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期《经济学人》刊出了中国调查系列，封面文章也是中国问题。
以下内容翻译自Mar 23rd 2006期The Economist封面文章
How to make China even richer
Let the peasants own their land 让农民拥有他们的土地
在1940年，也就是在中国***获取中国政权的前9年，***制定了“新中国”的计划。他说，共和国将采取“一些必要的步骤”没收农村地主的土地。如果当时是在“耕者有其田”的原则下的话，这个计划将是“将土地私有权交给那些农民”。
“必要的步骤”包括了大范围的屠杀。数十万，甚至可能上百万的农村土地所有者们以及他们的家庭，被执行死刑或被村民们殴打致死。农民们获得了小块田地——但是时间不长。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土地私有制被终止，农民们成了没有什么产权的“人民公社”社员。那是一场剧变，加上当时的自然因素以及人为的狂热的企图超英赶美的工业化，最终导致了全国范围内的饥荒，那次全国范围的饥荒使得大约数百万甚至更多的人死亡。
根据我们的调查报告，中国仍然没有公开并解释那些破坏。在***逝世后几年后，人民公社解散了。在邓小平执政以后，农业产量第一次得到了蓬勃发展，在30年中，农民们第一次能够在承包的土地上独自耕作（单并没有这些土地的所有权）。这标志着另世界瞩目的中国经济改革的开始。但是中国城市的发展前景才真正地吸引了外国企业的眼球。在经历20世纪八十年代初的繁荣之后，中国农村比城市落后了甚至更多。
This time, a genuine great leap forward 这次，要向前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邓小平保留了***农村政策的两个基柱：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和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为了保证制造业发展所需要的廉价劳动力，后者已经开始慢慢取消。但是前者，仍然被牢固保留。
现在是时候改变毛的农村土地所有制了。改革将有消除农村的冲突，促进发展，并有助于实现领导人所宣称要实现的真正的市场经济。给予农民能够在市场上流通的土地所有权，并建立相关法律以保证这种产权，将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如果农民能利用土地所有权进行抵押贷款，他们将能够获得资金以提高土地的产能。同时私有的土地所有权使得他们有动机去这么做。而如果农民能够出售他们的土地所有权，他们也能获得足够的资金，以开始他们在城市的新生活。这将促进城市的消费，鼓励那些农村冗余劳动力向城市移民。如果中国要保持它惊人的经济发展速度并消除不公，最重要的一点是：将那些数千万农村冗余劳动力从农村土地中解放出来，并转移到那些能创造价值的工作岗位上去。而农村冗余劳动力的转移，将使得那些留守在农村的农民有机会提高其所有的土地量，并提高生产效率。
但是政府，至少是那些控制中国运行的那些头脑古怪的人，不会轻易地进行这一举措。中国***的理论家们过于担心农村问题处理不好将导致不稳定的局面。他们担心如果一旦允许农民自由售卖他们的土地，地主阶级将重新出现，而且农民们有可能大量抛售土地，并涌进根本无力承担（这些新移民）的城市，产生贫民窟并滋生犯罪行为。
此外，一些官员们还将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视为少有的“社会主义”的特徵，并担忧如果一旦放弃该信条（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将导致政治方面的争议分歧。但是就中国来说，是改革的缺位导致了不稳定的局面，比如有些农民激烈地对抗基层政府对其土地征用。尽管比1949年的情况要好很多，一些农民还是声称现在的基层政府快成了地主，有些时候甚至用黑社会手段将农民们从土地上驱逐出去。
一些反对农村土地改革的人声称，他们是基于农村人民的利益。他们指出，农村缺乏社会保障制度。尽管农民对他们的土地控制有限，但是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至少能利用土地解决温饱（一旦卖出土地则不然）。
这种论调的问题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基层政府对农村耕地的强行征用已经导致大约4千万农民丢失了其部分或者全部土地，其中获得的补偿很少甚至没有。此外，保证农民福利的最好办法并不是将他们束缚在有限的土地上，而应当是给予贫困人口更多的服务。目前中国收入增长迅速，财政预算赤字很小，中国有能力负担这些。在征用农民土地的时候，按市场价格给予农民补偿款，而不是按最低农产品产量计算，这也将有助于保证农民的福利。同时，如果能够出台以土地价值为税基的物业税，地方政府将不用过于担心由于向农民转移产权而丢失目前享受的土地销售收入。
诚然，应当承认，从长远看，土地改革将削弱党的控制力。在十年前，几乎所有的城市住宅是国有的。在中国经历了1/4世纪的、取得惊人成功的经济改革以后，目前大部分城市住宅都是私人所有。经济改革也产生了一批中产阶级，这些人开始寻求他们资产的安全保证——以防止执政党的那些古怪的想法。现在，房屋的业主开始推选自己的非***的业主委员会，以保护他们的权利。新生代的律师们，而不是象以前那样作为党的傀儡，开始出现，保护那些物业受国家威胁的业主。业主们同时希望他们的住宅周围有个干净环境。绿色活动分子，在十年前的中国几乎没有，现在正在促进文明社会的发展。
但是尽管如此，中国***已经显示，在经济发展需要它的时候，它将承担很大的风险。比如在过去的十年中，国有企业被大范围地关闭或私有化，伴随着数百万工作岗位的丢失。中国领导层知道，中国的历史充满了由失去土地的农民发动的血腥剧变；但是他们却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中：一方面希望要保持控制另一方面想要避免剧烈动荡。然而，现在确是完成农村改革事业的时机。
本期《经济学人》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