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自November 8, 2005期
The New York Times的
In Beijing, a Changing Harvest 
Xi Qiuyuan坐在他晾晒的玉米上。
在过去的差不多一个月里，一个驼背、眼睛浑浊、牙齿发黄的叫Xi Qiuyuan的男人在马路边看守着他的玉米。这些玉米被铺在马路上，等着被晒干。而Xi先生是个守夜人，看守着他的玉米。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他的角色在中国并不特别。他睡在户外，利用一个粗糙的砖垒炉子取暖。他用一个耙子耙匀狭窄的乡村道路的玉米，以便这些玉米能快点晒干。
他并不抱怨，这些事情即使没有一辆SUV汽车也能做。
“晚上很难睡着，因为往来的车太吵了，”在一个早晨，汽车呼啸而过的时候，40岁的Xi先生说，“大约半夜两点左右的时候，就安静了。”
在中国，秋收已经结束了。但是与那些农业活动主导生活的农业地区不同。北京农村的秋收已经被吵闹的生活所改变。总体上说来，北京是一个具有1500万到1700万人口的城市——这得看谁来计算。
在城市之外，农村正迅速转化为城市郊区。农民们赶着脏兮兮的羊群在尘土飞扬的马路上与喧闹的卡车争路，那些蓝色的卡车正往城市运送建筑材料。有些农民坐在手扶拖拉机或者骡车上，旁边圆滑的奥迪汽车紧闭着它的染色车窗飞驰而过。
这就是两个中国的不变的冲突：一个是冲向21世纪的城市中国，另外一个是仍然滞留在18世纪的农村中国。城市中国目前占上风，最近公布的政府统计数据表明，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至少四千万的农民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土地。
对于一些农民来说，这种改变是一个获取更好生活的机会。而对于另外一些农民来说，这是他们唯一熟知的生活方式的突然终结。
在北京新铺设的五环路边上，54岁的Lei Deqing正在用一把镰刀砍那些地里的玉米秆，而他放养的一小群羊正在啃地上的断茬。在他附近大约100码远是一个高尔夫球场。
他所在的小村庄，Bei Dian，最早的时候有大片的耕地，之后被各种开发项目征用了大部分——相应的补偿很少。现在村民们靠抓阄确定谁来耕种剩下的小部分土地，另外一些村民靠把房子出租给来北京的外地建筑工人赚钱。
“贫富差距越来越大，”Lei先生主动说，“我们都没什么地了。”当被问到新铺的路尽头的高尔夫球场的时候，Lei先生嘲笑道：“啊哈！”他抱怨到：“有多少中国人能消费得起那个？那个只是有钱人跟当官的准备的，只有他们能消费得起。我们要进去还不被打出来？”
实际上，北京作为一个大地理概念，具有6000平方英里的面积，包括城市和周围的农村，这些农村正被迅速扩张的城市侵占。尽管这在一些统计学家的眼里看来，这种农村地区城市化是合理且必要的转变过程，然而对于那些只会种田的人来说，这种转变则就十分残酷。
Xi先生并不喜欢城市，他说他从来没在城市里面定居过，也没有计划去城市定居——虽然从技术上来说，他也是一名北京居民。在10月份的大多数日子里，他和其他的农民一样，在路边看守着晾晒的玉米，这些玉米晒干以后就好碾碎为粮食。
Xi先生指着坐在路边看守玉米的其他人，并把这作为农村生活不变的证明：“没有什么变化”Xi先生说，“从来就是这样”。
相比之感受周围的社会变化，Xi先生还是更擅长于看守他的玉米。距离他不远的地方一些叫“约塞米蒂”或者“皇家城堡”之类住宅楼盘正在建设之中。说话以后不久一辆灰色的BMW运动多用途汽车（SUV）碾过了Xi先生用石头堆起来的护拦线。他或许不想走向城市，但是城市已经向他而来。
在马路边几百码远的地方，一群中年妇女在坐在玉米堆边吃面条。“大部分耕地都被征用了，”其中一名妇女说：“没有多少地剩下来，我们就种那些剩下的地。”
当被问到她们的未来是否确定，在新的中国会不会有她们的位置的时候，妇女们认为这个问题太无稽了：“我们是农民，”这名不愿透露名字的妇女说：“我们喜欢种地，这就够了。”
但是Dai Shumin的经验告诉她不是这样的。54岁的Dai女士是一个叫Xia Xin Pu的小村庄的村民，这个小村子已经被发展中的北京所占领。她父母以前就在这个村子种玉米、大米和红薯，也是在这里，她学会了种庄稼、采棉花。在1986年，当中国开始发展市场经济的时候，她的丈夫在图书馆找到了一份工作。他的收入使得他们家买了辆车，从此夫妇俩开了一家运输公司。
她们夫妇的收入使得她们有钱办了一个养猪场，最后还筹集了足够的钱开了一个餐馆，目前餐馆由她儿子经营。她的女儿在市区的工厂上班。她丈夫还在图书馆工作。
在餐馆外面，Dai女士的玉米正堆放在穿过她们村庄的马路上晾晒。当她还是十来岁的时候，中国因为集体化政策的失误而出现的大面积的饥荒，Dai女士说当时她们村庄的村民靠吃玉米熬了过来。而现在，她要把玉米卖给附近的猪饲料加工厂。
她现在已经不用为了收入而去种地了。她的房子里面有新的皮制沙发，一台电脑和一个宽屏的彩电。她的勤劳和聪明使她获得了政府颁发的劳模奖章。
但是她还是保留了大约几十英亩的土地，她不能想象不种这些地的样子。她雇佣了一些外地民工做大部分的农活，当然在一些时候她也会下地干活。“这不是为了钱，”她说：“种地已经是种习惯啦。我从小就务农，看到地荒着，我会觉得心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