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风竞舟

    5月17日《经济学人》封面文章为《美国对中国的担心》（America's fear of China）。文章指出，尽管目前中国远不如一只熊猫那么温顺可爱，但是现在逼迫中国亦非良策。

    文章认为，尽管本年度第二次中美经济战略锋会即将于5月22日招开，但是其作用尚有待与会双方统一认识。    

    美国议会方面一直有观点认为中国操纵汇率、违规进行出口补贴、违反知识产权、无视贸易法规等等。甚至有提案要求针对中国出口加征补偿关税。而中国的外贸赢余以及不断增加的外汇储备简直就是铁证。

    然而同时中国方面也面临苦衷，尽管中国方面并非民选政府，没有来自议会的压力，但是这也使得中国更加关注经济方面的成就。由于担忧失业率上升，中国方面迟迟不肯加快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坚持要保持现在如蜗牛般的升值速度。此外，随着5年一次的中共代表大会即将来临，中国国家主席Hu Jintao显然不愿意在美国压力面前示弱。

    文章同时回顾了日本的经济教训。在上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初期，日本对美国的外贸赢余攀升，同时外汇储备不断创造新高——而这些在当时都被美国认为是日本操纵汇率、持重商主义观念的证据。随着美国失业率的上升，美国的“日本恐惧症”开始流行，当日本企业开始收购洛克菲勒中心这类地标的时候，更是如此。然而实际上，在愚蠢的贸易保护主义爆发之前，日本经济泡沫就破裂了。而当时经济关系的紧张甚至一度威胁到了日美之间的安全防务联盟。

    同样，指责中国的理由甚至不如当年指责日本那般充分：现在的中国经济远较当年的日本经济开放，虽然目前的中国还没有当年的日本富裕，但是目前中国已然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国；与上世纪80年代不同，现在的WTO已经成为贸易争端的仲裁。然而，目前对中国的指责更多的是出自政治方面的考虑：随着美国地产业降温，美国的低失业率有可能上升；对于美国选民而言，中国将有可能成为美国更加长期的竞争对手，在一些经济联盟的会议上，中国也许会替代美国的地位；中国可能会赢得更多的奥运奖牌；中国可能会购买大型的美国公司（随着中国试图改变其外汇储备投资构成，改变以前单纯投资于美国政府债券的局面）。不过对中国最大的担忧还是关于战略风险，日本是美国在亚洲的盟友，而中国是个潜在的军事竞争者。贸易方面的紧张局面得美国很难将中国视为合伙人。

    如果中国真对美国的经济健康产生了威胁，上述地缘政治风险倒是可以理解，但是实际上中国并没有。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对美国公司的侵犯可能要小于你所认定的：在上海，盗版DVD的售价非常低，但是如果那些好莱坞公司想要在中国正价售卖正版，他们很快会发现大部分中国人买不起。同样，对于解决美国的贸易赤字，人民币升值恐怕也是于事无补。

    文章认为，美国对于中国外贸的担忧，实在是源自其对自身的不安：停滞的工资、日渐加大的贫富差异、不足的健康及养老金福利等等。因此对于美国而言，应当先着手解决内部的这些问题。然而很显然，美国议会方面肯定会对美国财长Hank Paulson施加更多的压力，以迫使中国让步。

    然而其实Hank Paulson在即将到来的中美峰会有更多更重要的内容要谈，如中国在北韩伊朗核问题方面与美国合作、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台湾海峡潜在的冲突、苏丹问题、全球变暖问题。

    因此，美国议会方面应当停止打扰Hank Paulson。

    《经济学人》封面：跟金刚同学一样委屈的熊猫同学。          

   

    英文原文出自Sep 14th 2006期的Economist的世界经济报告之More pain than gain

    Many workers are missing out on the rewards of globalisation 因为全球化，很多工人失去工作

    发达国家具有民主的政府，因此这些国家能否继续支持全球化取决于普通民众的看法。在发达国家，工人的收入蛋糕分额比例已经是至少三十年来的最低比例（见图表5）。在很多国家，平均真实工资保持持平甚至正在下跌。

    
 
    同时，资本家们从来没有象现在这么愉快。在美国、日本和欧元区，企业利润与GDP的比例几乎以及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见图表6）。在美国，该比例从2001年中的7%上升到今年的13%。
    
    


    和其他当前的经济迷团一样，收入从劳动力（劳动者）向资本（资本家）再次分配的问题主要是因为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新兴经济体参与进世界经济。相对于工资，全球化在几个方面提高了企业利润。第一，离岸到低工资国家减少了公司的成本。第二，因为雇主能够转移生产（到低工资国家），吓阻了发达国家工人工资谈判的力量，比如在德国，几个大公司就成功地与工人谈判达成结果：削减工人工资以避免将生产转移到中欧地区。第三，增加的移民压低了一些行业的工资，比如饮食业、农业、建筑业等。

    对于新兴经济体的担忧主要集中在担心工作岗位会流向低成本竞争国家。但是真正的威胁是对于薪水而非工作岗位。长期而言，国际贸易和离岸业务对于富裕国家的总的工作岗位并无多少影响。别的行业的新的工作岗位最终会弥补那些在制造行业减少的工作岗位。但是与新兴经济体贸易对于平均工资和相对工资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就长期而言，真实工资的增长会趋同于生产力的平均增长水平。但是最近十年以来，很多发达国家的工人真实工资水平的增长速度远低于劳动力产能的增长速度。自从2001年经济开始恢复以来，一个典型的美国工人的真实周薪降低了4%；而同期劳动力产能增长了15%。即使加上医疗健康福利以及养老保险等，总体工资也仅仅是增长了1.5%。在德国和日本，工人的真实工资也是保持了持平或者下降。因此就目前情况看，那些所谓的大多工人都从全球化中受益、仅仅是那些低技术工人受到了损失的支持全球化的说法并不真实。大多数工人都受到了压榨。

    如果人均GDP在快速增长，那么为什么大多数工人的真实工资没有增长呢？部分原因在于在于经济增长的大部分成果转化为了公司利润；部分愿意在于高收入者获得了更多的收益，这些都导致了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目前在美国，最富裕的1%的人赚取了总收入的16%；1980年该比例仅仅是8%。在欧洲和日本，收入差距也在拉大，但是不如美国这般严重。
在十年以前，在经济学家之间的问卷调查显示，工资收入差距加大的原因在于信息技术的发展而非国际贸易，信息技术的发展要求更多的有经验的工人、更少的非技术工人。如今，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在更大程度上导致了（发达国家）工人收入的差距。因为全球化及信息技术的发展都减少了（发达国家）对低技术工人的需求，因此很难分别确定这两方面对工人收入差距的影响。但是目前发达国家大多数工人日益艰难，矛头更多地指向了全球化。

    It's all comparative 相对竞争优势 

    基于李嘉图（David Ricardo，19世纪经济学家）观点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各国之间可以根据其相对竞争优势进行专业分工，因此各国都可以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经济收益。发达国家具有很多高技术工人，而那些新兴国家具有很多低技术工人，因此根据李嘉图的理论，发达国家应该专注于那些需要高技术工人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新兴国家应该专门生产那些低技术产品。在发达国家，廉价的进口竞争产品将减少低技术工人的工资，但是总体上来说，对于工人们还是有好处的。 

    然而，我们之前所提及的现实却说明，一般的工人看起来并没有能够充分分享经济繁荣的果实。哈佛大学经济学家Richard Freeman指出了需要对传统理论进行修正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新兴经济体的劳动力总量过于庞大，这些国家突然加入全球市场，剧烈地改变了全球市场的资本-劳动力比（该比率用语确定资本与劳动力的比例关系）。由于中国、印度及前苏联成员国加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全球劳动力增长了一倍，从以前的15亿增长到30亿，全球资本-劳动力比因此也急速下跌。根据经济学原理，这种现象将相对减低劳动力的价格，提高资本的回报率——实际上，现实就是这样的情况。

    长期而言，竞争将减少利润率，并将通过（消费品的）低价格的形式将利益返回给消费者及工人。然而发达国家工人工资的下行压力将继续保持很长的时间。在中国农村，大约还有2亿未充分就业的人口，他们能够在未来的20年中进入到工厂，（考虑到低技术工人的潜在供给量之大）因此低技术工人工资的增长速度要远远慢于生产率增长的速度，这也减少了中国单位劳动力的成本。

    需要对传统理论进行修正的第二个原因在于，新兴国家的技术水平迅速提升。过去一般都认为，只有那些拥有足够的受教育的劳动者的富裕国家才能生产技术密集型产品。然而在最近几年，一些欠发达国家在教育方面投资颇大，使得它们也能够在更为高端的市场展开竞争。每年，中国和印度的大学有大约120万工程师和科学家毕业，该数目是十年前的3倍，该数目相当于美国的数量、或者欧盟与日本的合计(见图表7)。在1970年，美国大学入学新生占到全球大学入学新生数量的30%；目前该比例已经降落到大约12%左右。

    

    尽管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估计只有1/10的中国工科研究生、1/4的印度工科研究生符合美国大公司的期望标准。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情况都会有所改善。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也指出，由于国内建筑行业的蓬勃发展，中国和印度的工科研究有很大部分成为了土木工程师及电气工程师。虽然目前新兴国家在生产出口高科技产品方面还没有足够的工程师与科学家。但是，多少可以说明，新兴国家不仅仅可以大量供应低技术工人，而且同样可以向全球供应受教育的劳动力。

    Richard Freeman指出，传统贸易模型的第三个有待修正的地方在于：其假设发达国家将制造高科技产品；发展中国家制造低技术产品。实际上，发达国家无法在高科技和知识方面实现垄断。OECD说在2004年，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信息技术产品出口国。当然这有点夸大了中国的进步程度：笔记本电脑、移动电话、DVD播放器现在已经不再算高科技产品了，其中很多仅仅是由那些国外公司在中国组装而已，而且这些产品中的不少高价值部件是进口的。尽管如此，技术正飞速地从发达国家传播到欠发达国家，这多少削弱了发达国家高科技产业的相对竞争优势。同样，发达国家的技术工人的工资水平（劳动力价格）的竞争力也因此降低。

    White-collar blues 白领的忧伤

    现在面临离岸外包的已经不仅仅是制造行业的蓝领工作岗位了，白领服务业工作岗位也同样面临离岸的问题，这些工作岗位以前一度被认为是不虞国际竞争威胁的。然而随着通讯费用的大幅度下跌，这导致连接远方的雇员与发达国家的消费者的成本非常便宜。这也使得以前不可能作为国际贸易项目的服务行业工作有可能被离岸转包出去。Morgan Stanley的Roach先生一直就注意到“全球劳动力套利”的影响范围正快速地从低级工作岗位发展到更高级一点的工作岗位。而且，现在转移到低工资国家去的工作岗位不仅仅是那些基础数据处理、呼叫中心等工作岗位，软件编程、医疗诊断、工程设计、法律、会计、财务及商业咨询等等工作岗位也开始离岸转移。这些工作内容能够进行电子化传输，使得从事这些工作的高技术的白领工人也面临更大的竞争。

    通常，对上述观点一个常见的反驳理由是：目前向国外外包的工作还很少，并不足为道。目前，因为离岸外包，美国服务行业仅仅失去了100万个工作岗位。Forrester Research预计到2015年，美国服务行业总计大概会340万个工作岗位转出到美国之外。不过，相比之美国每年减少并新增3000万个工作岗位而言，这些数字的确很细微。然而问题是，目前的研究仅仅考虑到了那些已经出现离岸外包的工作，实际上，随着信息技术、新兴经济体的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更多类别、比例的工作岗位可能会被外包。

    Princeton大学的经济学家Alan Blinder认为，大多数经济学家低估了离岸的破坏性影响，并认为在未来，服务行业离岸工作岗位数量将是制造业离岸工作岗位数量的两到三倍。这也意味着30%的工作岗位可能会面临离岸的风险。不过具体说来，离岸到中国或印度的（服务行业）工作岗位还可能保持相当低的水平。然而，这些工作有可能离岸出去这一点，就足以打压工资水平。

    此外，Blinder先生认为，教育并不构成一种保护（防止国外竞争的壁垒）。熟练的会计师、放射线学者或者电脑程序员正在面临来自国外的竞争，那些工作以电子化的形式进入美国，参与竞争。而同时，那些没什么文化的出租车司机、看门人、起重机操作员工作岗位并没有受到离岸的威胁。这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自从2000年以来，美国人的真实工资的中值水平降低了6%、下降幅度为何会大于平均工资的下降幅度。

    在上世纪80年代以及90年代后期，低技术低收入工人与高技术高收入工人之间收入的差距显著地扩大了。不过根据David Autor、Lawrence Katz和Melissa Kearney的一篇研究报告显示, 自那以后，美国、英国和德国的工人都出现了新的变化：最低层的工人和最高层的工人的境遇发展情况都比中等收入工人要好。（这些国家的）办公室清洁工作不可能由远在印度工人来完成。而中等收入工人的工作是最容易被标准化的，比如会计，现在是离岸压力最大的工作。华盛顿特区的国际经济学院（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Bradford Jensen 和Lori Kletzer在一份报告中认为，相比之无法“进出口”的服务行业工作岗位和能够“进出口”的制造业工作岗位而言，能够“进出口”的服务行业面临的国际劳动力竞争压力更多地集中在高技术工人头上。

    Ride on, Ricardo

    当然，所有这些并不能为贸易保护主义辩护。离岸（Offshoring），如同国际贸易一样，整体而言是对发达国家有益的。尽管资本和科技的流动性有了提高，但是这并不象有些人声称的那样，已经使得相对竞争优势理论失效了。中国和印度不会在任何事情上具有相对竞争优势；他们会出口一些东西，进口一些东西。新兴经济体的相对竞争优势将主要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一个国家相对其他国家的资本密集程度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国际贸易模式。而新兴经济体具有的资本规模相对较弱，因此他们不太可能成为重要的资本密集型出口国，除非他们的资本-劳动力比水平赶上来，而这需要时间。发达国家会继续保持他们在知识密集型产业方面的优势，因为他们具有相对更多的高技术劳动力，但是在未来，这种竞争优势将会很快被削减。

    总体而言，发达国家仍然会从与新兴经济体贸易中获益。更多的竞争、更大的经济规模会促进生产力和产出的提高。消费者将能享受更低的价格和更丰富的产品品种，股东将能获得更高的资本回报。尽管工人们会继续发现他们的工资受到打压，但是他们仍然可以通过消费者或者股东的身份分享收益——或者直接，或者通过他们的养老金基金。唯一的障碍在于富裕的人们拥有更多的股票，更高的资本回报率将会增加收入方面的不平衡。

    最近几年，美国真实工资水平增长的停滞被高涨的房地产价格所掩饰了，高涨的房地产价格使得美国家庭感觉比以前更好（家庭拥有的房产价格增长，家庭所拥有的财富看起来也高了）。如果房地产市场出现逆转、同时工资水平增长继续保持停滞，将会有人呼吁建立进口贸易壁垒、限制海外投资、对公司利润征收更高的税金。但是对全球化的世界经济而言，这些呼吁措施不仅无用，而且会使情况更糟糕。一些公司为了应对这些措施，可能会干脆将其总部搬迁到更为友好（更支持自由贸易）的国家。

　　看起来很多工人并没有受到全球化的损害这一现实是那些保守经济体（发达国家）的一个挑战。由于害怕给那些贸易保护主义分子落下更多的口实，很多（发达国家中）支持全球化的人并不愿意承认与新兴经济体进行国际贸易会给其工人带来怎样的成本。同时，贸易保护主义分子也在夸大这种成本，同时忽略收益。现在是时候来开诚布公地讨论一下国际贸易的成本与收益了。

　　Heading off the political backlash

　　国际经济学院（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一项研究估计全球化每年给美国经济带来大约一万亿美元的收益，这相当于每年每家庭9000美元。但是具体而言，一般的家庭并不能获得这么多的收益，因为国际贸易的收益的大部分将为那些高收入者获得，或者转化为公司利润。这说明为什么全球化缺乏普通民众的支持。如果无法解决真实工资增长不振、收入不平等差距加大等问题的话，贸易保护主义分子回潮的风险的确存在。但是，发达国家并不需要进行大的改革，只要通过如下方法来消除全球化的一些消极影响：为那些（国际贸易引发的产业调整而导致）失业的工人建立临时性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工人提供更好的教育以胜任未来（高技术要求）的工作；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以创造新的工作岗位。

　　还有个方法更富有争议，即政府可能需要通过税金、养老金的形式，对全球贸易带来的收益进行更加合理的再分配。一些调查显示，在那些社会福利政策更加优厚的国家，相对更少的人会去支持贸易保护主义。例如，之所以欧洲对工作岗位离岸的抱怨声要小于美国的一个原因在于，在欧洲医疗保险是与工作独立的，而在美国，丢了工作即意味着没有了医疗保险。在有更多（离岸）风险的劳动力市场上，医疗保险更应该有国家而非公司来承担。而通过税务实现对利益的再分配并不意味着重新对高收入者征收高达70-80%的税金——这将减弱经济激励（更多人将懒于勤奋工作以挣得更多）。但是，如果减少那些房屋购买人的税务补贴，更是改良现有税收体系的方法之一。

　　常有观点认为，因为全球化的影响，每个开放国家的政府在税收和支出方面并非孤立的，因而慷慨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收入再分配政策并不能保持稳定不变。不过，如果真实工资水平增长继续保持疲软，而且未来也没有相应的任何补偿的话，全球化将日益失却人心，而世界经济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增长动因（the biggest economic stimulus）也将被错失。

    最近一期《经济学人》刊出了中国调查系列，封面文章也是中国问题。

    以下内容翻译自Mar 23rd 2006期The Economist封面文章How to make China even richer

    Let the peasants own their land 让农民拥有他们的土地

    在1940年，也就是在中国***获取中国政权的前9年，***制定了“新中国”的计划。他说，共和国将采取“一些必要的步骤”没收农村地主的土地。如果当时是在“耕者有其田”的原则下的话，这个计划将是“将土地私有权交给那些农民”。

    “必要的步骤”包括了大范围的屠杀。数十万，甚至可能上百万的农村土地所有者们以及他们的家庭，被执行死刑或被村民们殴打致死。农民们获得了小块田地——但是时间不长。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土地私有制被终止，农民们成了没有什么产权的“人民公社”社员。那是一场剧变，加上当时的自然因素以及人为的狂热的企图超英赶美的工业化，最终导致了全国范围内的饥荒，那次全国范围的饥荒使得大约数百万甚至更多的人死亡。

    根据我们的调查报告，中国仍然没有公开并解释那些破坏。在***逝世后几年后，人民公社解散了。在邓小平执政以后，农业产量第一次得到了蓬勃发展，在30年中，农民们第一次能够在承包的土地上独自耕作（单并没有这些土地的所有权）。这标志着另世界瞩目的中国经济改革的开始。但是中国城市的发展前景才真正地吸引了外国企业的眼球。在经历20世纪八十年代初的繁荣之后，中国农村比城市落后了甚至更多。

    This time, a genuine great leap forward 这次，要向前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邓小平保留了***农村政策的两个基柱：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和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为了保证制造业发展所需要的廉价劳动力，后者已经开始慢慢取消。但是前者，仍然被牢固保留。

    现在是时候改变毛的农村土地所有制了。改革将有消除农村的冲突，促进发展，并有助于实现领导人所宣称要实现的真正的市场经济。给予农民能够在市场上流通的土地所有权，并建立相关法律以保证这种产权，将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如果农民能利用土地所有权进行抵押贷款，他们将能够获得资金以提高土地的产能。同时私有的土地所有权使得他们有动机去这么做。而如果农民能够出售他们的土地所有权，他们也能获得足够的资金，以开始他们在城市的新生活。这将促进城市的消费，鼓励那些农村冗余劳动力向城市移民。如果中国要保持它惊人的经济发展速度并消除不公，最重要的一点是：将那些数千万农村冗余劳动力从农村土地中解放出来，并转移到那些能创造价值的工作岗位上去。而农村冗余劳动力的转移，将使得那些留守在农村的农民有机会提高其所有的土地量，并提高生产效率。

    但是政府，至少是那些控制中国运行的那些头脑古怪的人，不会轻易地进行这一举措。中国***的理论家们过于担心农村问题处理不好将导致不稳定的局面。他们担心如果一旦允许农民自由售卖他们的土地，地主阶级将重新出现，而且农民们有可能大量抛售土地，并涌进根本无力承担（这些新移民）的城市，产生贫民窟并滋生犯罪行为。

    此外，一些官员们还将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视为少有的“社会主义”的特徵，并担忧如果一旦放弃该信条（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将导致政治方面的争议分歧。但是就中国来说，是改革的缺位导致了不稳定的局面，比如有些农民激烈地对抗基层政府对其土地征用。尽管比1949年的情况要好很多，一些农民还是声称现在的基层政府快成了地主，有些时候甚至用黑社会手段将农民们从土地上驱逐出去。

    一些反对农村土地改革的人声称，他们是基于农村人民的利益。他们指出，农村缺乏社会保障制度。尽管农民对他们的土地控制有限，但是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至少能利用土地解决温饱（一旦卖出土地则不然）。

    这种论调的问题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基层政府对农村耕地的强行征用已经导致大约4千万农民丢失了其部分或者全部土地，其中获得的补偿很少甚至没有。此外，保证农民福利的最好办法并不是将他们束缚在有限的土地上，而应当是给予贫困人口更多的服务。目前中国收入增长迅速，财政预算赤字很小，中国有能力负担这些。在征用农民土地的时候，按市场价格给予农民补偿款，而不是按最低农产品产量计算，这也将有助于保证农民的福利。同时，如果能够出台以土地价值为税基的物业税，地方政府将不用过于担心由于向农民转移产权而丢失目前享受的土地销售收入。

    诚然，应当承认，从长远看，土地改革将削弱党的控制力。在十年前，几乎所有的城市住宅是国有的。在中国经历了1/4世纪的、取得惊人成功的经济改革以后，目前大部分城市住宅都是私人所有。经济改革也产生了一批中产阶级，这些人开始寻求他们资产的安全保证——以防止执政党的那些古怪的想法。现在，房屋的业主开始推选自己的非***的业主委员会，以保护他们的权利。新生代的律师们，而不是象以前那样作为党的傀儡，开始出现，保护那些物业受国家威胁的业主。业主们同时希望他们的住宅周围有个干净环境。绿色活动分子，在十年前的中国几乎没有，现在正在促进文明社会的发展。

    但是尽管如此，中国***已经显示，在经济发展需要它的时候，它将承担很大的风险。比如在过去的十年中，国有企业被大范围地关闭或私有化，伴随着数百万工作岗位的丢失。中国领导层知道，中国的历史充满了由失去土地的农民发动的血腥剧变；但是他们却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中：一方面希望要保持控制另一方面想要避免剧烈动荡。然而，现在确是完成农村改革事业的时机。


    本期《经济学人》封面：
     

    英文原文出自Feb 23rd 2006期The Economist的Material fitness

    ——意大利，这个欧洲最主要的服装鞋类制造国，如何调整自身以应对来自中国的低成本竞争呢？

    

    如果让你想一个国际服装市场上的中档意大利品牌，你很可能会想到总部在Treviso的贝纳通（Benetton）公司。在15年前，贝纳通（Benetton）公司那些五颜六色的服装几乎有90%是在意大利国内生产。而现在，贝纳通（Benetton）公司产品大约只有30%由意大利本国供应，而且该比例还将在未来的数年中降到10%。在去年早些时候，贝纳通（Benetton）公司新近在香港开设一家办事处，部分目的就是为了更密切地注意它的那些中国供应商，这些贝纳通（Benetton）公司正越来越倚赖于这些中国供应商。 

    这就是全球服装纺织品行业残酷竞争的现实。去年，中国显示了其在这个行业的优势力量。在此之前，关税限制了中国服装纺织品产业的出口，而去年，因为一些贸易摩擦，某些关税又被恢复。在本周，欧洲贸易委员会委员Peter Mandelson将鞋类加入了可能加征关税的产品名单。但是谁都应该知道这种方法治标不治本。制造技能逐渐增加的中国低成本劳力迟早会将西方国家的竞争对手击溃。

    面对这些威胁，首当其冲的当属意大利。数代人以来，意大利经济都倚赖于密集的工场群，其中很多是中小型家族企业，这些企业集中在一起，制造服装鞋子这类的产品。他们不仅仅提供名家设计的名牌服装，而且将“意大利制造”作为市场推广的利器。这些工场群的成功使得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注意到他们，比如Michael Porter，就很关注这种工场集群的作用，而且力图对其进行加以保护。

    今天，来自中国的竞争的影响变得更清楚。就业岗位开始加速减少，并损害着经济的发展。在意大利，纺织与服装行业提供了大约600’000个工作岗位。就这个产业来说，意大利的从业人员占到旧欧盟（15国）从业人员的1/3，或占到新欧盟（25国）从业人员的1/4。在该产业，意大利历来就是主要的出口国，纺织与服装行业的出口为意大利国际贸易经常项目提供了巨大的贡献。然而，不管从就业还是财政角度来看，这个产业对意大利的贡献正在降低。

    如果要进一步细化的话，纺织品、服装、鞋类分属不同行业，其中的一些公司从竞争中获益，另外一些则未能及时应对。那些成功的公司很快对其经营模式进行变革，并迅速将其生产转移到那些适当的地方——其中一些在东欧，其他在中国，以使其能够专注于设计及市场营销。在设计和市场营销方面，意大利公司能够与中国公司竞争甚至将其击败。而另外有些公司却正在疲于生存。来自中国的竞争已经显示，在意大利，那些品牌所有者与制造者之间存在利益分歧。品牌所有者发现了买卖机会，而许多生产者发现，他们正被他们国内主要的客户（品牌所有者）抛弃，并倍感威胁。

    这种过程对意大利经济模式提出了疑问，该模式一度看起来强健且有效。而目前看来，这种是否比其看起来要脆弱得多呢？在面对竞争的时候，那些工厂群的反应仅仅是依靠品牌所有人对此的反应，这显然不是一种优势，甚至是一种危险的状态。而且那些家族企业，虽然理论上来说应该比较灵活，但是实际上反应并不够敏捷。在以前，家族传代矛盾几乎无足轻重，而在现在需要速度和果断的时候，些矛盾则相当致命。

    一个见识来自中国的竞争影响的地方是Busto Arsizio镇和Gallarate镇一带，如今以Malpensa出名。Malpensa是一处米兰（Milan）附近的国际机场，米兰周边云集了等待时装发布会的时装产业企业。数十年来，在空港没有建立的时候，棉花就是这些城镇的产业所需的原料。
 
    Busto Arsizio 和 Gallarate是Varese省产业带的中心，该地区是如此的成功以至于被称为意大利的曼彻斯特（Manchester）。但是根据1981年和2001年的普查结果显示，Varese省纺织和服装产业的工人大约减少了一半，降低至27300人，而同期雇佣这些工人的公司从4900家降低到2900家，其中2900家企业中，有440家在2001年以后倒闭。在其临近的Como省，曾今一度作为丝绸产业中心，其产业规模也缩减了近一半。

    在50公里开外的阿尔卑斯山脚下的那些山谷中，同样可以发现这种衰落的证据。横穿意大利东北部Po山谷的 Biella地区是意大利毛纺业的产业区。Lanerossi位于Schio的巨大毛纺厂在2005年8月份关闭了，终结了其将近两个世纪的经营，在30年前，该工厂雇佣了大约7000名员工。在意大利每一个有纺纱产业的地方、有织布产业的地方、有服装制造产业的地方，日子很艰难，而且将更加艰难。

    原因是那些价格便宜、质量不错的进口品——其中不少从中国进口，正在夺取市场分额。在去年九月份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表明，国内纺织品和服装的消费需求市场，进口商品占有率达到了将近50%，而在1991年，该比例不到20%。

    
    （意大利纺织品与服装对外贸易图表，数据来源：意大利银行）    
 
    在意大利，不仅仅是纺织和服装行业面临麻烦——或者说越来越让政策制定者们感到担忧。“意大利制造”在鞋类行业也在失城丢地。鞋类行业素来是意大利出口主导行业，但是在2004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在2004年，意大利进口的鞋类超过了出口的鞋类。如同纺织和服装行业的公司一样，鞋类生产商也开始裁员，该行业从业人员从1995年的124200人减低到去年的大约10万人。在2005年，皮革产品公司削减了大约8000个工作岗位。不少企业甚至关闭了。十年以前，意大利大约有8900家鞋类制造企业，而目前只有不到7000家。

    意大利鞋类制造企业协会（Associazione Nazionale Calzaturifici Italiani ，ANCI）主席Rossano Soldin抱怨来自中国的无法接受的竞争，并将产业面临的困难归咎于中国。他认为意大利鞋类制造企业的效率和产能并不是问题所在，意大利中小型家族制造企业细微化也并非问题所在。

    但是最后一个观点值得商榷。那些家族企业——表面上看起来灵活、忠于投资人并被忠诚地经营了数代人，一直被广泛地认为是意大利工业的支柱力量。但是面对一个更为残酷的市场的时候，他们缺乏生存所需要的经营规模。2001年的调查显示，在Varese省的纺织企业平均只雇佣了12名工人，而服装企业平均只雇佣了6名工人。在Prato，在那些小型甚至是微型企业中，85%的企业只雇佣了不到9名工人，只有1%的公司雇佣了超过50名工人。意大利鞋类制造企业平均也只雇佣了14名工人。

    尽管专业化分工——即每个企业只完成整个制造流程的一部分，可以部分解释这种企业的细微化。但是对独立的渴求以及对外部企业的不信任也使得集中整合受到抵制。在过去的数十年中，小企业群的模式在应对西方国家大型企业扩张的时候占到了上风，然而在目前，这种运作方式竞争效率太低——除非在那些高价值的细分市场。在香港的外包服务公司Tangelo的咨询师Franco Pantaleoni对这种小企业群的生产方式颇有微词。他说，这些企业鼓励了短视行为、非法交易及非法消费，并打击了企业培训，并使得这些企业无法应对时代改变。

    因为那些小企业群倚赖于某个特定产业，这也使得当地经济相对脆弱。当然Treviso地区的经济已经实现多样化，而在Carpi，因为工业地产和城市商业的健康发展，就业还没有成为一个问题。除了机场以外，Varese省还有大型的机器制造业而且靠近米兰，因此当地经济并为受太多影响。与这些地区相比，倚赖于毛纺产业的Biella就没有那么幸运了。Biella市的市长Vittorio Barazzotto抱怨说：“以前我的任何一位前任市长都没有必要去关注失业问题。”

    Mariella Burani 时装集团的执行总裁Giovanni Burani说：“如今，小而美实际意味着过时。”他认为那些中小型独立企业有待成长，但是在这些企业成长的同时又没有犯错的余地。他的集团于2000年在米兰证券交易市场挂牌上市。上市以后，公司获得了战略发展所需要的资金——这些资金被用来收购服装和饰品品牌以及许可证，而集团营业收入几乎是当时的三倍。

    或许有些小企业自有生存之道。在Venice 和Padua之间的Stra附近的小企业群，制造昂贵的皮鞋，那些在美国零售大约400美圆一双。在Stra附近大约有350家手工工场，雇佣了大约8000人，每年向那些全球时装品牌如Chanel、Christian Dior、Givenchy等供应大约2000万双皮鞋。目前这些小企业群对目前的状况并无怨言。但是尽管如此，这些工匠们的生计也不可能永远这样维系。

   有些企业就干脆放弃了生产，转而通过设计、研究开发来创造价值。Carlo Rivetti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他在Carpi附近成立了C.P. Company，主要从事运动休闲服装设计。他说：“我们不是时装公司，而是设计公司，我们更象是Pininfarina (顶级汽车设计工作室)或法拉利（Ferrari）而不是菲亚特（Fiat）。”目前该公司的核心业务是研究诸如凯夫拉尔（Kevlar）、光学纤维以及钢材等材料

    但是并非每个企业都能找到其定位，抛开定位不说，意大利鞋类、纺织、服装企业的生存取决于这些企业能否在一下四个方面制定恰当的战略：品牌、市场定位、出口、仔细考虑价格与质量的采购。

    很多企业正在通过执着于、甚至发展已有的品牌并从中获利获得了成功。比如总部在Biella附近的Ermenegildo Zegna公司，面对未来毫无畏惧。这家以高级男装出名的公司拥有块金字招牌。公司创始人的孙子、公司的合伙人Ermenegildo Zegna说，作为早期进入中国的全球品牌之一，Ermenegildo Zegna公司在1991年开始投资于中国市场。目前公司在24个城市开设了专卖店。Ermenegildo Zegna集团公司主要的生产都在意大利，公司声称目前看来这还不构成问题。

    有些公司通过品牌的恰当定位、以及增强贸易网络、促进出口以加强了与本地生产商的联系。Mariella Burani公司的销售大约有70%是海外销售收入，该公司将其全部生产进行外包，大约70%的产品外包给意大利公司。另外一家在Carpi的拥有Blumarine和Anna Molinari品牌的公司，采用了当地制造商。

    
   （这些高档时装依旧是意大利制造）

    许多中档品牌已经几乎将他们所有的生产转移到了国外。总部位于Carpi的Navigare公司销售的运动服装中，只有大约10%是在意大利制造。公司设在保加利亚或者东欧其他地方的工厂生产了公司销售的大多数服装。总部位于Carpi的全球运动服装品牌Champion Europe的总裁Sauro Manbrini注意到，80年代其供应商正在从意大利转移到东欧国家；几年以后转移到土耳其；在90年代后期转移到远东地区。目前，Champion Europe公司设在新加坡的采购办事处负责采购公司所需服装的30%。同样的趋势也发生在鞋类行业。

    因为地理上与意大利接近，罗马尼亚已经成为吸引意大利商人的磁石，特别是那些东北部商人。在罗马尼亚，工人每月的工资成本大约是250欧元（298美圆），而同时在意大利国内，工人最低月工资是2000欧元，目前，意大利在罗马尼亚有1500家纺织服装工厂以及1000家鞋类工厂，在当地雇佣了大约20万人。然而，在未来，随着来自中国竞争压力的逐渐增加，即便是这些工厂最终也很可能会发现，他们要疲于生存。

    原文出自Jan 12th 2006 期The Economist的Credit cards Making advances

    ——诸多信用卡公司正急切地希望在发展中国家发行信用卡，但是这些公司要想获得盈利则未必容易。

    在一些富裕国家，一些人通过信用卡透支的金额之巨大已经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组织和债务律师感到担忧。而现在，信用卡在发展中国家也越来越常见了。而且，在中国、巴西以及其他一些新兴市场中，那些信用卡持卡人会去教他们的朋友如何去进行信用卡债务管理。他们似乎并不情愿用信用卡去长期借款——那样要支付太多的利息。其结果就是：银行发现，获利十分不易。

    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 Electric），一个消费融资公司，在全球发行了大约6800万张信用卡。其中大约40%为发展中国家公民所持有。在印度，各个银行大约发行了1400万信用卡。这些银行包括花旗银行（Citigroup）和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在过去的十年中，印度的信用卡发行数量每年递增25-30%。当然，印度的信用卡主要用于那些比较昂贵的付款项目，比如买机票等，而很少用于支付日常的购买。

    那些金融机构的目标很简单：发掘新的收入增长点。因为在富裕国家，其收益增长缓慢：比如，每一个美国人平均已经有了8张信用卡。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潜力看起来是巨大的，在巴西、俄罗斯和印度利用信用卡支付的金额与GDP的比例不到英国这一比例的1/5。

    其他一些机构，例如荷兰开发金融公司（Netherlands Development Finance Company，FMO，一家由荷兰政府部分控股的发展银行）就认为，对于那些从来没有与银行接触过的人来说，信用卡与其说是一个赚钱的手段，还不如说是某种形式的“财务解放”。在去年10月份，FMO向一个项目提供了融资，该项目向萨尔瓦多以及巴拿马的一些低收入家庭发行信用卡，利息率大约是20-40%。FMO另指出，在2004年8月份，由另外一家墨西哥金融机构发起的项目在启动后的14个月内发行了25万张信用卡，之后每个月发行2万张。

    发展中国家的信用卡交易量的确增长迅速，根据咨询公司Mercer Oliver Wyman的说法，大约每年增长20-40%——但是少有消费者为其债务支付太多的利息，他们更倾向于尽快还款。比如在巴西，根据另外一家咨询公司Bain&Company称，从1999到2004年间，巴西信用卡发行量每年平均增长17.3%，然而巴西人倾向于每月还清其每月的信用卡账单，其中部分原因是利息率太高（大约每月8-11%），另外更因为他们仅仅将信用卡作为一种方便的支付手段，而非作为一种借款的方式。Bain&Company公司的Rodolfo Spielmann说，人们可以找其他更便宜的贷款。这或许可以说明为什么在1999年到2004年间，巴西人利用信用卡付款数额每年减少4.1%（调整通货膨胀以后口径）。

    与其他大多数的国际公司一样，信用卡发行公司也将中国视为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而在中国，信用卡发行量正在以爆炸的速度增长(见下图)。多数当地银行在过去几年中发行了信用卡，其中许多银行与那些更能理解风险概念的国外银行合作发行信用卡。比如中国第五大的银行，中国交通银行就与汇丰银行合作（HSBC）成立了信用卡公司。尽管信用卡（与借记卡相比）在中国所有银行卡中只占很小的分额，但是麦肯锡(Mckinsey)预期其发行量将会有一个飞快的增长——并预计在2013年，信用卡利润将达到16亿美圆。

      

    然而，至于中国信用卡业务是否盈利以及何时盈利尚不明朗。麦肯锡估计目前现有的信用卡账户中，有一半是不能给银行带来利润的。一个原因是中国的消费者几乎没有品牌忠诚度，并不特别亲睐于那些有外资背景的发卡行，而且经常转换不同银行的信用卡。根据Bain&Company的数据，仅仅有4-5%的信用卡持卡人经常支付利息。大约85%的信用卡持卡人每月全额还清账单，而在富裕国家，只有40-50%的信用卡持卡人每月全额还清账单。

    赢取顾客的费用已经至少和发达国家一样高了，而刷卡消费水平则比发达国家低很多。汇丰银行与中国交通银行合资的信用卡公司的总裁Ron Logan说，竞争正在升温，获取顾客的成本正在增加，从DVD播放机到免费渡假的所有的事情都被用来招揽顾客。最近收购了南京城市商业银行1/5股份的法国巴黎银行（BNP Paribas）的Jean-Jacques Santini警告这些进入中国信用卡市场的合资企业：“信用卡业务要作好亏损三到四年的准备。”
 
    其他一些地方，故事也差不多。发展中国家的信用卡发行人的收入常常依靠从商户那里收取的手续费（通常是刷卡交易金额的1%左右）。这个仅够维持，不足以产生太多的利润。

    或许随着信用卡被用于支付更广泛的产品、服务消费、更多的当地商户采用信用卡付款POS终端，发展中国家的信用卡持卡人可能会动摇他们的习惯。印度监管部门已经开始担忧持卡人债务过高的问题。在11月份，有投诉称有信用卡公司悄悄向那些不能承担债务的人发放信用卡，印度中央银行因此试图控制信用卡公司的市场营销行为。韩国的过去已经说明，当信用过于容易获得的时候，一些意外会发生。在本世纪初的时候，随这税务政策方面的激励，韩国出现了一场信用卡消费热，最后导致这个国家的一些银行濒临倒闭。毕竟，不良借款习惯并不是美国人和不列颠人独有的。

   原文出自Nov 28th 2005期的The Economist China’s reluctance to come clean

    中国政府已经安排的对松花江污染事件的调查，因为水源受污染，大约有数百万居民的生活水源被中断了若干天。中国政府已经就污染事件向莫斯科方面做出了道歉，因为松花江将流向下游的俄罗斯边界城市Khabarovsk。这起污染事件的损害不仅仅是物质方面的，还有涉及政治方面。   
    
    

    中国方面的公开道歉向来罕见。但是因为流向俄罗斯城市Khabarovsk的半封冻的松花江被污染，中国领导人说了对不起。但是，最近以来，中国政府依旧试图掩盖中国最严重的水源污染事件，这说明，这次道歉并不能认为这种保密传统的终结的信号。


    11月13日，中国东北吉林省某石化工厂（当年的全国化工行业的学习榜样）发生爆炸事故，向松花江泄露了大约100吨的苯和硝基苯。此次泄露污染事件不仅仅造成物质方面的损害，损害同样有政治方面的。到目前，至少没有人员伤亡的报道——除了丧生于爆炸现场的5个人（尽管当地的官员很想掩盖这样的细节）。在11月27日星期天，在污染水段经过并没有出现重大事故以后，黑龙江省会城市哈尔滨的官员恢复了供水。对于那些被泄露的化学物质，如果吸如或者摄入足够浓度的，将会非常危险。为了安抚民众，黑龙江省长Zhang Zuoji在电视上喝了一杯来自松花江哈尔滨水段的自来水，以说明现在哈尔滨水段的水是安全的（当然这些水很少是干净的，但是目前至少针对泄露的化学污染物来说，这些水是安全）。

   但是80公里长的污染水段流向下游城市Khabarovsk, Khabarovsk距离中国东北700公里，预计污染水段将于12月早期抵达该城市，这将导致重大的政治印象。中国国家总理Wen Jiabao于周六，这这个城市断水4天后，视察了哈尔滨。在许多居民在社区排队等待卡车供应生活用水的时候，Wen先生表示将追查事故责任。

    在纽约和香港上市的国有的中国石化公司，已经就它的子公司吉林化工厂的一家工厂爆炸事件做了道歉。吉林的官员，在就泄露事件保持了若干天的沉默以后，也就此做了道歉。同样做出道歉的还有中国外交部长Li Zhaoxing，Li Zhaoxing向俄罗斯政府做出了道歉。但是哈尔滨的官员们还在为他们的决策做辩护，在他们发现威胁临近的时候，他们还是向居民们密而不宣，直到最后一分钟。开始的时候他们说，供水将会因为“维修”而临时中断。 

    中国有出现重大事故以后严肃处理的习惯，但是不愿意承认一种保密习惯，而这种习惯往往会将问题搞得更糟。去年，中石化的主席 Ma Fucai因为中石化子公司的事故而下台，该子公司位于中国西南城市重庆，在2003年12月份的时候发生事故，泄露的硫化氢气体导致大约200人丧生。在那年早些时候，北京市市长和卫生部部长因为未能制止高危的呼吸道疾病SARS的流行而被撤职。而尽管官员们承认，如果民众更了解疾病的话可以更好地控制疾病的流行，但是直到最近，中国官员们对于完全公布禽流感的流行情况，还十分犹豫。

    对于那些被撤职的官员来说，SARS的流行并不太可能如同描绘的那样是他们的责任。更高级别的官员更应该受到指责，但是由于他们的级别，他们没有受到指责。目前，在松花江污染事件中，还不能确定，在上周公布之前，中央政府在是否已经得知问题的严重性。在总理视察哈尔滨的时候，他并未就中央政府在事件中的过失而公开道歉。看起来，责任将主要落在低一点级别的官员们身上。

    如同SARS爆发期间一样，中国的国家控制的媒体对于江水污染的处理的批评十分活跃。在2003年，一些乐观人士认为，SARS之后的中国，其政府将减少那种神秘主义作风，而且可能会更加容忍那些媒体对他们的缺点的批评。不少中国记者说他们失望了。当松花江污染水段从吉林流向哈尔滨的时候，经过了吉林省的一座大城市松原市。在污染水段经过松原市的时候，尽管自来水供应被临时中断了，官方没有向民众公布哪怕只言片语的警告。关于这次事件的最终危害，可能要等待很长的时日才能知晓。

    另，中国国务院最新消息：同意解振华辞去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