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原文出自Sep 14th 2006期的Economist的世界经济报告之
Emerging at last Developing economies are having a good run 新兴经济体发展良好 
在1994年的时候《经济学人》杂志就推出了新兴市场指数专页以衡量“世界经济格局的根本性的重要的快速变化”。自那时候起，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富裕国家的两倍，其股票市场总值也在迅速增长。但是刚开始的时候情形还是比较困难。从1994年左右开始，新兴经济体开始了消沉的十年：1994年底开始的墨西哥经济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经济危机，1999年的巴西，2000年的土耳其，2001年的阿根廷，2002年的委内瑞拉。去年的时候这些新兴经济体恢复到了顶峰位置。但是问题是，这些新兴经济体目前的经济繁荣局面能有多持久呢？
在今年的5、6月份，新兴经济体的股票市场价值下跌了25%，这或许是一个警示。在过去的三年中，受到国际资金的影响，新兴经济体的股票市场价格增长了两倍，这有点过了头，而且正常的回调也姗姗来迟。尽管如此，整体经济形式看起来比前几十年好不少。在过去的5年中，新兴经济体的人均GDP的年增长率为5.6%，而同期发达国家人均GDP的年增长率为1.9%。而在过去的20年中，欠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年增长率为2.5%，略高于发达国家水平。
Deep and crisp and even 在过去，一些国家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一些国家的经济则遇到一些问题。如今，更多的国家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发展。在今年，也就是有记录的第三年，《经济学人》每周更新的全球32个最大的新兴经济经济增长情况表明，这些国家全部都实现了经济正增长。而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的每一年中，至少有一个新兴经济体（往往有些年份是几个）会遇到经济衰退甚至是严重的金融危机。
甚至连非洲的前景也比以前许多年要好。在上世纪最后的25年中，这个世界最贫困的地区的人均GDP停顿不前，但是在最近十年中，非洲经济迅速发展。很大程度上由于原料价格上涨，非洲年人均GDP增长率连续三年超过了5%。
美国消费者支出强劲，带动了进口，这使得发展中国家也从中获益。此外发展中国家还得益于处于历史低位的全球利息率，低利率降低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成本。但是良好的外部因素只是新兴经济体复苏的部分原因。更重要的是，这些新兴经济体的结构状况有所提高。经济结构改革、更好的宏观经济政策使得这些国家能够获得更为持久的强劲增长，同时更有能力应对不利的经济危机。这些新兴经济体遏制住了通货膨胀，其中许多国家更是实现了预算收支平衡；实际上，新兴经济体的预算赤字要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如今，新兴经济体对于外国资金的依赖要少于十年前，因此受投资者的影响也更少。就整体而言，新兴经济体已经是第八个年头实现了经常项目赢余，而在20年前，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还是存在赤字的。这些新兴经济体的外债与出口量的平均比例在1998年是174%水平，今年估计将降到75%的水平。现在新兴经济体的外汇储备相当于9个月的进口额水平；而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新兴经济体的外汇储备仅相当于5个月的进口额水平。大多数新兴经济体已经放弃了与美元挂靠的汇率形成机制——高估本国货币的汇率挂靠形成机制导致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实际上，中国和其他一些仍然将本国货币与美元挂靠的亚洲国家正在低估其本国货币。
在过去的几年中，所有地区的经济都出现了良好增长，但是其中也有高下之分。在国际贸易收支平衡方面，欧洲新兴经济体表现相对最差。匈牙利和土耳其的经常项目赤字相当于其GDP的7-8%左右。在今年5、6月份投资人在新兴经济体市场上抛售资产（投资）的时候，这些国家遭受的打击最大。
新兴经济体仍然面临一些潜在的风险，这些风险包括银行业危机和对日渐扩大的贫富差距的不满等等。此外，如果美国和中国的进口需求出现下降一些新兴经济体也将受到打击。摩根斯坦利的Stephen Roach认为目前情况与上世纪90年代不同，新兴经济体的弱点不再是对国外资金的过度依赖，现在的问题是它们过度依赖于国外的需求。
就象美国在19世纪后期的腾飞一样，新兴经济体会受到世界经济大势的影响。但是影响它们前景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它们的经济政策。它们需要抓紧当前强劲的发展时机来推动经济政策的改革。一些政府仍然背负着巨大的预算赤字，特别是中欧和东欧地区的一些国家，这些国家需要大幅度地削减支出预算。而其他一些国家，如中国，则需要改善其银行体系。对于几乎所有的新兴经济体而言，其政府需要进一步提高市场化，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在亚洲，政府的工作应当包括提高其汇率机制的灵活性。发达国家只能依靠科技革新、提高管理方法来实现经济的增长。而理论上来说，欠发达国家因为可以采用发达国家的创新而提高生产力，从而使得它们容易实现经济更快速的增长。在过去，这种机会被一些不良政策耽误了太多。但是随着体制改革的继续，新兴经济体的未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美国经济学家Alwyn Young因为在上世纪90年代（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称东亚经济增长是个神话而引发了一场争议。他计算认为该地区的经济高速增长原因在于增加了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而并非是因为生产率（投入的资本和劳动力的产出率）有所上升。另外一名美国经济学家Paul Krugman则在Alwyn Young的基础上总结称：“经济增长的奇迹最终被证明是建立在汗水而非灵感（革新）上。”
实际上Alwyn Young低估了亚洲国家的生产要素的产出率，这些产出效率的增长速度要比那些发达国家快。此外发展中国家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不需要什么灵感创新。事实证明，在发展初期，仅仅通过加快投资速度、抄袭技术就可以了。亚洲创造了加大投资的条件而完成了（发展的）“奇迹”：高储蓄率，开放市场，良好的教育体系。
在目前，针对中国的批评家都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大量不经济的投资，因此其经济增长不会持续下去。而实际上，目前在中国，其经济增长的要素的效率增长速度要高亚洲其他国家。在过去的1/4世纪中，其效率增长速度平均为每年增长3%。就对GDP增长的贡献而言，这个效率的增长带来的贡献差不多等同于投资增长的贡献（在同期，美国生产要素的效率增长速度仅为每年1%）。的确，当中国资本投入产出比例逐渐接近富裕国家水平、同时其富余劳动力被充分吸收消化以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会放缓慢，但是在这之前，中国还将保持数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
A race that all can win 人们喜欢争论中国和印度那一个国家会在经济发展竞赛中胜出，但是这两个国家可以共同繁荣。在经济增长的很多关键因素方面，中国的表现要优于印度：中国对于贸易与投资更加开放，有一份宏观经济更为稳定的记录，而且在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入更多。中国在经济改革方面或许已经超前于印度10-15年。然而，由于印度人口长期保持增长，而中国人口增长已经保持平稳，就长期而言，印度经济可能会超过中国经济：有预测认为，在2030年，印度人口有可能超过中国人口。
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现在是最大的四个新兴经济体，高盛在2001年为这四个国家创造了一个简称BRIC(Brazil, Russia, India and China)。这四个国家的GDP占到全球新兴经济体GDP综合的2/5。通常中国和印度被认为是其中的巨人。如果按购买力平价的话，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按现时市场汇率折算成美元计算的话，巴西和俄罗斯的GDP高于印度。按市场汇率折算成美元计算的话，目前只有中国和巴西位于全球前十；但是如果以购买力平价的话，这四个BRIC都位列全球前十。
高盛的经济学家预期，如果这些国家的政府坚持支持经济发展的政策的话，到204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以市场汇率计算）。同时到那个时候，全球前十大经济体中将包括5个新兴经济体：4个BRIC外加墨西哥（见表4）。届时，折算成美元计算的话，这5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将超过G7经济体。
这些预测基于的假设都是很现实的。假设认为BRIC在发展后期的经济发展速度将会显著放缓。BRIC国家的美元单位计算的GDP增长有1/3要归于其货币的升值（队美元）而非实际的经济增长。当一个国家的相对生产能力上升以后，用市场汇率折算的经济规模将会接近于购买力评价折算的经济规模。
然而不管多么令人印象深刻，这些经济预测还是预计届时BRIC的人均收入要低于那些发达国家。预计认为，到2040年美国人的平均收入仍然是中国人平均收入的3-4倍之多。同时，更快的发展速度并不会自动地消除第三世界的贫困，这将取决于如何分配发展成果。但是更快的的发展速度使得消除贫困的目的更容易达到。当这些国家努力消除贫困的同时，它们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也将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