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风竞舟

    原文出自Economist杂志3月13日的Sweet and sour pork

    Are rising prices in China driven by the supply of meat or money? 中国物价上涨是因为肉类供应还是因为货币供应？ 

    在中国这个通货膨胀能引发社会动荡的国家，其2月份的通货膨胀率（CPI）同比增长了8.7%，创下12年来的新高。但是对于引发这次通货膨胀的原因，以及金融政策需要收紧到什么程度，经济学家们分持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预计中国人民银行方面将很快再次提高利率和银行准备金率。有些人担心再次出现1987-88及1993-94期间的情况，在当时，高通涨迫使政府迅速收紧金融政策，导致经济出现了硬着陆。

    当前的通货膨胀与以前的通货膨胀的一个区别在于，本次通货膨胀主要由食品价格推动：食品价格在过去一年中跃升了23%。蔬菜价格较去年同期上升了46%，猪肉价格飚升了63%。近期50年不遇的雪灾，对农作物、交通都造成了损害，从而使那些供应短缺（特别是蓝耳病，导致了数千头猪死亡）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同时，非食品价格同比则仅仅是上涨了1.6%。在1994年，情况则使完全相反，非食品价格同比上升了20%。

    既然食品价格是受到由那些一次性的供应因素影响，那么在今年食品价格应该平稳，并使得通货膨胀回落。有观点认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根本不需要采取收紧的经济政策。此外，更高的利率对于控制食品价格也并无帮助。有些政策制定者同时也担心，在美国正在降息的同时，如果中国过快地提高利息率，将会吸引更多的国际游资进入中国，而额外的流动性实际上将使通货膨胀压力更为严峻。

    当然，一些经济学家也认为，过量的货币也是造成通货膨胀上升的部分原因。在过去，中国的通胀与货币供应增量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在1987-88和1993-94通货膨胀出现之前，货币供应量都出现了明显的上升。

    目前，货币供应是否失控还不是那么清楚。在去年，M2供应量增长了17.5%，该增长率并不比1998-2003年的水平高多少，而在1998-2003期间，通货膨胀保持了平稳甚至下降。但是Goldman Sachs的经济师梁红认为用M2作为统计口径低估了中国的流动性。她更倾向于使用M3广义货币量这个指标，M3中包括了非银行金融机构中的存款、金融机构发行的证券等。根据她的计算，自2005年以来，M3的增长速度锐增，从15%上升到23%。这或许说明，通货膨胀将更为持久，并且将从食品价格传导到非食品价格和服务价格，这将需要人民银行方面采取进一步收紧的政策。

    不过，当前的通货膨胀与早前的情况还有一点差异。过去出现通货膨胀的时候，经常项目的赤字也出现了增长——这是典型的经济过热的症状。但是如今，中国具有大量的外贸盈余。这也提供了另外一个治理通货膨胀的工具：加速人民币的升值，同时适当地提升利息率，这将制止进口产品价格的通货膨胀，而且对国内需求的损害亦有限。实际上，在这一点上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有共识：不管通货膨胀的驱动因素是什么，坚挺的人民币有助于减缓通货膨胀。

    原文来自Aug 30th 2007期间Economist的Who's afraid of Google?

    The world's internet superpower faces testing times | 世界的因特网超级强权正面临考验期 

    世上委实难有公司能象全球最热门搜索引擎Google这样，在如此多的方面以如此高的速度发展。这一点在体现在任何方面：它的收入与市值的增长；通过它来搜索新闻、最近的匹萨店或社区花园的卫星图片的人数；其广告客户的数量、或者其律师及说客的人数。

    这样的发展足以引发关注——这种关注要么是确有其因要么就是杞人忧天的。仇视或者害怕Google的人群名单每周都在增长。电视广播公司、图书出版商、报纸所有人认为Google通过免费使用它们的内容而得以增长。如美国的AT&T和Verizon这样的电信公司不悦地认为，Google的繁荣在于免费利用了它们提供的宽带服务，此外Google还将在未来与它们争夺射频频谱（无线波段资源）。许多小的公司讨厌Google的原因在于，它们依靠研究Google的搜索算法以获得在Goolge上的靠前排名，但是Google改变了这些算法以后，这些公司的网络排名降到了谷底。

    如今政客们也加入到（厌恶Google的）名单中来。自由主义者厌恶Google与中国的检查官达成交易。保守主义分子又抱怨Google的未经审查的视频。但是最大的恐惧是关乎Google用户的隐私。Google的商业模式假设人们将信任Google，并将更多的关于他们的生活的信息储存到公司大量的远程计算机中。开始的时候，这些数据只是用户搜索行为（实际上，是对他喜好的一种记录）以及他对广告的反应的记录。通常Google扩展到使用者的电子邮件、日历、合同、文件、表格、图片和视频。Google很快甚至能涉及到用户的病史档案和精确的位置（通过用户的移动电话确定）。

    更象JP Morgan而非Bill Gates 

    Google经常被拿来与Microsoft公司对比（顺便一提，这是另外一个对手）；但是实际上Google的发展历程更接近银行业。在金融机构日益壮大长成为人们的钱仓的同时，这些金融机构成为人们私人金融信息的守护人，同样，Google成为了人们个人信息的守护人，这种信息甚至要更加广泛、更加私密。是的，这一点对于Yahoo!和Microsoft也是如此。但是Google公司正高速地积累信息资源，Google将成为考验社会忍耐底线的公司。

    此外，Google经常看起来很自大。的确，这种看法通常是来自具有酸葡萄心理的竞争对手。但是其他则是由于Google对自己神圣性的独断看法，仿佛Google应得到毫无疑问的信任。不过，Google毕竟是一家将“不做恶”（Don’t be evil）当作信条的公司，并明确声称其公司目的是老板Eric Schmidt所确立的“不是为了转钱”（not to make money），并且要“改变世界“（to change the world）。Google建立的股东结构也是为了保护这个愿景。

    讽刺的是，目前Google面临大量成堆的批评。问题可以分成两堆：一堆是“于公”的关于如何监管Google的争论；另一堆是“于私”的关于Google经理人战略方面要如何作为以应对未来的风暴。从两边看来，Google公司更其他的攫取“脏”（evil）钱的公司——而并不象它自己宣传的那样。

    Grab the money 捞钱

    这是因为，在公众看来，所有公司对社会的主要贡献是创造利润，而非花钱。Google是这方面的一个好例子。Google的“仁慈”（goodness）更多地来自Adam Smith的“看不见的手”，而不是来自那些扯淡的公司利他主义。Google提供了一种他人觉得非常有用的服务——即（免费地）帮助人们发现信息，并同时允许广告主以非常精准的方式向这些人促销产品。

    上述这些，并不能为那些要举证Google行为不当的检举人提供多少证据。对于反垄断而言，Google对广告主的收费是由拍卖确定，因此其垄断有限；不过Google仍然在利用其在一个市场中的统治力以进入其他市场，就和Microsoft以前的手法一样。在版权和隐私方面，Google看起来同样也是无辜的。比如，Google的图书搜索产品，就可以被证明是在帮助而非损害那些图书作者和出版商，Google使这些图书避免被埋没，并鼓励读者去购买具有版权的产品。此外，尽管Google“大哥式”地讨论知晓人们未来的选择，Google并没有在背叛用户在隐私方面对它的信任。如果有什么要说的话，那就是Google比其竞争对手更能与好打听的中、美政府对抗。

    这说明，利益的冲突终将来到，特别是隐私权。随着Googel向你销售更多的服务，Google实际上控制着一个转盘，这个转盘有两个方向。其中一个方向是，Google可以迅速主动销毁其收集的任何用户的数据。如此将保证隐私，但是这将限制Google的利润——向广告客户销售用户行为信息的利润，也使得一些服务产品的有用性降低。如果转盘向另外一个方向转动，Google保持这些信息，服务产品将更加有用，但是对隐私权的可怕侵犯事件将可能发生。

    同过去的银行一样，答案应当是保持中庸；而转盘的正确位置也应该是随机而变的。那样Google将符合大部分公众的利益。但是，正如银行家（及Bill Gates）所能证明的一样，公共调查同样也会对对Google的经理人构成私人挑战：他们应该如何陈述他们的案子呢？

    一种显而易见的策略是通过增加通明度、公开更多的审查流程和计划，以减少公众对Google可信度的担忧。但是这也需要一个更巨深度的改变。摆出一副姿态、以及你的创建人是个不错的年轻人、并提供了很多服务于是就认为社会没有权利去质疑你的动机，这种看法现在看起来已经不明智了。Google是个资本工具——并且是个有效的工具。肯定最好是基于这么一个基础来直面未来的风暴，而不是基于一个可能会导致失败的陈腐口号。

    该期Economist封面(China?China怕什么Google,不是有万能的网络万里长城嘛?):

   

　　尽管就娱乐活动而言，如今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但是根据OECD的报告《Communications Outlook 2007》数据显示，看电视仍然还是人们最主要的娱乐活动。

　　报告统计了18个国家的数据，数据显示在1997年到2005年中，15个国家人们看电视的时间有所增长。只有西班牙、新西兰、韩国的人们减少了看电视时间。美国人继续保持“沙发土豆”之王的地位，人均每天看电视的时间长达8小时11分钟。亚军是土耳其，人均每天看电视时间为5小时。

　　下面是统计图表：

　　

　　《经济学人》杂志在7月11日给出了一个图表，显示各国的不自由程度。图表系由Religious Centre for Freedom制作。

　　图表中包括三个方面的指标：包括宗教信仰、政治、公民权利不自由程度，得分越高则是越不自由。不出意料的是，北朝鲜、伊朗在三个方面得分都很高。但是，印度、印度尼西亚和一些欧洲国家中，相比之宗教信仰自由，政治、公民权利自由度尚有待提高。

　　看图（第二位系幻觉）：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7月5日推出了最新的“巨无霸”指数。

　　引发对汇率的思考的食物

　　美国的政客指责中国方面故意低估人民币价值。法国方面抱怨认为欧元走强使得其经济不振。瑞士担忧瑞士法郎的贬值。新西兰货币增值过快又让新西兰人感到麻烦。

　　所有上述这些担忧都源自于同一个看法，即认为货币汇率有所失真。这个观点有道理吗？《经济学人》推出的“巨无霸指数”旨在从某种程度上指出，这些货币偏离了其真实价值。“巨无霸指数”基于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Power Parity，PPR）原理。购买力平价原理认为，两国之间的汇率应当等于同一篮子商品在两国的价格之比。在“巨无霸指数”表中，这一篮子商品被简化为麦当劳的巨无霸汉堡包——该产品可以在120个国家购得。“巨无霸指数”认为，各国之间购买同一汉堡包所支出的当地货币价格应当是同价的。因而这些当地货币价格的比，即是（经“巨无霸”购买力平价的）各国货币汇率。

　　就“巨无霸指数”表而言，目前多数国家货币的市场汇率与“巨无霸”汇率有所差异。最被低估的就是中国的人民币。在中国一个巨无霸的售价是11元人民币（TMD涨价了）——按市场汇率折算的话11元人民币相当于1.45美元，这意味着人民币价值被低估了58%（从买麦记巨无霸的角度看）。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巨无霸的价格严重依赖于当地的投入，比如房租、人力成本等等。越是在欠发达国家，这些成本相对越低。因此购买力平价更适合去比较发达程度类似国家之间的货币。

　　货币高估最为严重的是那些富裕的欧洲国家：冰岛、挪威和瑞典。实际上，相比之美元，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货币（在市场汇率下）都有所高估。例外的是日元，被低估了大约33%。这个例外或许可以支持那些担忧：投机压低了日元汇率，资金从低利率的日本出走，去购买高利率的货币。但是如果把购买力平价的篮子范围放大，则又会发现日元汇率其实是接近真实（购买力平价的汇率）情况的——一个纽约人跑到东京以后会发现，尽管巨无霸汉堡包便宜了，其他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却还是不菲。而一个去欧洲旅游的美国人则肯定要捂紧钱包：欧元比其真实价值高了22%。

　　瑞士法郎，高估了53%。最近瑞士法郎的市场汇率有所下降，原因在于有投资资金借入并沽出瑞士法郎，在如新西兰、英国这样的国家进行更高收益的投资。而从“巨无霸指数”表来看，新西兰、英国市场汇率与“巨无霸”汇率差距也确实在继续扩大。同样，投机因素也推高了巴西和土耳其的汇率。

　　下面是“巨无霸”指数表：

　　

    英文原文来自来自Jun 20th 2007期Economist的China and India demarcate an uneasy friendship

　　随着中国和印度的改革，两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然而中印之间的关系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这两个亚洲新兴经济提开始对无甚发展的两国关系感到焦虑。最近数月，关于两国喜马拉雅边境、领土及河流控制的争端又开始引人注意。

　　很显然，中国方面是起因。在5月29日中国外交部长Yang Jiechi称，“仅仅存在”印度人居住点这一事实并不会影响中国对Arunachal Pradesh地区主权的主张。Arunachal Pradesh是印度一个邦，位于中印之间。这使得印度方面感到惊诧。印度官方认为，定居点的存在正好是一个有助于解决两国争端的“政治因素”，在2005年时，中印两国曾就“定居点”达成协议。

　　在最近数月以来，这不是中国方面第一次引发争议。在去年11月份中国领导人Hu Jintao访问印度之前，中国驻Delhi的大使重申了中国对Arunachal Pradesh的主权。上月，一名印度官员被中国拒发签证，理由是他来自Arunachal Pradesh，因此是个中国人。

　　在受到Yang先生的刺激之后，印度做出的反应较平时略微激烈。在6月18日，印度的外相Pranab Mukherjee声称，印度方面不会容许两国之间出现任何“重大纠纷”破坏两国最近得到改善的关系。但是他也指出：“宪法规定，印度任何一个民选的政府都不能将其任何一块具有议会代表席位的领土分离出去。”

　　目前看起来，善意的印度高层官员希望将类似争议搁置。除了令人不快的开始，Hu先生对Delhi的访问是件友好事件。在Heiligendamm 的G8峰会上Hu与印度总理Manmohan Singh的会晤也是如此。两国贸易也在发展，在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总额达到了114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了57%。

　　

　　中印之间存在领土争议的地区

　　但是很明显，上述因素只能说明中印关系的一部分。中国不太可能获得Arunachal Pradesh领土。在1962年一场短暂而血腥的战斗中，中国曾经进入该地（但是又迅速退出）。但是中国方面显然没有准备好解决边界问题，而且错失了胜过南边对手的可能的筹码。

　　同样，中国在处理中印两国共享的水源方面也十分顽固。有传闻说中国方面计划截流改道雅鲁藏布江，印度方面对此感到十分担忧。雅鲁藏布江发源于中国西藏，并流向南亚。作为双边关系解冻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国在2005年同意建立一个联合专家委员会，以在该问题上共同合作。目前该委员会尚未成立，而其主要原因也在中国方面。

　　这种挑衅不应当被夸大。总体而言，目前两国关系并不比过去数十年差。就部分而言，尽管印度对中国这个巴基斯坦传统的盟友仍然不信任，但是印度仍然看起来渴望与中国修好。为什么中国会更加犹豫呢？

　　其原因也许在于，相比之印度，中国不太确信在变化中的亚洲谁会是它的盟友。印度在试图与中国修好的同时，也想与美国保持强有力的友关系。比如，在两年前，印度与美国达成了军事合作协定。作为协定的一部分，印度未来5年内计划采购的300亿美元军火大部分将是美国制造。此外，喜马拉雅两边还存在很多潜在的争议，其中首先是关于能源的竞争。中国不太清楚印度的能源竞争目标是否（与军事竞争目标）一致。

    英文原文出自6月7日期The Economist的No place to call home

    There's plenty of work, but nowhere to live| 工作很多，然而却无处安身

   

    这是一个炎热的夏日午后，在Liguanzhuang村狭窄街道上一个臭烘烘的垃圾堆旁边，居民正闲聚集一起。他们正在担心推土机什么时候会到来。为了准备明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北京当局正在清除这些眼中钉。那些被快速发展的城市包围的村庄正在逐渐拆迁。随着这些“城中村”消失的还有廉价的居所，对于城市里大量的贫困的农民工而言，这些居所尤为重要。尽管中国方面不愿意承认贫民窟的存在，然而贫民窟的确存在。而且中国会发现其实它需要这些贫民窟。

    在过去的大约两年中，中国的很多城市都宣布计划“改造”这些“城中村”。由于奥运会将于2008年8月举行，北京面临尤为紧迫的改造期限。北京的目标是在今年年底之内“改造”（通常情况下即是推平）171个“城中村”。从2005年改造行动开始到去年年底，114个“城中村”得到了改造。

    官方几乎没有给出因此受影响的人数的细节。一份国家控制的报纸在2005年说有33,935户家庭从231个“城中村”搬迁出来。但是这个数字仅仅反映了“长住居民”，即这些村庄里面的原住居民。而实际上，在这些“城中村”暂住的农民工人数要远超过这些“长住居民”人数。这些农村移民大多数在城市中做小买卖或者是从事服务、建筑行业。随着北京的繁荣，这些移民的人数也在飞涨。

    在一个房价飞涨的城市，原有的“城中村”提供了一种（农村移民）可以承受得起的居所。租金能够低到每月人民币200元。Liguanzhuang位于北京的东北面，由一些简陋的单层砖房组成，这里的村民能够有闲心来坐在周围抱怨。尽管他们在数年以前失去了耕地（其实是国家耕地的使用权——中国的土地归国家所有），但是他们的房屋还是要比城市标准来得大。他们把他们的院子加上房顶，并拆分成数个小黑房子，并用于出租。村子里的条件可谓艰苦。唯一的厕所是那些臭味四溢的公共厕所。不过房东能够得以轻松过活。

    中国建设部副部长Qiu Baoxing首次打破了通常的禁忌，于5月份在一份杂志上的文章中承认，一些村落正在成为“中国式的贫民窟”。实际上，这些贫民窟很有特点。尽管农村劳动力快速涌入城市（根据官方的估计，从2001到2005年，每年平均有840万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目前总量已经达到1.2亿左右），这些来自农村的劳动力并没有能够组建大型的棚户区。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在中国农村耕地上建设房屋是受到控制的。实际上，散落在城市中的村落（通常外面有围墙以掩饰其鄙陋）和破旧的国有公寓填补了其中的（住房）缺口。

    这些城中村得以幸存需要感谢中国城市扩张的随机性。中国城市的扩张主要受到开发商和当地政府的怪念头左右，而非根据大型的市政规划。最为简单和廉价的城市扩张方式是：政府征用农耕地，并将农民留在原地。为了让这些耕地被征用的农民开心，官方将这些农民的农业户口身份改成为城市非农业户口。这一举措使得这些原有居民获得了城市社会福利，并能够接受到更好的社会医疗服务、教育、就业机会。

    一些政府现在开始后悔他们当初的放任：许多城中村不仅仅成为贫民窟，而且成为犯罪分子的温床。在距Liguanzhuang南面3公里的Weizikeng村，警方最近捣毁了一个活跃的被盗自行车黑市。官方媒体的描绘下，这些村庄充满了毒品、赌博、卖淫行为——一个政府顾问甚至在去年称其为不稳定的“定时炸弹”。

    在四年以前，中国取消了遣返制度，警察不能再象以前一样羁押没有正当许可的外地移民，有些官员认为这使得控制城中村变得尤为困难。在当年，没有正当许可的外地移民被发现后，通常被投入劳教所数天或数周，并随后遣返回家。自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严格分离了城市与农村地区，但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由于城市需要廉价劳动力，这种隔离被打破了。一些中国学者认为，这种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阻碍了政府根除“城中村”的努力。城市政府为低收入人群建立了低成本房（经济适用房），但是仅向那些具有户籍的城市居民，而且其价格比农村房屋价格高很多。中国社会科学院的Du Yang说，由于无法为农村移民劳动力提供足够的廉价居所，来自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短缺情况将进一步恶化。

    北京的最终改造目标尚不明确。在2002年的一份政府调查报告中显示，在城市8个区的332个城中村中，大约有80万名农村移民，相当于在北京的农村移民人口的1/3。北京社会科学院的Bao Lufang说，政府在清除“城中村”方面应当有所克制，因为这些“城中村”在吸引农村劳动力方面有巨大的作用。

    在2005年，政府曾经估计到今年年底，它将支出人民币155亿元用于“城中村”改造。作为注册（具有户口）的城市居民，房主能够获得城市水平的补偿金（拆迁费）。在Liguangzhuang，这些房主们抱怨这些拆迁费远远不够。搬迁将剥夺他们的房租收入。

    在目前，（政府）并没有公布任何计划帮助那些农村移民找到新的住所。在最近的研究报告中，Bao女士写到：少于10%的被调查对象声称，在现有居住地被清理以后会回到原籍省份；超过45%的调查对象说他们会在其他地方找个住所，但是很有可能会更加偏远。而那些具有北京户口的居民可能会发现，他们要雇个好劳力的代价将日益昂贵。

　　英文原文出自May 24th 2007期The Economist的The great wall of money

　　China's economy may be less vulnerable to a bursting of the stockmarket bubble than it appears  中国经济受股市泡沫破裂的影响可能并没有看上去那么严重

　　中国人认为四是一个不吉利的数字(因为在汉语中“四”听起来跟“死”相近)。而4444则是最糟糕不过的了。下周中国上证A股指数有可能达到4444点（5月23日的时候达到了4375点，但是5月份最终没有达到4444点），该指数较2006年初的水平增长了258%。有没有可能让那些投资者过于恐慌，而最终导致股价泡沫的破裂呢？

　　相比之人民银行5月18日公布的调控政策，股价泡沫破裂给投资者带来的印象几乎肯定是要深刻得多：在5月18日，人民银行宣布同时提高利率和银行准备金率，并同时加大人民币对美元的每日汇率变动范围，从以前的0.3%提高到0.5%。后者主要是针对于5月22日召开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而做出的象征性姿态，而并不意味着加速人民币的升值，因为人民币汇率变动幅度从来没有达到过早前的限定幅度；实际上，在早前的变动幅度范围内，人民币可以以（比实际）更快的速度升值。而另外一边，人民银行宣布存款利率的上调幅度高于贷款利率上调幅度（如，5年期存款利率增长了54个基准点，5年期贷款利率仅增长了9个基准点）。这一举动清晰表明，人民银行的目的在于通过阻碍银行存款转入股市而给股市降温 ，而并非要打压整体经济的发展。不过，市场根本没有对人民银行的上述举措做出任何反映，股指继续再创新高。这丝毫不令人奇怪，因为利率还低得很荒谬：基准的一年期存款利率上调到3.06%，不过税后真实利率（考虑通货膨胀）仍然是负的。

　　中国股市的古怪之处在于：政府官员、人民银行、媒体、投资银行以及香港首富大亨李嘉诚和Alan Greenspan（美联储前主席）都曾经警告说中国股市看起来存在泡沫。这种情况与其他大多数泡沫不同，特别是网络概念股泡沫和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在那些泡沫情况中，直到泡沫破裂，官员和金融家都是否认存在泡沫的。中国的股票看起来肯定太贵了，平均市盈率几乎达到50（基于历史利润记录）。但是当利润强劲增长时，市盈率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在过去十年中，中国股市上平均的市盈率为37，显著高于其他地区市场。根据高盛（Goldman Sachs）的说法，中国A股市场上的公司在今年一季度利润较去年平均提高了82%。此外，还应当注意到，中国股市繁荣是在经历了数年低靡之后，当时在四大发展中国家（BRIC国家，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中，中国股市一度表现最差，尤其是在2003年全球牛市开始时（见图左侧）。

　　

　　如果假设此次中国股市场的复兴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泡沫并且最终将破裂，那么对中国经济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报纸上充满了一些关于全民炒股的故事：从学生、那些领退休金的老人到清洁工人和出租车司机，人人都在炒股。如果这些属实的话，那么股价的崩塌显然将拖倒整个国家经济。但是中国股市规模相对仍然较小，因此股市价格的波动，对于其他方面的支出影响相对较小。尽管今年股民数量大幅度增加，目前全国人口中也仅有7%的人持有股票。高盛的经济师梁红（Hong Liang）认为，中国股民人数相当于美国人口的一半。

　　A panda or a grizzly bear|熊猫或是大灰熊

　　目前中国流通股（即除掉政府持有的股份）市值仅仅相当于GDP的25%，而在美国该比率是150%，印度是100%（见图中右侧表）。另外根据最新的《中国经济季报》（China Economic Quarterly）的一篇文章所述，大量的流通股实际上为国有公司和政府机构拥有。因此，股市出现波动的时候，个人受到的影响会更小。

　　股市股票价格波动对经济主要有两个方式。第一是通过“财富效应”：更高的股价鼓励消费者支出更多；而股价下跌的时候他们则勒紧裤腰带。然而在2001-2005年之间，中国股市市值减少了55%，消费者支出和GDP增长依然保持了强劲的势头。尽管如今有更的股民，但是他们持有的股票仍然属于少量。中国居民总体金融资产中，资本投资（股票）仅占到了15%的比例，该比例仅仅相当于美国居民的一半（包括他们养老金基金）。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股市繁荣的时候，很多美国人认为他们不再需要储蓄了。不过在中国，过去的几年几乎没有迹象显示人们减少了储蓄；零售销售总额的增长仅仅是马马虎虎地赶上了收入的增长。如果消费者并没有支出其资本收益，那么股价的下挫也不会对消费者支出有太多的影响。

　　股价影响经济的第二个途径是通过资本成本：更高的股价使得公司资本性融资的成本更低，因而他们会增加投资。但是中国公司中仅有很少一部分在证券交易市场上市，并且更倚重于内部融资。私营企业投资60%的来源是留存的自有利润，20%来自于银行，发行股票仅仅占到10%的比例。因而股票市场的猛跌并不会对投资造成太大的影响。

　　所以，中国股价的下跌所带的直接经济影响是颇为有限的。一些间接影响可能会更大。例如，股价的锐降将严重打击消费者信心。中国当局还非常担心，（股价下跌以后）在那些将他们的学费投入到股市中的学生、那些将自己养老金投入股市场的老人当中会出现社会、政治动荡的情况。中国股价下跌的一个间接危害是其有可能影响到全球其他金融市场。在2月底的时候，中国股价下跌了9%，引发了全球股价下跌。考虑到全球很多金融市场已然出现泡沫，中国股市的猛挫在国际上带来的影响可能会更甚于国内。金融动荡可能会是中国下一个不受欢迎的出口项目。

    5月17日《经济学人》封面文章为《美国对中国的担心》（America's fear of China）。文章指出，尽管目前中国远不如一只熊猫那么温顺可爱，但是现在逼迫中国亦非良策。

    文章认为，尽管本年度第二次中美经济战略锋会即将于5月22日招开，但是其作用尚有待与会双方统一认识。    

    美国议会方面一直有观点认为中国操纵汇率、违规进行出口补贴、违反知识产权、无视贸易法规等等。甚至有提案要求针对中国出口加征补偿关税。而中国的外贸赢余以及不断增加的外汇储备简直就是铁证。

    然而同时中国方面也面临苦衷，尽管中国方面并非民选政府，没有来自议会的压力，但是这也使得中国更加关注经济方面的成就。由于担忧失业率上升，中国方面迟迟不肯加快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坚持要保持现在如蜗牛般的升值速度。此外，随着5年一次的中共代表大会即将来临，中国国家主席Hu Jintao显然不愿意在美国压力面前示弱。

    文章同时回顾了日本的经济教训。在上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初期，日本对美国的外贸赢余攀升，同时外汇储备不断创造新高——而这些在当时都被美国认为是日本操纵汇率、持重商主义观念的证据。随着美国失业率的上升，美国的“日本恐惧症”开始流行，当日本企业开始收购洛克菲勒中心这类地标的时候，更是如此。然而实际上，在愚蠢的贸易保护主义爆发之前，日本经济泡沫就破裂了。而当时经济关系的紧张甚至一度威胁到了日美之间的安全防务联盟。

    同样，指责中国的理由甚至不如当年指责日本那般充分：现在的中国经济远较当年的日本经济开放，虽然目前的中国还没有当年的日本富裕，但是目前中国已然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国；与上世纪80年代不同，现在的WTO已经成为贸易争端的仲裁。然而，目前对中国的指责更多的是出自政治方面的考虑：随着美国地产业降温，美国的低失业率有可能上升；对于美国选民而言，中国将有可能成为美国更加长期的竞争对手，在一些经济联盟的会议上，中国也许会替代美国的地位；中国可能会赢得更多的奥运奖牌；中国可能会购买大型的美国公司（随着中国试图改变其外汇储备投资构成，改变以前单纯投资于美国政府债券的局面）。不过对中国最大的担忧还是关于战略风险，日本是美国在亚洲的盟友，而中国是个潜在的军事竞争者。贸易方面的紧张局面得美国很难将中国视为合伙人。

    如果中国真对美国的经济健康产生了威胁，上述地缘政治风险倒是可以理解，但是实际上中国并没有。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对美国公司的侵犯可能要小于你所认定的：在上海，盗版DVD的售价非常低，但是如果那些好莱坞公司想要在中国正价售卖正版，他们很快会发现大部分中国人买不起。同样，对于解决美国的贸易赤字，人民币升值恐怕也是于事无补。

    文章认为，美国对于中国外贸的担忧，实在是源自其对自身的不安：停滞的工资、日渐加大的贫富差异、不足的健康及养老金福利等等。因此对于美国而言，应当先着手解决内部的这些问题。然而很显然，美国议会方面肯定会对美国财长Hank Paulson施加更多的压力，以迫使中国让步。

    然而其实Hank Paulson在即将到来的中美峰会有更多更重要的内容要谈，如中国在北韩伊朗核问题方面与美国合作、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台湾海峡潜在的冲突、苏丹问题、全球变暖问题。

    因此，美国议会方面应当停止打扰Hank Paulson。

    《经济学人》封面：跟金刚同学一样委屈的熊猫同学。          

   

    英文原文出自Sep 14th 2006期的Economist的世界经济报告之More pain than gain

    Many workers are missing out on the rewards of globalisation 因为全球化，很多工人失去工作

    发达国家具有民主的政府，因此这些国家能否继续支持全球化取决于普通民众的看法。在发达国家，工人的收入蛋糕分额比例已经是至少三十年来的最低比例（见图表5）。在很多国家，平均真实工资保持持平甚至正在下跌。

    
 
    同时，资本家们从来没有象现在这么愉快。在美国、日本和欧元区，企业利润与GDP的比例几乎以及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见图表6）。在美国，该比例从2001年中的7%上升到今年的13%。
    
    


    和其他当前的经济迷团一样，收入从劳动力（劳动者）向资本（资本家）再次分配的问题主要是因为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新兴经济体参与进世界经济。相对于工资，全球化在几个方面提高了企业利润。第一，离岸到低工资国家减少了公司的成本。第二，因为雇主能够转移生产（到低工资国家），吓阻了发达国家工人工资谈判的力量，比如在德国，几个大公司就成功地与工人谈判达成结果：削减工人工资以避免将生产转移到中欧地区。第三，增加的移民压低了一些行业的工资，比如饮食业、农业、建筑业等。

    对于新兴经济体的担忧主要集中在担心工作岗位会流向低成本竞争国家。但是真正的威胁是对于薪水而非工作岗位。长期而言，国际贸易和离岸业务对于富裕国家的总的工作岗位并无多少影响。别的行业的新的工作岗位最终会弥补那些在制造行业减少的工作岗位。但是与新兴经济体贸易对于平均工资和相对工资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就长期而言，真实工资的增长会趋同于生产力的平均增长水平。但是最近十年以来，很多发达国家的工人真实工资水平的增长速度远低于劳动力产能的增长速度。自从2001年经济开始恢复以来，一个典型的美国工人的真实周薪降低了4%；而同期劳动力产能增长了15%。即使加上医疗健康福利以及养老保险等，总体工资也仅仅是增长了1.5%。在德国和日本，工人的真实工资也是保持了持平或者下降。因此就目前情况看，那些所谓的大多工人都从全球化中受益、仅仅是那些低技术工人受到了损失的支持全球化的说法并不真实。大多数工人都受到了压榨。

    如果人均GDP在快速增长，那么为什么大多数工人的真实工资没有增长呢？部分原因在于在于经济增长的大部分成果转化为了公司利润；部分愿意在于高收入者获得了更多的收益，这些都导致了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目前在美国，最富裕的1%的人赚取了总收入的16%；1980年该比例仅仅是8%。在欧洲和日本，收入差距也在拉大，但是不如美国这般严重。
在十年以前，在经济学家之间的问卷调查显示，工资收入差距加大的原因在于信息技术的发展而非国际贸易，信息技术的发展要求更多的有经验的工人、更少的非技术工人。如今，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在更大程度上导致了（发达国家）工人收入的差距。因为全球化及信息技术的发展都减少了（发达国家）对低技术工人的需求，因此很难分别确定这两方面对工人收入差距的影响。但是目前发达国家大多数工人日益艰难，矛头更多地指向了全球化。

    It's all comparative 相对竞争优势 

    基于李嘉图（David Ricardo，19世纪经济学家）观点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各国之间可以根据其相对竞争优势进行专业分工，因此各国都可以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经济收益。发达国家具有很多高技术工人，而那些新兴国家具有很多低技术工人，因此根据李嘉图的理论，发达国家应该专注于那些需要高技术工人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新兴国家应该专门生产那些低技术产品。在发达国家，廉价的进口竞争产品将减少低技术工人的工资，但是总体上来说，对于工人们还是有好处的。 

    然而，我们之前所提及的现实却说明，一般的工人看起来并没有能够充分分享经济繁荣的果实。哈佛大学经济学家Richard Freeman指出了需要对传统理论进行修正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新兴经济体的劳动力总量过于庞大，这些国家突然加入全球市场，剧烈地改变了全球市场的资本-劳动力比（该比率用语确定资本与劳动力的比例关系）。由于中国、印度及前苏联成员国加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全球劳动力增长了一倍，从以前的15亿增长到30亿，全球资本-劳动力比因此也急速下跌。根据经济学原理，这种现象将相对减低劳动力的价格，提高资本的回报率——实际上，现实就是这样的情况。

    长期而言，竞争将减少利润率，并将通过（消费品的）低价格的形式将利益返回给消费者及工人。然而发达国家工人工资的下行压力将继续保持很长的时间。在中国农村，大约还有2亿未充分就业的人口，他们能够在未来的20年中进入到工厂，（考虑到低技术工人的潜在供给量之大）因此低技术工人工资的增长速度要远远慢于生产率增长的速度，这也减少了中国单位劳动力的成本。

    需要对传统理论进行修正的第二个原因在于，新兴国家的技术水平迅速提升。过去一般都认为，只有那些拥有足够的受教育的劳动者的富裕国家才能生产技术密集型产品。然而在最近几年，一些欠发达国家在教育方面投资颇大，使得它们也能够在更为高端的市场展开竞争。每年，中国和印度的大学有大约120万工程师和科学家毕业，该数目是十年前的3倍，该数目相当于美国的数量、或者欧盟与日本的合计(见图表7)。在1970年，美国大学入学新生占到全球大学入学新生数量的30%；目前该比例已经降落到大约12%左右。

    

    尽管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估计只有1/10的中国工科研究生、1/4的印度工科研究生符合美国大公司的期望标准。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情况都会有所改善。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也指出，由于国内建筑行业的蓬勃发展，中国和印度的工科研究有很大部分成为了土木工程师及电气工程师。虽然目前新兴国家在生产出口高科技产品方面还没有足够的工程师与科学家。但是，多少可以说明，新兴国家不仅仅可以大量供应低技术工人，而且同样可以向全球供应受教育的劳动力。

    Richard Freeman指出，传统贸易模型的第三个有待修正的地方在于：其假设发达国家将制造高科技产品；发展中国家制造低技术产品。实际上，发达国家无法在高科技和知识方面实现垄断。OECD说在2004年，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信息技术产品出口国。当然这有点夸大了中国的进步程度：笔记本电脑、移动电话、DVD播放器现在已经不再算高科技产品了，其中很多仅仅是由那些国外公司在中国组装而已，而且这些产品中的不少高价值部件是进口的。尽管如此，技术正飞速地从发达国家传播到欠发达国家，这多少削弱了发达国家高科技产业的相对竞争优势。同样，发达国家的技术工人的工资水平（劳动力价格）的竞争力也因此降低。

    White-collar blues 白领的忧伤

    现在面临离岸外包的已经不仅仅是制造行业的蓝领工作岗位了，白领服务业工作岗位也同样面临离岸的问题，这些工作岗位以前一度被认为是不虞国际竞争威胁的。然而随着通讯费用的大幅度下跌，这导致连接远方的雇员与发达国家的消费者的成本非常便宜。这也使得以前不可能作为国际贸易项目的服务行业工作有可能被离岸转包出去。Morgan Stanley的Roach先生一直就注意到“全球劳动力套利”的影响范围正快速地从低级工作岗位发展到更高级一点的工作岗位。而且，现在转移到低工资国家去的工作岗位不仅仅是那些基础数据处理、呼叫中心等工作岗位，软件编程、医疗诊断、工程设计、法律、会计、财务及商业咨询等等工作岗位也开始离岸转移。这些工作内容能够进行电子化传输，使得从事这些工作的高技术的白领工人也面临更大的竞争。

    通常，对上述观点一个常见的反驳理由是：目前向国外外包的工作还很少，并不足为道。目前，因为离岸外包，美国服务行业仅仅失去了100万个工作岗位。Forrester Research预计到2015年，美国服务行业总计大概会340万个工作岗位转出到美国之外。不过，相比之美国每年减少并新增3000万个工作岗位而言，这些数字的确很细微。然而问题是，目前的研究仅仅考虑到了那些已经出现离岸外包的工作，实际上，随着信息技术、新兴经济体的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更多类别、比例的工作岗位可能会被外包。

    Princeton大学的经济学家Alan Blinder认为，大多数经济学家低估了离岸的破坏性影响，并认为在未来，服务行业离岸工作岗位数量将是制造业离岸工作岗位数量的两到三倍。这也意味着30%的工作岗位可能会面临离岸的风险。不过具体说来，离岸到中国或印度的（服务行业）工作岗位还可能保持相当低的水平。然而，这些工作有可能离岸出去这一点，就足以打压工资水平。

    此外，Blinder先生认为，教育并不构成一种保护（防止国外竞争的壁垒）。熟练的会计师、放射线学者或者电脑程序员正在面临来自国外的竞争，那些工作以电子化的形式进入美国，参与竞争。而同时，那些没什么文化的出租车司机、看门人、起重机操作员工作岗位并没有受到离岸的威胁。这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自从2000年以来，美国人的真实工资的中值水平降低了6%、下降幅度为何会大于平均工资的下降幅度。

    在上世纪80年代以及90年代后期，低技术低收入工人与高技术高收入工人之间收入的差距显著地扩大了。不过根据David Autor、Lawrence Katz和Melissa Kearney的一篇研究报告显示, 自那以后，美国、英国和德国的工人都出现了新的变化：最低层的工人和最高层的工人的境遇发展情况都比中等收入工人要好。（这些国家的）办公室清洁工作不可能由远在印度工人来完成。而中等收入工人的工作是最容易被标准化的，比如会计，现在是离岸压力最大的工作。华盛顿特区的国际经济学院（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Bradford Jensen 和Lori Kletzer在一份报告中认为，相比之无法“进出口”的服务行业工作岗位和能够“进出口”的制造业工作岗位而言，能够“进出口”的服务行业面临的国际劳动力竞争压力更多地集中在高技术工人头上。

    Ride on, Ricardo

    当然，所有这些并不能为贸易保护主义辩护。离岸（Offshoring），如同国际贸易一样，整体而言是对发达国家有益的。尽管资本和科技的流动性有了提高，但是这并不象有些人声称的那样，已经使得相对竞争优势理论失效了。中国和印度不会在任何事情上具有相对竞争优势；他们会出口一些东西，进口一些东西。新兴经济体的相对竞争优势将主要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一个国家相对其他国家的资本密集程度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国际贸易模式。而新兴经济体具有的资本规模相对较弱，因此他们不太可能成为重要的资本密集型出口国，除非他们的资本-劳动力比水平赶上来，而这需要时间。发达国家会继续保持他们在知识密集型产业方面的优势，因为他们具有相对更多的高技术劳动力，但是在未来，这种竞争优势将会很快被削减。

    总体而言，发达国家仍然会从与新兴经济体贸易中获益。更多的竞争、更大的经济规模会促进生产力和产出的提高。消费者将能享受更低的价格和更丰富的产品品种，股东将能获得更高的资本回报。尽管工人们会继续发现他们的工资受到打压，但是他们仍然可以通过消费者或者股东的身份分享收益——或者直接，或者通过他们的养老金基金。唯一的障碍在于富裕的人们拥有更多的股票，更高的资本回报率将会增加收入方面的不平衡。

    最近几年，美国真实工资水平增长的停滞被高涨的房地产价格所掩饰了，高涨的房地产价格使得美国家庭感觉比以前更好（家庭拥有的房产价格增长，家庭所拥有的财富看起来也高了）。如果房地产市场出现逆转、同时工资水平增长继续保持停滞，将会有人呼吁建立进口贸易壁垒、限制海外投资、对公司利润征收更高的税金。但是对全球化的世界经济而言，这些呼吁措施不仅无用，而且会使情况更糟糕。一些公司为了应对这些措施，可能会干脆将其总部搬迁到更为友好（更支持自由贸易）的国家。

　　看起来很多工人并没有受到全球化的损害这一现实是那些保守经济体（发达国家）的一个挑战。由于害怕给那些贸易保护主义分子落下更多的口实，很多（发达国家中）支持全球化的人并不愿意承认与新兴经济体进行国际贸易会给其工人带来怎样的成本。同时，贸易保护主义分子也在夸大这种成本，同时忽略收益。现在是时候来开诚布公地讨论一下国际贸易的成本与收益了。

　　Heading off the political backlash

　　国际经济学院（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一项研究估计全球化每年给美国经济带来大约一万亿美元的收益，这相当于每年每家庭9000美元。但是具体而言，一般的家庭并不能获得这么多的收益，因为国际贸易的收益的大部分将为那些高收入者获得，或者转化为公司利润。这说明为什么全球化缺乏普通民众的支持。如果无法解决真实工资增长不振、收入不平等差距加大等问题的话，贸易保护主义分子回潮的风险的确存在。但是，发达国家并不需要进行大的改革，只要通过如下方法来消除全球化的一些消极影响：为那些（国际贸易引发的产业调整而导致）失业的工人建立临时性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工人提供更好的教育以胜任未来（高技术要求）的工作；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以创造新的工作岗位。

　　还有个方法更富有争议，即政府可能需要通过税金、养老金的形式，对全球贸易带来的收益进行更加合理的再分配。一些调查显示，在那些社会福利政策更加优厚的国家，相对更少的人会去支持贸易保护主义。例如，之所以欧洲对工作岗位离岸的抱怨声要小于美国的一个原因在于，在欧洲医疗保险是与工作独立的，而在美国，丢了工作即意味着没有了医疗保险。在有更多（离岸）风险的劳动力市场上，医疗保险更应该有国家而非公司来承担。而通过税务实现对利益的再分配并不意味着重新对高收入者征收高达70-80%的税金——这将减弱经济激励（更多人将懒于勤奋工作以挣得更多）。但是，如果减少那些房屋购买人的税务补贴，更是改良现有税收体系的方法之一。

　　常有观点认为，因为全球化的影响，每个开放国家的政府在税收和支出方面并非孤立的，因而慷慨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收入再分配政策并不能保持稳定不变。不过，如果真实工资水平增长继续保持疲软，而且未来也没有相应的任何补偿的话，全球化将日益失却人心，而世界经济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增长动因（the biggest economic stimulus）也将被错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