

　　货币政策也需要修订。发达国家中央银行行长们都希望控制通货膨胀来获取良好的口碑，而新兴经济体从这方面给予了他们巨大的帮助，其原因不光因为新兴经济体出口的廉价商品帮忙降低了物价，还在于它们限制了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这使得发达国家中央银行可以将利息率保持在历史低位。但是它们错误理解了“供应正震动”（positive supply shock）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因为保持了过低的利息率，它们使得过量的流动性托高了如房地产等资产的价格，而不是托高通货膨胀水平。它们鼓励了过量借款，同时使得储蓄不足。在美国，最终的总体影响结果是持续扩大的经常项目赤字。

　　在发达国家中央银行出现上述失误的同时，那些新兴国家拒绝浮动其货币汇率，并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怪异的是，那些欠发达国家以融通美国赤字的方式，向世界上最富裕的消费者提供了补贴。新兴经济体在对外开放的同时，不仅仅是向世界提供廉价劳动力，而且还提供了日益增长的廉价资本。但是本篇调查报告认为，那些发展中国家并不准备长期融通美国巨额的经常项目赤字。

　　因此从某个方面来说，美国的资本成本可能会锐升。美国经济由此将面临金融震荡、衰退、或者长期增长不振的风险，而这将拖慢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但是，由于新兴经济体具有比以前更大的活力，因此现在美国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驱动力的重要性已经不如以往。去年，美国进口额仅仅相当于全球同期GDP的4%。现在世界经济更大的风险在于，美国的经济衰退和房价下跌有可能使得美国人更加关注停滞的工资水平，并使得更多的人转向支持贸易保护主义。这对于那些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都不是什么好事。

　　但是，不管发达世界对新兴的巨人做何反应，它们的经济实力仍然会继续提高。发达国家还将进一步感受到这次新一轮革命的热度。

　　原文出自Aug 3rd 2006期间Economist的Ready for warfare in the aisles

　　对于国内外零售商而言，中国是个具有空前机会的市场。然而，中国市场竞争日渐激烈。

　　

　　在工作了一天、帮助中国这个最具活力的经济体更上一层楼以后，是否有点累呢？盖着豪华羽绒被休息吧，这个羽绒被是精选3000只冰岛野鸭胸部绒毛制成，标价11万人民币（1.4万美元），比其包装袋还轻。在深圳，这个中国最富裕的城市之一，Sam会员店在春节期间售罄了3件这种羽绒被的存货（这种羽绒被一年才生产50件）。或者，你还可以选择喝点白酒解乏，这种用黄金酒瓶包装的白酒售价高达1.1万美元，此外还有65英寸，售价高达1.5万美元的电视机。高昂的价格本身并不令人惊奇，令人惊奇的是，深圳的这家超级市场是美国Wal-Mart的分店，而Wal-Mart向来以向西方消费者销售中国产的廉价商品著称。

　　奢侈品使得中国零售业务引人注目，但是这个行业主要销售那些更为普通的商品。深圳Sam会员店以极低的价格出售成加仑包装的食用油、塑料杯子和其他日用品。而在这些廉价货中的昂贵商品，很大程度上表明了当代中国消费者的渴望，以及Wal-Mart这家国际零售商想掏这些消费者钱包的英勇的成就。蔓延遍布的新店使得中国成为购物者的天堂，但是使得商家面临这残酷竞争的市场，在这个市场，只有强者能够生存。

　　庞大的市场使得国际零售商在中国开设门店，并与当地成长中的零售商合作。今年，中国零售销售额预计将增长13%，达到大约8600亿美元，这个数字将使得中国内地成为世界第7大零售市场。依照目前8-10%年复合增长率估计，到2020年，中国零售市场销售总额将达2400亿美元。

　　中产阶级登场

　　中国有超过一百万的城市富裕居民，每年收入超过10万元人民币，定期购买奢侈品。但是他们的消费支出在海量显现的中产阶级面前相形见绌。McKinsey咨询公司称，这些中产阶级居民年收入在2.5万到10万人民币之间（2.5万人民币的年收入是成为一个重要的消费者的门槛）。McKinsey公司估计，这些居民的数量将从2005年的4200万增加到2015年的2000万。
　　
　　

　　深圳的那些超级市场说明了中国零售业态的变化之大。仅仅在二十年前，商店还都有态度冰冷的售货员，提供的商品品类也十分有限，而且通常是锁在玻璃柜台里面的。当然，目前的零售业仍然有待发展。即使是在今天，很多人还是在集市上买东西，或者直接从厂家购买。零售商零售业务相对还是新事物。大多数中国零售店是小型、家庭经营的。中国前100名连锁零售商仅仅占了零售市场总体的十分之一。

　　当中国开始进行经济改革的时候，国有的百货商场，如大连的大商和王府井，占主导地位。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专业超市和电器以及家居装饰连锁店开始出现。但是即使是最大的连锁店，也不是全国性的。地方保护主义使得商品在跨省流动时遭遇到了阻碍。在中国工作了12年之久的Wal-Mart亚洲总裁Joe Hatfield称，有些限制依然存在。由于几乎没有全国性零售商和品牌，因此很难达到经济规模。大多数零售商使用一个由众多小型供应商构成的金字塔。这增加了成本并降低了效率。
但是，国际零售商的进入正在改变一些事情。除了Wal-Mart以外，其他的一些成功的零售巨头也在中国开设了门店，其中包括法国的Carrefour(家乐福)、英国的B&Q(百安居)、马来西亚的Parkson(百盛)。在中国最大的100家食品零售商的销售总额中，外国公司的销售占到了23%。随着将国外连锁零售店限制在大城市的规定的取消，更多的国际零售商将进入中国。在2005年，有超过1000家零售商获得了批准，其中超过一半具有国外投资人。目前，在中国有大约1000家国外零售商，而在两年前，仅仅有314家国外零售商。

　　本地的竞争对手做出了野蛮的反应。超低的折扣价格往往会招致一些肮脏的伎俩：一些商店派出“假的顾客”到竞争对手的新店，在“真正的顾客”到来购买之前，将所有的促销商品抢购买一空。另外一个伎俩是在竞争对手的存包处，堵占上存包柜。同时，零售成本也在上升。随着中国的城市化，商业地产价格也在猛涨，零售商在续租门店的时候，往往发现房租是以前的两倍或三倍。营销费用也在增长。在2002年到2004年，中国各品类的消费品的广告费用投入每年增加50%。此外，工资的增长也超过了生产率的增长幅度。

　　相反，商品价格几乎没有增长。尽管食品价格显著上升，严重的产能过剩却使得电器商品价格的持续下跌。在上个月，苏宁，这个中国第二大的家用电器零售商宣布空调价格下调25%，以应对市场领导者国美和永乐的降价行为。在中国城市，零售门店的密度已经很高：目前上海古北区有7家特级市场，相当于每34000人一家店，而在法国是48000人一家店（家乐福在法国发明了特级市场这种业态）。然而顾客的支出又少。在上海平均单客购买额较低，仅为50-70人民币（6.6-8.8美元）。

　　Credit Suisse First Boston的中国零售行业分析师Michele Mak称，这些攀升的压力已经体现在行业的2005年财务业绩中。门店的效率在下降，每平方英尺销售在下降，利润也在下降。中国销售第二的零售商国美，2005年营业利润率率从2004年的6.2%下跌到4.4%。国内市场领先的百联公司下属的主要的百货分公司是联华超市，联华超市的营业利润率则是从2.4%下跌到1.9%。

　　

　　然而轻率的扩张还在继续，扩张的方式要么是增开更多的新店或者并购。香港上市公司国美电器最近出价53亿港币（6.8亿美元）以收购上海永乐电器。永乐电器在今年早些时候收购了北京大中电器。国美电器目前在北京乃至中国北部已经具有了主导地位，这次对永乐电器的收购将使得国美确立在上海以及沿海发达地区的主导地位。就此，国美在中国家用电器市场的分额将上升10%。

　　国美电器的这一举动是对美国Best Buy进入中国而做出的迅速反应。在今年的五月，美国Best Buy收购了江苏五星电器这个中国第四大家电连锁企业。在食品零售方面，特级市场物美收购了北京MerryMart。据称，家乐福、沃尔玛、Tesco以及联华也都提出收购好又多（Trust-Mart）这个台湾投资的零售连锁。

　　然而，中国零售业更多的发展来自于增开新的门店。国美运营总裁Xiangwei Weng称，其公司每30小时增开一家门店。联华的目标是其所有业态要新增500家门店。家乐福希望在2008年之前，在目前八家门店的基础上，在北京增设40-50家门店。百盛则是计划在未来四年中，将其门店数量增长两倍，达到90家门店。

　　这些零售商冲刺的主要原因是抢夺有利的地点。但是还有其他的动机。在中国，供应商要支付大量的商品进店费用。他们还要租用店内展示空间、支持促销费用、提供返利。因此，当一个零售商新开一家门店的时候，它可以要求支付更多这方面的费用。这意味着新开门店在其首年是赢利的。但是因为没有努力提高现有门店的销售量，一些中国零售商的扩张可能会在很大程度商依赖其供应商的商业信用融资。去年，物美超市的“其他收入”（主要是向供应商收取的费用）占到总毛利的64%。根据Merrill Lynch的计算，永乐电器该比例是45%，联华是44%，国美电器是31%。

　　由于急于扩张，大多数本土零售商在控制成本、促进旧有门店销售方面少有作为，而这些恰恰是他们要获得长期成功而必需的。但是国际零售商给他们提供了这方面的榜样——如果他们想要学习的话。在上海繁华的古北区，当地的世纪联华特级市场店长Wang Yue正在借鉴家乐福的理念，距离她的门店2.5公里以外就是一家家乐福特级市场。家乐福的这家门店规模庞大，提供30000种商品，如果在西方世界，这个品类数量是惊人的。Wang女士的门店面积只有这家家乐福门店的一半。Wang女士竭力与家乐福竞争，但是相比之下她的门店却显得空旷许多。但是情况正在改变，Wang女士仿制了家乐福的那种更大的购物车，这使得她的顾客的单客购买量增加了1/5。同时家乐福利用顾客研究结果这一事实也使得Wang女士意识到，仅仅向她的顾客提供低价格商品是不够的。

　　在这个许多商店都充斥着假的婴儿奶粉、用过再清洗冒充新的尿布的国家，品质、清洁、安全依然是比较少见的情况。Wang女士雇佣了30名清洁工人（占到其员工总数的10%）以扭转当地的偏见：中国人的商店要比外国人的商店邋遢。而与此同时，B&Q正在努力消除大家认为中国制造的商品品质低劣的成见，他们的方法是允许顾客接触他们售卖的任何商品。一些超级市场出于同样的目的，允许顾客直接从商场的水缸中捞出他们想购买的活鱼。

　　中产阶级的出现，使得那些专业连锁获利颇丰：B&Q和IKEA的繁荣正体现了中国自有住房水平的提高，同时也反映了中国人进行房屋内部装修的热情。而中国人对健康和美丽的日益关注，使得Parkson和香港投资的Watson（屈臣氏）得以迅速扩张。

　　深圳Sam会员店的副店长Duan Lixia指这门店里的智利葡萄、德国巧克力、澳大利亚鳄鱼肉说，目前这家门店60%的食品是进口的。因为这家商店的很多顾客都有私家车，因此该商店提供了超过2000个的停车位。这有助于提高顾客的单客购买额。当然，在中国私家车的拥有比例依然很低，因此大多数商场提供的免费的购物班车，这些班车会限制顾客携带的东西。Sam会员店在深圳的单平方英尺的销售量是中国Wal-Mart购物中心的两倍以上。目前中国只有三家Sam会员店，但是受该业态的鼓舞，Wal-Mart计划在中国开设更多的Sam会员店。

　　香港的万佳超市正在试验其高档业态门店Ole。Ole在深圳的门店铺有高档木地板，并供应国外进口食品。Ole的销售一年增长了40%。中国的联华也在上海更新改造了100家寒酸的超市，并大获成功。其中一家位于上海徐家汇商业中心的门店甚至超过了Ole，这家联华超市装修耗费高达1000万，系由日本设计师设计，其中有果汁吧、面包房、酒屋、热食档。销售增长了一半，商店里挤满了外国顾客和中国海归。

　　牛蛙和乌龟

　　然而，中国大城市以外甚至郊区，消费者收入水平就较低、购买习惯亦更加传统。在一家坐落于深圳市相对偏僻地点的万佳超市里，店长Hu Fan极力同时满足顾客传统及现代的偏好。在超市里，人们用网从水缸里捞出想买的活鱼、或者从大桶里面挑选想要的牛蛙、捆好的甲鱼以及处理好的鸡腿。但是在这些散装肉类（消费者习惯于直接触摸以确定其是否新鲜）的旁边，则摆放着塑料包装好的肉类，同时包装上标注着保质日期。商店里有130种水果以供顾客选择，这个种类数量是一般超市数量的两倍。

　　当连锁零售商进入小城市或者内地以回避竞争以及日渐高涨的租金成本的时候，他们发现顾客偏好差异巨大，而且顾客对价格极为敏感。这种情况进一步增加了分销的复杂性、推高了成本。在一个地方开店之前五个月，Wal-Mart的采购团队就会进入那个城市，以研究当地的习惯。Wal-Mart的Hatfield先生说：“起码有数千总不同的特点”，在浙江，人们希望卫生纸“硬得跟砂纸一样”；在昆明，销售最好的是辣鸡腿；山东人则喜欢买整个蒸熟的猪脸，然后切成片，再蘸上酱汁和醋。

　　要想在不那么富裕的市场取得利润，意味着将商店规模缩小、商品广度降低。联华的财务总监Xu Lingling说，那些国际零售商如家乐福等已经占领了大型城市的最好的地点，中国连锁零售商最好转型，把发展方向放在中型城市，尽管这些城市的零售商店销售能力更低。进入中型城市的方式很多——如Mcdonald、KFC、Tupperware的特许加盟方式。Avon（雅芳）走得更远：在二月份重新获得了直销的许可以后，这家美国的化妆品集团公司在中国已经招聘了超过11.4万的销售代表。

　　零售商也不能指望小城市的消费者会象上海、北京的消费者那样追求品牌。一般而言，中国人有品牌意识，但是并没有多少品牌忠诚度。相比之西方消费者，他们更在意价值，并更乐于尝试新的东西。Mckinsey公司研究发现，Sony在发达国家市场上，其电视机能获得40%额外的价格升水，但是在中国，即便是10%的提价也会让消费者转向其他品牌。此外，很多中国人是冲动型消费者，容易被最后一分钟的折扣改变购买意向。

　　一个应对方法是增加自有品牌商品，在这方面Wal-Mart做得非常积极。另外一个办法是从一般性的广告活动转向门店促销。在一个典型的国美电器商店种，一半的面积是用于展示促销产品的。国美商店还配备了富有进取心的销售人员，在中国雇佣这些人员的成本很低廉，而且往往由生产商支付有关的成本。一家在深圳的万佳超市具有350名雇员，此外还有500名促销人员，这些人不仅仅促销那些昂贵的电器，而且还促销如牙膏、洗发水之类的便宜商品。

　　商家希望提高顾客忠诚度，并开始买赠促销并提高服务水平，但是目的经常落空。在万佳，顾客可以在购买染发剂之前免费试用。许多“顾客”欣然接受免费的试用但就是不花钱购买。在深圳的Wal-Mart，有种说法叫商场娱乐（retailtainment：retail+entertainment）。在大电视机前面摆了不少椅子，使得顾客可以在有空调的商场舒服地收看足球比赛。在楼上，员工们主持着婴儿爬行比赛。64岁的Zhang Hui Lan每天会来光顾，品尝那些免费试吃的食品、和员工聊聊天——“这些员工比外面市场上的人友善多了”。

　　但是让人们花更多的钱——甚至多少花点钱，并不是任务的全部。零售商还必须保证以适当的价格采购商品。中国还远非发达国家，风格迥异的地方偏好、全国统一标准的缺乏阻碍了全国性品牌和高效率的供应链的发展。Wal-Mart在中国的60家门店总共具有15000家供应商；而在美国，具有3800家商店的Wal-Mart仅有6100家供应商。在中国，往往具有多个中间商。一些国际零售商开始直接与生产商谈判。Wal-Mart已经引入了其声名狼籍的苛刻的谈判手段。在Wal-Mart深圳的总部，买手们在那些充满了样品的小房间里讨价还价。同位于Arkansas州Bentonville的Wal-Mart的总部一样，这些谈判间都没有门，以阻碍可能的商业贿赂。

　　随着规模的提高，一些大型连锁零售商也开始开设现代化的物流中心。在深圳附近的Wal-Mart物流中心，正努力使得供应商能与Wal-Mart的系统实现电子连接，目前还仅有30%的供应商实现了电子连接，其余的供应商还要依靠传真定单。在这个中心，只有20个卡车卸货位置，因此那些供应商在卸货之前可能要等待一小时以上，而且卸货主要依靠人力。

　　今年九月份，Wal-Mart将搬入一个新的物流中心。而联华位于上海西北边的高效率的物流中心的规模已经远超过了Wal-Mart旧有的物流中心。联华的物流中心利用扫描仪和精巧的升降机，自动完成对传送带上的商品的筛选分类。负责运营这个物流中心的Yuan Zhongmin说，仅仅利用以前一半的人力，他就可以每十小时周转60000吨的商品，而以前的水平只是25000吨。存货占用的现金从以前的1亿元下降到了2700万元，同时定单的差错率从以前的1%减少到0.0016%。

　　这种进步说明中国本土的零售商将能多迅速地赶上最优秀的外国连锁零售商。因此未来的竞争也将更加激烈。在等待中国中产阶级数量增长的时候，有些零售商的赢利能力或许会受影响。但是，一旦他们在这次特级市场攻城掠地的战斗中生存下来，他们将获得足够丰厚的回报。

  　我有一个朋友叫黑胖子。

  　黑胖子今年上半年离开天津去了北京工作。今年六月份的时候，黑胖子在BBS上问我天津的西瓜多少钱一斤。当得知天津的西瓜是六毛一斤以后，黑胖子很愤怒地说，西瓜在北京要卖一块二毛钱一斤——北京的钱不如天津的钱值钱。

  　虽然北京和天津的人民币都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理论上来说也都是等值的，然而两地不同的价格水平导致我的黑胖子朋友愤怒地认为两地人民币的价值不一样。

  　的确，单就西瓜而言，北京的十元购买力只相当于天津的五元人民币的购买力。或者说买同样一只西瓜，北京花的钱是天津的两倍。

  　实际上，北京天津两地的人民币之间互相成为了外汇——这两地货币的官方汇率为1：1，一个天津人民币可以兑换一个北京人民币。

  　尽管两地货币官方汇率为1：1，但是同数量货币在两地的购买力完全不同——尤其是西瓜！如果根据对西瓜购买力平权的话。一元天津人民币应当相当于两元北京人民币。当然你也可以说，就买西瓜而言，天津人民币相对于北京人民币被低估了50%。

  　这就是传说中的购买力平价。购买力平价理论认为，两种货币之间的汇率，应当相当于两种货币国内购买力大小之比。但是一般实际操作中，都会选择特定的“一篮子商品”来比较。

  　所以用西瓜来进行购买力平价，实际上将这“一篮子商品”缩小为西瓜这一单一商品，而且还假设两地西瓜是等质的，即我买的西瓜和黑胖子买的西瓜一样甜。

  　而《经济学人》则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孜孜不倦地每年推出两次“巨无霸指数”（The Big Mac Index）。同样，《经济学人》选择了一个单一商品而不是“一篮子商品”，但是《经济学人》没有选择西瓜而是选择了麦当劳的巨无霸汉堡包，这个比较靠谱一点：据说麦当劳在全球以同一标准售卖巨无霸汉堡包，而全球的瓜农怕是不能提供同品质的西瓜。

  　《经济学人》在5月25日推出了最新的“巨无霸指数”。其中人民币最引人注目：在5月22日统计日的时候，中国的一个麦当劳巨无霸汉堡包售价为10.5元人民币，同时官方汇率为8.03个人民币兑换一个美元——按这个官方汇率折算下，来相当于在中国一个巨无霸汉堡包只售卖1.31个美元。而在美国，一个巨无霸汉堡包要卖3.1个美元（纽约、芝加哥、亚特兰大、旧金山四城市平均价格）。
 
  　结论很显然，就买巨无霸汉堡包而言，人民币价值被低估了，或者说官方汇率掩盖了人民币的真实购买力，人民币被低估了58%。

  　如果你手头有三个美元，在中国可以兑换成24个人民币，可以花其中21元购买两个巨无霸汉堡包，你还剩下3元，还可以买个麦当劳圆桶冰激凌；如果在美国，那真不幸，你甚至连一个巨无霸汉堡包都买不到。

  　当然，北京天津的生活不仅仅关乎西瓜，而在中国美国也不仅仅只靠吃巨无霸汉堡包活着。因此西瓜购买力评价并不能说明北京的4000元月薪只相当于天津的2000元月薪；中国也不会根据“巨无霸指数”将人民币升值58%。但是多少能说明，京津两地之间人民币的质感的不同，而人民币的确在某种程度上被低估。

  　相对而言，比较好的选择就是在北京工作，在天津生活：以北京的物价水准出卖劳动力，以天津的物价水准支出生活费用——至少周末从北京回天津。

  　唯一的问题就是，要是处于“自然垄断”的铁路局能够突然良心发现，将京津之间的火车票价降低一点、再降低一点，车速提高一点、再提高一点就好了。
　　
　　《经济学人》的“巨无霸”指数表
　　

    原文出自Jun 22nd 2006的The Economist Chinese inflation is in danger of picking up

    Is the world's greatest price buster in danger of exporting inflation? 中国是否会输出通货膨胀？

    在最近几年以来，可谓正当红火热的中国经济增长被认为支持世界经济发展的源泉之一。而如今，也经常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看起来，最近两年中国大陆经济发展速度已经快得令人不安了。

    在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比去年同期水平增长了10.3%。在五月底之前的十二个月中，广义货币供应量（the broad money supply M2）增加了19%。国内银行贷款前五个月的贷款量比2005年同期水平增加了4/5。所有这些都进一步促进了投资的繁荣：固定资产投资年度同期增长了30%，几乎是官方预期的两倍之多。同样，出口也在猛增，从而进一步增加了中国的外汇储备——现在中国外汇储备几乎达到了一万亿美圆，这使得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世界第一。其中多数的资金又回流到经济体系当中，从而更加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中国当局正试图控制经济过热现象，他们所采用的手段正如他们在2004年所用的一样：在一些特定行业，通过行政手段控制过量的投资。在如铝、钢铁和水泥等行业，已经开始严格限制投资。国家总理文家宝在上周警告地方政府于银行不要向建筑工程发放过量贷款。中央银行在四月加息0.27%后，又在6月16日将存款准备金提高了0.5%。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的经济师Jun Ma认为有关金融政策将进一步收紧，中央银行或许会在未来几个月中进一步加息。

    这样是否就足够了呢？在两年前，政府当局的这种标准的应对举措被认为是成功的。然而就事后的情况看来，同样的问题迅速再次浮现，似乎说明当初的这些举措有些过于宽松。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的全球首席经济师Stephen Roach争辩说这仅仅是因为在过去两年中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规模太庞大了，这种庞大的规模以前那种限制对特定行业投资的微观经济管理方法失灵。中国政府当局应当使用宏观经济杠杆以减缓经济增长速度，可能的手段包括收紧银根，或者允许人民币升值。***害怕经济增长的停滞会破坏其来之不易的执政权威，这种担忧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除非它能避免Roach先生所谓的“渐进主义缺陷”，中国经济更有可能在未来遭遇硬着陆。

    对中国快速增长的关注不仅仅来自于中国国内。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日渐担忧通货膨胀的时候，国际社会开始疑问过热的中国经济将对全球的物价水平产生何种影响。英格兰银行（英国的中央银行）行长Mervyn King最近正担忧中国输出通货膨胀——在目前中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低于1.5%、并且中国的庞大的制造业产能使得全球从鞋子到电器的商品物价持续保持低位的时候，这种担忧看起来十分奇怪。因为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在制造业产品方面的通缩（所谓的中国价格）影响超过了其在原材料及资本商品方面的通胀影响。

    但是这种平衡可能正在改变，香港瑞银（UBS）集团的经济师Jonathan Anderson说，“中国目前的数据显示可能我们正处在通货膨胀的转折点，这将对国内国外产生双重影响”。在多年饱受逐渐升高的成本以及逐渐降低的出厂价格的压榨以后，中国的制造商开始提高价格以重新获取足够的毛利——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不管是国内的需求还是出口都远比两年前来要来得强劲。在考虑到增长的国内食品价格、能源价格以及人力成本，中国物价很快将会增加不少。

    p.s.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月上涨1.5%。  

    今天翻看同学送的Strategic Finance杂志，发现一期的End Note那页很有趣，介绍The Ig Nobel Awards,姑且就把它叫做恶搞诺贝尔奖吧。

    早在1991年，麻省理工大学就开始颁布The Ig Nobel Awards，最后这个恶搞诺贝尔奖的颁布典礼转移到哈佛大学。每年恶搞诺贝尔奖在经济、医药、文化到和平等十个方面评选出十个获奖者。赢得恶搞诺贝尔奖的标准是：“Ig Nobel奖给予那些不能或者不应当重复的成就。”

    Strategic Finance杂志在介绍The Ig Nobel Awards的时候列举了以前的几个获奖者及其获奖成就：

    1993年，和平奖，由百事可乐菲律宾公司获得，作为一个传承甜美希望和梦想的公司，其发起了一个抽奖活动，结果却公布了错误的中奖号码。最终使得大约80万满怀中百万美金大奖喜悦的人群愤怒地联合了起来，并与百事可乐公司发生了多起冲突，该事件导致的团结人数之多、团结程度之高，为菲律宾有史以来首见。因此促成该次菲律宾举国空前团结的始作俑者、百事可乐菲律宾公司荣获了1993年度Ig Nobel和平奖。

    1996年，化学，由Purdue大学的George Goble获得，George Goble凭借一项生猛无比的发现获得该奖项——以电光火石的速度，在三秒中之内点燃烤肉架！利用炭和……液氧。

    1999年，和平奖，由南非约翰内斯堡的Charl Fourie 和 Michelle Wong获得，两人的获奖成就是发明了一套汽车防盗警报系统，该警报系统包括一个感应电路和……一个火焰喷射器。（可怜的偷车贼啊……-_-）

    2000年，来自美国亚利桑那州Tucson的Chris Niswander获得了该年度Ig Nobel计算机科学奖，他开发了一套名叫PawSense（爪感应）软件，当你的猫从你的电脑键盘上经过的时候，这套神奇的软件能感应到。

    2002年，Ig Nobel卫生奖授予了西班牙塔拉戈纳省Lavakan de Aste的Eduardo Segura，因其发明了一台用于洗猫洗狗的洗衣机。（可怜的阿猫阿狗啊……）

    来自澳大利亚的Jack Harvey、 John Culvenor、Warren Payne、Steve Cowley、Michael Lawrance、David Stuart和Robyn Williams获得了2003年度Ig Nobel物理学奖，他们获奖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一份让人无法抗拒的报告：《关于在不同的表面拖动绵羊所需作用力的分析》。（可怜的绵羊哎……）

    2004年，Ig Nobel医学奖，由美国密歇根州韦恩州立大学的Steven Stack和来自奥本亚拉巴马州奥本大学的James Gundlach，其获奖原因是他们的一份报告：《乡村音乐对自杀的影响》。

    2005年化学奖由明尼苏达州大学的Edward Cussler和Brian Gettelfinger获得。其研究成就是通过一个严谨的实验，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恼人们的一个科学问题：人们是在糖浆里游得更快还是在水里游得更快。

    更多获奖者及其事迹，尽在The Ig Nobel Awards。

    由这期Strategic Finance杂志看来，从事被大伙认为枯燥无趣的Accounting或Finance工作的人们，也是很有幽默感地！

    

    英文原文系Dec 20th 2005期The Economist的The wrong side of the mountains

    流亡的藏人开始担忧后达赖喇嘛时代。

    

    “我们正在自行灭亡，”西藏人民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满怀希望地用祝福、微笑鼓舞了他的450多名随从听众以后，如是警告他们。这些听众中的大多数刚抵达达赖流亡所在地--印度北部的Dharamsala，他的故乡则在喜马拉雅山的另外一边。在1959年中国扑灭了西藏人的起义以后，达赖和他的大约8万名追随者开始了流亡生涯，而从那时候起，达赖喇嘛就开始担忧西藏文化的生存问题。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个问题日益显现。

    总数达六百万的西藏人中，有大约十三万处于流亡状态，其中大约四分之三的人流亡在印度。他们努力保持了他们的生活传统以及回家的梦想。而两个前景却使他们的梦想开始消弭。第一个是中国内地与西藏铁路的竣工。该条铁路将于2007年开始运输乘客，此后中国汉族向西藏的移民速度将加速。目前，在西藏的城市中，藏人已属少数。在铁路开通以后的将来，藏人将被盖过。

    第二，达赖喇嘛与经济学人的通讯记者会面的时候，说到一个事实：“我的死，将会是一个严重的挫折”。作为一个活佛转世灵童，达赖喇嘛说这些话听起来有些古怪。但是，这个说法实际还低估了未来的问题。在Dharamsala的西藏流亡政府的一位部长，Lobsang Nyandak Zayul说：“那将会是一片混乱，我们真的感到恐惧。”

    今年7月已经70岁的达赖喇嘛看起来十分健康。但是他不会永远活者。他的支持者认为，是中国应该担心，而且中国应当抓住达赖提供的契机达成与西藏少数少数派的谅解。教育部长Karma Gelek Yuthok喇嘛给出了三个原因：未来将没有一个人能如达赖喇嘛一样获得西藏人的忠诚；达赖喇嘛并不寻求独立，而仅仅是希望西藏能够获得“真正的自治”；达赖喇嘛不允许使用暴力。

    自从2002年以来，达赖喇嘛的代表与中国官方进行了四轮会谈。乐观主义者认为这证明上述观点起到了作用。但是许多藏人担心这仅仅是因为中国希望安抚国际舆论，并且在拖延时间--在这个观点看来，中国并未将达赖喇嘛视为西藏问题的解决之道，而是把达赖视为问题本身，而他的死，将解决问题。

    中国知道达赖喇嘛终将死去，最终将会进行下一轮的灵童转世，灵童转世往往掺杂着密谋、动乱与分裂。未来转世灵童的选择将根据预言、征兆、前世活佛流下的线索以及高僧的干预。在中间的过度期间，达赖喇嘛时期帮忙掩藏的西藏人的地区、宗教和其他紧张问题将显现出来。达赖喇嘛曾经声称，如果藏人需要这种轮回制度，他才会转世。但是很难找到一个藏人，去设想达赖喇嘛不再转世。达赖希望他的15世转世灵童能在西藏之外的地区甄选。毕竟，“转世的目的就是要带着我的任务前行。”

    这个预期使得中国更难以干涉灵童转世的甄选过程。然而，这也不是没有可能。传统上，参与甄别转世达赖喇嘛最多的是班禅喇嘛，班禅喇嘛还将参与教育指导年轻的达赖喇嘛。1989年，十世班禅喇嘛逝世，之后两名年轻人被认定为专世灵童，一名被达赖喇嘛及大多数藏民认可，另外一名为中国认可并继承了11世班禅喇嘛的头衔。“藏人的”班禅在1995年以后就被控制了起来（中国方面称，出于保护他的目的）。“我们中国的兄弟和姐妹们”，达赖喇嘛解释说：“把问题搞复杂了。”中国可能会利用两个班禅来确保一名达赖喇嘛专世者的地位。

    
    熟悉，却不被承认

    唯一一位在短期内能在藏人与外国人之间享有与达赖喇嘛同等声望的人是Ogyen Trinley，他是被称为十七世噶玛巴活佛。他是藏传佛教重要一支噶举派，也称“黑帽系”的活佛，该教派在17世纪的时候将西藏的统治权旁落于达赖喇嘛的格鲁巴教派（俗称黄教）。

    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都承认Ogyen Trinley的噶玛巴活佛身份，他出生于西藏，但是在1999年出逃到印度。目前他仅有20岁，噶玛巴活佛目前居住在Dharamsala的寺院里。在十月份的一个早晨，他的等待室里挤满了从香港而来的一个旅行团。噶玛巴活佛的国际追随者帮助了他这个教派的繁荣，并加强了斗争的势力。

    在一个印度当地警察局的允许下，噶玛巴活佛召开了见面会，信徒们向活佛敬献哈达以后，开始有人向活佛提出了几个问题。两个紧张的喇嘛说有关“政治”的问题不许提，中间又冲进来一个气喘吁吁的西藏流亡政府官员，来强调这个政策。

    平时噶玛巴活佛的笑容几乎能够照耀整个社区，然而这次他看起来似乎有些累了甚至有点阴沉。在开始回答提问几分钟后，他的翻译啪地合上了笔记本宣布提问结束。而那时噶玛巴活佛仅仅问答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问他离开西藏是否合适，他说：“我祈祷这是一个恰当的确定。”

    他心怀困惑毫不稀奇。离开西藏，看起来只是换了一种囚禁方式而已。印度当局对他看护相当严格。他出行受限制。他不能去锡金（喜马拉雅山脉中的一个王国，在1975年被印度吞并）看他前任的席位所在地。显然，和其他印度人认为理所应当的不同，他也不能谈论他的想法。噶玛巴活佛处在一个很微妙的位置。在印度，也有一个人声称是噶玛巴活佛的转世肉身，那个人也同样拥有一些追随者。因为牵扯了太多的利益，争论已经导致了僧侣和寺庙之间的斗殴，而且情况将变得更为糟糕。 

    有些西藏人认为，印度当局之所以对噶玛巴活佛很谨慎另有一些原因。他的出逃使得有人怀疑是否得到了中国当局的默许，并使得一些人开始怀疑他的动机。如果他是中国当局的特务的话，没有比这更好的掩护了。在流亡的时候，他不仅仅是中国当局的活障碍，而且还威胁到中国的希望：随着14世喇嘛的过世，西藏问题也将终结。而目前想与中国修好的印度当局，恐怕也不太希望噶玛巴活佛激怒北京方面。

    Not just Hollywood 不是好莱坞的故事

    有担忧认为达赖喇嘛的死对西藏问题而言是个灾难，这种担心看上去是有道理的。作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宗教领袖以及世界名人们的朋友，达赖喇嘛的这些名望并没有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好处：并没有政府承认他的西藏流亡政府。但是一些世界著名的政治家和一些个人慕名而来。因为他，在中国力图成为受尊敬的国际社会公民的时候，西藏问题成了其前进车轴里的沙子。同样因为他，印度向西藏人提供了足够的地方以满足这些人延续西藏文化的梦想。

    即便是西藏文化的批评者--比如西藏文化中的大规模的僧侣制度颇受批评，很多喇嘛从小就出家。这些批评者们也不希望西藏文化被毁灭。中国方面已经就1966-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造成的破坏作过道歉，并强调目前对西藏传统的尊重。在印度，西藏作为一种具有充满活力的未来的、独特的文化已经保留在学校和寺庙中。在Dharamsala的一个西藏儿童村（Tibetan Children's Villages，TCVs目前有数个）里，正收留并教育着超过1900个儿童。其中大部分儿童生于西藏。他们的父母在喜马拉雅山脉的高原小道上艰苦跋涉，把他们送到这里，以在印度接受象样的教育。

    经历了长达一个月的艰苦跋涉以后，一个12岁的女孩子在几个月前刚和她7岁的妹妹抵达这里。她的母亲将她们带到这里，并冒着危险重新返回西藏。今后母亲和女儿可能将永远不能再见面。女孩来自西藏东部，靠近西藏人认为的西藏与中国的边界线。刚抵达的时候，这个女孩几乎不会说西藏话，尽管能说流利的中国话。

    
    如同狄更斯笔下描述的在Dharamsala的人们

    多数跋涉在冬季月份进行，那个时候低温和雪使得越界者更容易逃脱侦查（当然也更容易死于冻伤和体温过低）。来到印度的原因不仅仅有政治方面的，同样还有经济方面的。一些西藏人无力负担孩子进入中国学校读书。一些相对富裕一些的西藏人把孩子送到中国。西藏儿童村（Tibetan Children's Village，TCV）的Phuntsog Namgyal说西藏儿童村的主要目的是逐渐培养西藏人的身份与文化自觉。令他感到遗憾的是，因为缺乏藏语教材，同时因为这些孩子必须要参加印度的考试，从11岁开始，中学教材都是英文语言。

    对于很多流亡西藏人来说，西藏语教育并不能掩饰一个日益明显的现实，即他们很可能将终老于印度。这使的他们受到强烈的诱惑，这诱惑将使得他们放弃西藏，放弃一个失落的梦想，并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力尽所能。在德里(Delhi)的年轻德西藏籍政治学学生Dolma也料想如此。他认为，如果明天有机会回到一个自由的西藏的话，半数在印度的西藏年轻人会选择留在印度。

    然而达赖喇嘛认为“极少数的”西藏流亡者失去了他们的西藏身份意识。流亡政府教育部长Karma Gelek Yuthok自认为是悲观主义者。他的烦恼在于在印度的西藏学校既不能使得孩子们赢得一流印度大学的奖学金，也不能向孩子们提供西藏语言和文化的土壤。对此他倍感焦虑。不管怎么说，保留西藏文化是“我们流亡至此的核心目的”。更糟糕的是，他开始担心从学校出去的“人的素质”。

    在国外的年轻西藏人可能会融入那些流亡者，恐怕就象在国内的那些西藏人融入中国一样。每年仍然大约有2500-3000西藏人从中国逃往印度，其中大多数是经由尼泊尔进入印度。在这些逃亡者中，超过1/3的人不到14岁。在成年逃亡者中，大部分人是僧侣。尽管印度拥有不少著名的藏传佛教寺庙。但是在那些到达Dharamsala的朝圣者当中，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从年迈的老人到幼儿。

    去往印度的道路日益艰难。尼泊尔国内正在爆发起义运动，在(2005年)一月份的时候，尼泊尔国王Gyanendra为了讨好中国，下令关掉了达赖喇嘛在尼泊尔的代表处以及一个西藏人福利中心（Tibetan welfare centre），当然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和一个中转中心仍然在运行中。在Dharamsala的一个接待中心，一个手写的通告告诉那些刚抵达印度的西藏人，说有三名西藏妇女在尼泊尔遭到强暴，通告建议大家通知他们在国内的朋友尽量多人结伴同行。

    1993年Dharamsala附近建成了西藏中转学校（Tibet Transit School TTS），专门面向那些到达印度的年纪在18-30岁之间的西藏人。关于到印度来的原因，该学校的一群学生给出了三个常见的答案：觐见达赖喇嘛，接受教育以及国内没有机会。（而达赖自己，作为一个务实型的理想主义者，加上了第四原因：有些人认为从印度更容易去往美国）

    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历史上的藏东地区，也就是并入中国以后的四川省西部地区，实际上是没有教育的机会。西藏中转学校（Tibet Transit School TTS）的主任Chhoeze Jampa说，他的学生中，有3/4需要从基本的比画开始，学习阅读和写字。在学校落成典礼上，达赖喇嘛鼓励学校的学生将来回西藏去。Jampa先生说学校60%的毕业生已经回到了西藏或者正在尽力回家。

    在接待站，有两个刚抵达二十多岁的健硕的小伙子。在他们的由51人组成的团队中，只有三个人成功抵达了尼泊尔和印度。他们向向导支付了4000人民币，大约相当于500美金，这是一笔大数目，他们靠买一种叫虫草的珍贵中药凑齐了这些款项。他们的父母教育他们不要跟政府当局惹上麻烦，因此他们并没有告诉他们父母他们的逃亡计划。

    这个团队晚上离开拉萨往边境出发，17天徒步后，他们在一个山顶休息时遭到了中国警方的埋伏，警方开了枪。这两个年轻人丢掉了他们的行李，躲在一个干枯的河床边，逃脱了警方的追捕。他们在徒步七天以后到达了边境，在这七天中，他们身无分文、没有任何食物，饥寒成疾。

    
    在他们的家乡的村落，作为定居的牧民或者农民，其实生活并不是很坏。甚至现在在他们家乡已经有了学校，尽管这学校小学以后就不用西藏语，尽管这些学校的建成对于这两个年轻来说太晚了。他们历经磨难来到印度的原因仅仅是为了觐见达赖喇嘛。这次，他们得偿所愿，这次，他们终于能够跻身于那些朝拜者当中。他们得到了一个机会向国内打电话，以向他们父母家人报平安。打电话的时候，第一个人泪流满面。另外一个人跟电话那边的朋友说，他终于见到了他的活佛（“他看上去只有40岁！”）。

    在他们离开家乡的时候，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只是想朝拜达赖喇嘛，然后回家，并偷偷带一点达赖喇嘛的录音磁带以及画像，给他们那些未能成行的朋友们。在得知他们能进入西藏中转学校（Tibet Transit School TTS）以后，他们改变了计划，想在那里停留5年。可是，在往家里打完电话以后，这个想法已经有点动摇了。

    然而，在印度的多数流亡者，大约10万人，是想在印度长期居留。西藏青年会（Tibetan Youth Congress TYC）的秘书长Tsultrim Dorgee Chunang--虽然出于忠心地预计达赖喇嘛的寿命将达110岁，也承认，西藏人应当准备接受没有达赖喇嘛的生活，但是目前的情况是大家完全没有准备去接受没有达赖喇嘛的生活。而达赖喇嘛在这方面，却在尽力准备身后事。他已经推行了一种民主。目前的46名议会成员，是由大范围选举产生。从2001年开始，都是直选总理。

    可是，不少流亡者并不愿为了他们自己的未来而承担Chunang先生分派的一些职责，他们完全依赖达赖喇嘛。比如西藏妇女协会，就是否要接纳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即并不追求西藏完全的独立）而展开了冗长的讨论。最后西藏妇女协会的结论是接受达赖喇嘛的提议--而并不管达赖的职位是什么（达赖仅仅是宗教领袖）。

    西藏青年会（Tibetan Youth Congress TYC）并没有放弃西***立要求，但是它也并没有批评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政策）。Chunang先生说该组织视西藏自治为西***立的阶梯，此外，在达赖喇嘛死后，西藏青年会可能会消除曾经做出的非暴力承诺。很明显，铁路将成为他们未来的恐怖袭击目标。

    中国向来表示无法理解这种观念方面的分歧。而上述这种言论，使得中国有理由指责达赖喇嘛伪善。但是这些情况也使得很多西藏人担心达赖喇嘛的逝世，并力劝中国充分利用达赖希望妥协的意愿。达赖喇嘛自身通过引发国际社会对西藏的同情以获取鼓励，并且从他自己的信念获取鼓励：中国的“专制体制”终将改变。

    “如果你着眼当地，”他承认说，“这几乎是毫无希望的。”“但是从一个更广的视角看过去，希望仍在。”中国不断对达赖喇嘛进行人身攻击，但是并不能说明中国已经准备好如何处理达赖喇嘛。实际上，有说法称，中国这个正在日益升起的进取的国家，已经确信：达赖会死在喜马拉雅山的错误的一边，死在历史的错误的一边。

    最近一期《经济学人》刊出了中国调查系列，封面文章也是中国问题。

    以下内容翻译自Mar 23rd 2006期The Economist封面文章How to make China even richer

    Let the peasants own their land 让农民拥有他们的土地

    在1940年，也就是在中国***获取中国政权的前9年，***制定了“新中国”的计划。他说，共和国将采取“一些必要的步骤”没收农村地主的土地。如果当时是在“耕者有其田”的原则下的话，这个计划将是“将土地私有权交给那些农民”。

    “必要的步骤”包括了大范围的屠杀。数十万，甚至可能上百万的农村土地所有者们以及他们的家庭，被执行死刑或被村民们殴打致死。农民们获得了小块田地——但是时间不长。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土地私有制被终止，农民们成了没有什么产权的“人民公社”社员。那是一场剧变，加上当时的自然因素以及人为的狂热的企图超英赶美的工业化，最终导致了全国范围内的饥荒，那次全国范围的饥荒使得大约数百万甚至更多的人死亡。

    根据我们的调查报告，中国仍然没有公开并解释那些破坏。在***逝世后几年后，人民公社解散了。在邓小平执政以后，农业产量第一次得到了蓬勃发展，在30年中，农民们第一次能够在承包的土地上独自耕作（单并没有这些土地的所有权）。这标志着另世界瞩目的中国经济改革的开始。但是中国城市的发展前景才真正地吸引了外国企业的眼球。在经历20世纪八十年代初的繁荣之后，中国农村比城市落后了甚至更多。

    This time, a genuine great leap forward 这次，要向前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邓小平保留了***农村政策的两个基柱：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和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为了保证制造业发展所需要的廉价劳动力，后者已经开始慢慢取消。但是前者，仍然被牢固保留。

    现在是时候改变毛的农村土地所有制了。改革将有消除农村的冲突，促进发展，并有助于实现领导人所宣称要实现的真正的市场经济。给予农民能够在市场上流通的土地所有权，并建立相关法律以保证这种产权，将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如果农民能利用土地所有权进行抵押贷款，他们将能够获得资金以提高土地的产能。同时私有的土地所有权使得他们有动机去这么做。而如果农民能够出售他们的土地所有权，他们也能获得足够的资金，以开始他们在城市的新生活。这将促进城市的消费，鼓励那些农村冗余劳动力向城市移民。如果中国要保持它惊人的经济发展速度并消除不公，最重要的一点是：将那些数千万农村冗余劳动力从农村土地中解放出来，并转移到那些能创造价值的工作岗位上去。而农村冗余劳动力的转移，将使得那些留守在农村的农民有机会提高其所有的土地量，并提高生产效率。

    但是政府，至少是那些控制中国运行的那些头脑古怪的人，不会轻易地进行这一举措。中国***的理论家们过于担心农村问题处理不好将导致不稳定的局面。他们担心如果一旦允许农民自由售卖他们的土地，地主阶级将重新出现，而且农民们有可能大量抛售土地，并涌进根本无力承担（这些新移民）的城市，产生贫民窟并滋生犯罪行为。

    此外，一些官员们还将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视为少有的“社会主义”的特徵，并担忧如果一旦放弃该信条（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将导致政治方面的争议分歧。但是就中国来说，是改革的缺位导致了不稳定的局面，比如有些农民激烈地对抗基层政府对其土地征用。尽管比1949年的情况要好很多，一些农民还是声称现在的基层政府快成了地主，有些时候甚至用黑社会手段将农民们从土地上驱逐出去。

    一些反对农村土地改革的人声称，他们是基于农村人民的利益。他们指出，农村缺乏社会保障制度。尽管农民对他们的土地控制有限，但是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至少能利用土地解决温饱（一旦卖出土地则不然）。

    这种论调的问题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基层政府对农村耕地的强行征用已经导致大约4千万农民丢失了其部分或者全部土地，其中获得的补偿很少甚至没有。此外，保证农民福利的最好办法并不是将他们束缚在有限的土地上，而应当是给予贫困人口更多的服务。目前中国收入增长迅速，财政预算赤字很小，中国有能力负担这些。在征用农民土地的时候，按市场价格给予农民补偿款，而不是按最低农产品产量计算，这也将有助于保证农民的福利。同时，如果能够出台以土地价值为税基的物业税，地方政府将不用过于担心由于向农民转移产权而丢失目前享受的土地销售收入。

    诚然，应当承认，从长远看，土地改革将削弱党的控制力。在十年前，几乎所有的城市住宅是国有的。在中国经历了1/4世纪的、取得惊人成功的经济改革以后，目前大部分城市住宅都是私人所有。经济改革也产生了一批中产阶级，这些人开始寻求他们资产的安全保证——以防止执政党的那些古怪的想法。现在，房屋的业主开始推选自己的非***的业主委员会，以保护他们的权利。新生代的律师们，而不是象以前那样作为党的傀儡，开始出现，保护那些物业受国家威胁的业主。业主们同时希望他们的住宅周围有个干净环境。绿色活动分子，在十年前的中国几乎没有，现在正在促进文明社会的发展。

    但是尽管如此，中国***已经显示，在经济发展需要它的时候，它将承担很大的风险。比如在过去的十年中，国有企业被大范围地关闭或私有化，伴随着数百万工作岗位的丢失。中国领导层知道，中国的历史充满了由失去土地的农民发动的血腥剧变；但是他们却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中：一方面希望要保持控制另一方面想要避免剧烈动荡。然而，现在确是完成农村改革事业的时机。


    本期《经济学人》封面：
     

    我在05年初买了一个iPod mini，存储空间4G，据说该型号目前已经停产。

    前天刚参加工作的博士xifeng请我吃饭。吃饭之前他叫我带上我的iPod，说计划买一个iPod，想听听我的看法。

    在一般的mp3随身听都只是250m左右的时候，用一个4G大小的iPod很能体现你是个音乐爱好者！加上看上去简约的设计风格——据专业人士说，这就是极简（但愿我写对了这两个字）设计的一个例子。再加上考虑到iPod的身份识别作用，我用iPod，我写blog，这多年轻人啊（至少在一年多以前）！

    于是我就冲动地把一坨两千多块钱人民币换成了一坨铝合金小方块。

    买来以后乐不可支地把很多歌成专集地往iPod里面传。后来反省，这种行为主要还是出自于长期以来的穷人心态，在不小心以冤大头方式花钱以后，遂丧心病狂地想物尽其用。最高记录的时候我把Neil Young几乎所有的专集放在了iPod里面——但是从来没有试图听完一遍。后来是从一些音乐ftp整专集下载上市新碟，放进iPod里面——结果您也猜得到，极少安心地将这些专集听完三遍。

    当然丈着4G的空间，iPod还是可以用来传输海量文件。比如年初的时候我就从朋友那里拷来近两百集的动画片《乱马1/2》，在考完托福以后一直看到恶心。

    因此在不慎丢了火线和充电器以后，我还是咬牙出血买了高价的充电器，而不是把iPod退役成为垫桌子的铝块。

    但是iPod是个很邪恶的东西。

    邪恶之处跟这个时代有关，罗大佑说，现在这个时代人们面对的问题往往不是稀缺的问题，而是太多的选项如何选择的问题。同时这有是一个快速的时代，网络追求宽带速度，餐饮业快餐连锁正当红，甚至连火车都在不断提速。快速的时代甚至快到让人更加无从选择。这是一个选择能力日显缺失的时代。

    邪恶的iPod应运而生。

    其实一个人真正喜欢听的歌曲，或者说一个人在6个小时内（iPod mini充电后持续时间不过6小时）所真正需要音乐，以一般压缩比例的mp3论，总量不会超过500m大小。

    可是iPod似乎可以逃避选择，不用做太多的选择，直接把音乐放进iPod里面。但是实际上，我也经常犹豫于选择听近千首歌曲中的哪几首，但是邪恶的iPod早已经算计好，设计好了随机播放的功能，这终究让我将选择权交给机器。

    可是音乐终究应该选择，不仅仅于音乐，人生诸多方面亦需要选择——比如xifeng最近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一位他最喜欢的美女做女朋友。因此，我十分不推荐xifeng去购买一只邪恶的iPod——尽管在夜深人静，电台都开始放悄悄话或者各种治疗难言之隐疾病的广告的时候，随机播放音乐的iPod的确可以起到一个品味稍高的午夜音乐电台的作用；尽管可以通过在学生面前不经意地露出iPod使得学生们（特别是美女学生们！咳~咳~）瞬间认识到xifeng老师其实与同学们同样年轻并无代沟且可与之推心置腹无话不说等等等等。

    因为，对于一位有所选择的人来说，iPod委实太邪恶了。

    不过，如果有哪位在看了该篇blog以后，深受启迪并因此毅然决定把自己的iPod扔进垃圾箱的话，请无论如何通知我，我目前还缺个铝金属块垫桌腿。
    
    

    

    英文原文出自Feb 23rd 2006期The Economist的Material fitness

    ——意大利，这个欧洲最主要的服装鞋类制造国，如何调整自身以应对来自中国的低成本竞争呢？

    

    如果让你想一个国际服装市场上的中档意大利品牌，你很可能会想到总部在Treviso的贝纳通（Benetton）公司。在15年前，贝纳通（Benetton）公司那些五颜六色的服装几乎有90%是在意大利国内生产。而现在，贝纳通（Benetton）公司产品大约只有30%由意大利本国供应，而且该比例还将在未来的数年中降到10%。在去年早些时候，贝纳通（Benetton）公司新近在香港开设一家办事处，部分目的就是为了更密切地注意它的那些中国供应商，这些贝纳通（Benetton）公司正越来越倚赖于这些中国供应商。 

    这就是全球服装纺织品行业残酷竞争的现实。去年，中国显示了其在这个行业的优势力量。在此之前，关税限制了中国服装纺织品产业的出口，而去年，因为一些贸易摩擦，某些关税又被恢复。在本周，欧洲贸易委员会委员Peter Mandelson将鞋类加入了可能加征关税的产品名单。但是谁都应该知道这种方法治标不治本。制造技能逐渐增加的中国低成本劳力迟早会将西方国家的竞争对手击溃。

    面对这些威胁，首当其冲的当属意大利。数代人以来，意大利经济都倚赖于密集的工场群，其中很多是中小型家族企业，这些企业集中在一起，制造服装鞋子这类的产品。他们不仅仅提供名家设计的名牌服装，而且将“意大利制造”作为市场推广的利器。这些工场群的成功使得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注意到他们，比如Michael Porter，就很关注这种工场集群的作用，而且力图对其进行加以保护。

    今天，来自中国的竞争的影响变得更清楚。就业岗位开始加速减少，并损害着经济的发展。在意大利，纺织与服装行业提供了大约600’000个工作岗位。就这个产业来说，意大利的从业人员占到旧欧盟（15国）从业人员的1/3，或占到新欧盟（25国）从业人员的1/4。在该产业，意大利历来就是主要的出口国，纺织与服装行业的出口为意大利国际贸易经常项目提供了巨大的贡献。然而，不管从就业还是财政角度来看，这个产业对意大利的贡献正在降低。

    如果要进一步细化的话，纺织品、服装、鞋类分属不同行业，其中的一些公司从竞争中获益，另外一些则未能及时应对。那些成功的公司很快对其经营模式进行变革，并迅速将其生产转移到那些适当的地方——其中一些在东欧，其他在中国，以使其能够专注于设计及市场营销。在设计和市场营销方面，意大利公司能够与中国公司竞争甚至将其击败。而另外有些公司却正在疲于生存。来自中国的竞争已经显示，在意大利，那些品牌所有者与制造者之间存在利益分歧。品牌所有者发现了买卖机会，而许多生产者发现，他们正被他们国内主要的客户（品牌所有者）抛弃，并倍感威胁。

    这种过程对意大利经济模式提出了疑问，该模式一度看起来强健且有效。而目前看来，这种是否比其看起来要脆弱得多呢？在面对竞争的时候，那些工厂群的反应仅仅是依靠品牌所有人对此的反应，这显然不是一种优势，甚至是一种危险的状态。而且那些家族企业，虽然理论上来说应该比较灵活，但是实际上反应并不够敏捷。在以前，家族传代矛盾几乎无足轻重，而在现在需要速度和果断的时候，些矛盾则相当致命。

    一个见识来自中国的竞争影响的地方是Busto Arsizio镇和Gallarate镇一带，如今以Malpensa出名。Malpensa是一处米兰（Milan）附近的国际机场，米兰周边云集了等待时装发布会的时装产业企业。数十年来，在空港没有建立的时候，棉花就是这些城镇的产业所需的原料。
 
    Busto Arsizio 和 Gallarate是Varese省产业带的中心，该地区是如此的成功以至于被称为意大利的曼彻斯特（Manchester）。但是根据1981年和2001年的普查结果显示，Varese省纺织和服装产业的工人大约减少了一半，降低至27300人，而同期雇佣这些工人的公司从4900家降低到2900家，其中2900家企业中，有440家在2001年以后倒闭。在其临近的Como省，曾今一度作为丝绸产业中心，其产业规模也缩减了近一半。

    在50公里开外的阿尔卑斯山脚下的那些山谷中，同样可以发现这种衰落的证据。横穿意大利东北部Po山谷的 Biella地区是意大利毛纺业的产业区。Lanerossi位于Schio的巨大毛纺厂在2005年8月份关闭了，终结了其将近两个世纪的经营，在30年前，该工厂雇佣了大约7000名员工。在意大利每一个有纺纱产业的地方、有织布产业的地方、有服装制造产业的地方，日子很艰难，而且将更加艰难。

    原因是那些价格便宜、质量不错的进口品——其中不少从中国进口，正在夺取市场分额。在去年九月份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表明，国内纺织品和服装的消费需求市场，进口商品占有率达到了将近50%，而在1991年，该比例不到20%。

    
    （意大利纺织品与服装对外贸易图表，数据来源：意大利银行）    
 
    在意大利，不仅仅是纺织和服装行业面临麻烦——或者说越来越让政策制定者们感到担忧。“意大利制造”在鞋类行业也在失城丢地。鞋类行业素来是意大利出口主导行业，但是在2004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在2004年，意大利进口的鞋类超过了出口的鞋类。如同纺织和服装行业的公司一样，鞋类生产商也开始裁员，该行业从业人员从1995年的124200人减低到去年的大约10万人。在2005年，皮革产品公司削减了大约8000个工作岗位。不少企业甚至关闭了。十年以前，意大利大约有8900家鞋类制造企业，而目前只有不到7000家。

    意大利鞋类制造企业协会（Associazione Nazionale Calzaturifici Italiani ，ANCI）主席Rossano Soldin抱怨来自中国的无法接受的竞争，并将产业面临的困难归咎于中国。他认为意大利鞋类制造企业的效率和产能并不是问题所在，意大利中小型家族制造企业细微化也并非问题所在。

    但是最后一个观点值得商榷。那些家族企业——表面上看起来灵活、忠于投资人并被忠诚地经营了数代人，一直被广泛地认为是意大利工业的支柱力量。但是面对一个更为残酷的市场的时候，他们缺乏生存所需要的经营规模。2001年的调查显示，在Varese省的纺织企业平均只雇佣了12名工人，而服装企业平均只雇佣了6名工人。在Prato，在那些小型甚至是微型企业中，85%的企业只雇佣了不到9名工人，只有1%的公司雇佣了超过50名工人。意大利鞋类制造企业平均也只雇佣了14名工人。

    尽管专业化分工——即每个企业只完成整个制造流程的一部分，可以部分解释这种企业的细微化。但是对独立的渴求以及对外部企业的不信任也使得集中整合受到抵制。在过去的数十年中，小企业群的模式在应对西方国家大型企业扩张的时候占到了上风，然而在目前，这种运作方式竞争效率太低——除非在那些高价值的细分市场。在香港的外包服务公司Tangelo的咨询师Franco Pantaleoni对这种小企业群的生产方式颇有微词。他说，这些企业鼓励了短视行为、非法交易及非法消费，并打击了企业培训，并使得这些企业无法应对时代改变。

    因为那些小企业群倚赖于某个特定产业，这也使得当地经济相对脆弱。当然Treviso地区的经济已经实现多样化，而在Carpi，因为工业地产和城市商业的健康发展，就业还没有成为一个问题。除了机场以外，Varese省还有大型的机器制造业而且靠近米兰，因此当地经济并为受太多影响。与这些地区相比，倚赖于毛纺产业的Biella就没有那么幸运了。Biella市的市长Vittorio Barazzotto抱怨说：“以前我的任何一位前任市长都没有必要去关注失业问题。”

    Mariella Burani 时装集团的执行总裁Giovanni Burani说：“如今，小而美实际意味着过时。”他认为那些中小型独立企业有待成长，但是在这些企业成长的同时又没有犯错的余地。他的集团于2000年在米兰证券交易市场挂牌上市。上市以后，公司获得了战略发展所需要的资金——这些资金被用来收购服装和饰品品牌以及许可证，而集团营业收入几乎是当时的三倍。

    或许有些小企业自有生存之道。在Venice 和Padua之间的Stra附近的小企业群，制造昂贵的皮鞋，那些在美国零售大约400美圆一双。在Stra附近大约有350家手工工场，雇佣了大约8000人，每年向那些全球时装品牌如Chanel、Christian Dior、Givenchy等供应大约2000万双皮鞋。目前这些小企业群对目前的状况并无怨言。但是尽管如此，这些工匠们的生计也不可能永远这样维系。

   有些企业就干脆放弃了生产，转而通过设计、研究开发来创造价值。Carlo Rivetti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他在Carpi附近成立了C.P. Company，主要从事运动休闲服装设计。他说：“我们不是时装公司，而是设计公司，我们更象是Pininfarina (顶级汽车设计工作室)或法拉利（Ferrari）而不是菲亚特（Fiat）。”目前该公司的核心业务是研究诸如凯夫拉尔（Kevlar）、光学纤维以及钢材等材料

    但是并非每个企业都能找到其定位，抛开定位不说，意大利鞋类、纺织、服装企业的生存取决于这些企业能否在一下四个方面制定恰当的战略：品牌、市场定位、出口、仔细考虑价格与质量的采购。

    很多企业正在通过执着于、甚至发展已有的品牌并从中获利获得了成功。比如总部在Biella附近的Ermenegildo Zegna公司，面对未来毫无畏惧。这家以高级男装出名的公司拥有块金字招牌。公司创始人的孙子、公司的合伙人Ermenegildo Zegna说，作为早期进入中国的全球品牌之一，Ermenegildo Zegna公司在1991年开始投资于中国市场。目前公司在24个城市开设了专卖店。Ermenegildo Zegna集团公司主要的生产都在意大利，公司声称目前看来这还不构成问题。

    有些公司通过品牌的恰当定位、以及增强贸易网络、促进出口以加强了与本地生产商的联系。Mariella Burani公司的销售大约有70%是海外销售收入，该公司将其全部生产进行外包，大约70%的产品外包给意大利公司。另外一家在Carpi的拥有Blumarine和Anna Molinari品牌的公司，采用了当地制造商。

    
   （这些高档时装依旧是意大利制造）

    许多中档品牌已经几乎将他们所有的生产转移到了国外。总部位于Carpi的Navigare公司销售的运动服装中，只有大约10%是在意大利制造。公司设在保加利亚或者东欧其他地方的工厂生产了公司销售的大多数服装。总部位于Carpi的全球运动服装品牌Champion Europe的总裁Sauro Manbrini注意到，80年代其供应商正在从意大利转移到东欧国家；几年以后转移到土耳其；在90年代后期转移到远东地区。目前，Champion Europe公司设在新加坡的采购办事处负责采购公司所需服装的30%。同样的趋势也发生在鞋类行业。

    因为地理上与意大利接近，罗马尼亚已经成为吸引意大利商人的磁石，特别是那些东北部商人。在罗马尼亚，工人每月的工资成本大约是250欧元（298美圆），而同时在意大利国内，工人最低月工资是2000欧元，目前，意大利在罗马尼亚有1500家纺织服装工厂以及1000家鞋类工厂，在当地雇佣了大约20万人。然而，在未来，随着来自中国竞争压力的逐渐增加，即便是这些工厂最终也很可能会发现，他们要疲于生存。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今年一月份公布了最新的“巨无霸指数”。

    “巨无霸指数”是基于购买力平价的理论。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在不同国家，特定一篮子商品的价值应当相同。在不同国家，该一篮子的价格（以当地货币单位表示），而不同货币之间的“购买力平价汇率”，应该使得这些不同（货币单位表示）的价格相同。

    《经济学人》的“巨无霸指数”，将该篮子商品简化为在全球按同一标准制作销售的麦当劳巨无霸汉堡包。该指数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比较，可以比较市场汇率与“巨无霸购买力平价汇率”之间的差异。

    根据经济学人最新的“巨无霸指数”表，美国的巨无霸汉堡包价格是3.15美圆（四个城市的巨无霸价格的平均数）。

    该指数表选择了若干国家地区，将当地货币单位表示的汉堡包价格按（2006年1月9日）市场汇率折算成为美圆单位价格。

    欧元区的巨无霸汉堡包价格（按不同成员国中价格进行加权平均），按市场汇率折算成美圆价格是3.51美圆。单纯就购买巨无霸汉堡包来说，欧元有点高估了。

    其中最为显著的是中国，在中国，一个巨无霸汉堡包的价格是10.5元人民币，折算成美圆大约为1.3美圆——这是指数表中最为便宜的价格。这意味着从巨无霸汉堡包的角度，人民币被低估了58%(注)，或者说，因为汇率问题，将美圆兑换成人民币在中国买巨无霸汉堡包要比在美国购买便宜58%。
    [注：58%=(3.15-1.3)/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