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风竞舟

　　The borderline between rich and poor has become more fluid 贫困和富裕的界限越来越不固定了。

　　如何确定一个经济体属于“发达”经济体或者“发展中”经济体呢？在以前，如果一个经济体是所谓的“富人俱乐部”的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OECD,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成员，则被认为属于“发达”经济体。但是目前OECD更象一个大杂烩。现在OECD包括了象墨西哥、波兰这样相对贫困的国家，但是却没有包括香港、新加坡和阿联酋这样的国家和地区，目前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与意大利的水平相当。

　　更添乱的是，不同的机构使用不同的定义。比如JP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和联合国将香港、新加坡、韩国以及台湾归入新兴经济体。摩根斯坦利资本国际（Morgan Stanley Capital International）将韩国和台湾列入了新兴经济体指数的计算范围，但是将香港和新加坡列入其发达市场指数计算范围。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则精神分裂般地在其国际金融统计数据（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中将上述四个国家和地区作为“发展中”，在其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中将上述国家和地区作为“发达经济体”。

　　本篇调查报告将1994年以前OECD的成员国定义为发达世界，其他如墨西哥、波兰、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作为新兴经济体。其原因在于本报告主要的目的在于评估那些快速发展的发展中世界对旧有的发达世界的影响。发展中、第三、贫困世界将同指那些新兴经济体，尽管其中有些成员已经快加入发达世界。

    原文出自Sep 14th 2006期的Economist杂志的系列调查报告之一:The new titans
 
　　Pam Woodall说，中国、印度以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在为世界发展提供前所未有的推动力。而这对于当今的富裕国家意味着什么呢？
　　
　　

　　去年，发展中国家产出合计达到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发展中国家GDP合计占到了世界GDP总量的一半以上（使用购买力平价折算）。这意味着富裕国家不再主宰全球经济。而且发展中国对于那些富裕国家经济的巨大影响也远没有被意识到。发展中国家在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同时，同时在通货膨胀、利息率、工资水平、利润方面对发达国家产生重大影响。随着这些新生力量日益融入全球经济、国民收入逐渐追近发达国家，他们将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自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推动作用。

　　实际上，这有可能是有史以来对世界经济最大的促进契机，因为工业革命仅仅涉及到了当时全球人口的1/3。而这次，新的变革包括了全球的大部分人口。因此这次变革的经济，以及带来调整的痛苦，将远大于工业革命。随着发展中国家以及那些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开始进行市场化改革，并向国际贸易、投资打开过门，比以往更多的国家开始工业化进程，并参与到全球经济当中来。本调查将指出那些新兴经济体是在以何种方式影响那些发达世界。这些新兴经济体正在对世界经济产生着重大影响，而这些影响，恰恰能解释当前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大堆疑问，例如：创记录的利润国民收入占比，工资真实水平的缓慢增长，高油价的同时又保持着低通货膨胀率，全球化的低利息率，以及美国经常项目下的巨额赤字。

　　

　　目前，从多个方面来衡量，新兴国家在世界经济发展显得更加重要了（见图表1）。这些国家的出口额合计占跃升到世界贸易出口总额的43%，而1970年仅仅占到了20%。这些国家目前的能源需求占到全世界总需求的一半以上；在过去的五年中，全球新增加的石油需求有4/5来自这些国家。这些国家同时保有了全球外汇储备的70%。

　　当然可能的统计口径不仅一种。尽管用购买力平价的方法（这种方法考虑到那些贫困的国家具有更低的物价水平）折算，这些新兴经济体的GDP合计占到了世界总体水平的一半以上，但是如果使用市场汇率折算的话，这些新兴经济体GDP全球占比不到30%。然而即使使用市场汇率折算，这些新兴经济体在过去一年中GDP增长额合计亦占世界GDP增长的一半以上。此外，这些新兴经济体不仅仅只包括中国和印度：这两国国家去年的GDP增长就占到世界GDP增长的1/4。

　　同样，对于新兴经济体的定义也不止一种，这取决于谁来定义这个概念（见图表2）。也许其中一些国家应该被成为复兴经济体（re-emerging economies），因为它们是在恢复以前的显赫地位。直到19世纪末期，中国和印度还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在蒸汽机和动力织布机使得英国工业获取领导地位之前，中国和印度这两个现在的新兴经济体主宰着世界大部分的产出。历史经济学家Angus Maddison估计，从18世纪到19世纪二十年代，平均每年中国和印度的GDP占世界总量的80%。但是在欧洲进行工业革命以及第一次全球化的时候，他们落在了后面。到1950年的时候，他们的GDP全球占比降到了40%。　　
　　

　　现在它们开始反弹。在过去的五年中，他们平均年增长率几乎达到了7%，这是它们有历史记录以来最高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发达国家的2.3%的增长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预计在未来的五年中，新兴经济体将保持年平均6.8%的增长速度，而发达国家仅是2.7%。如果新兴经济体和发达国家保持这样的速度的话，二十年以后，新兴经济体的GDP将占世界总体的2/3。推测不一定准确，但是在未来新兴经济体在世界总体GDP中的比重显然会增加。

　　全球范围内更多地方出现更高的经济增长，这使得全球经济增长率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自2000年以来，因为新兴经济体的高速发展，全球GDP每年增长平均达到了3.2%，这超过了1950年-1973年的2.9%的增长水平。在当时欧洲和日本正处于战后重建过程，当时被成为发展的黄金年代。3.2%的增长水平肯定也超过了当时工业革命时期的水平。在工业革命的时候，同样也是科技变革、贸易发展以及资本流动推动了经济发展，但是按今天的标准看，那些不过是冰河世纪的事情而已。在1870年到1913年，全球GDP每年增长平均仅为1.3%。这意味着在21世纪前十年，世界经济有可能实现历史上最快的增长。

　　今年夏天的金融动荡提醒我们，相比之那些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更加不稳定；但是随着这些新兴经济体致力于自由开放的市场、健全的货币金融政策、更好的教育，它们的前景相当不错。因为这些新兴经济体在开始发展经济的时候，人均资本比发达国家低很多，因此进口西方的设备和技术，生产力就将获得巨大的提升空间。追赶要比成为领导容易。在19世纪，美国和英国进行工业化的时候，它们用了50年的时间，将其国民人均收入增加了一倍；如今，中国在9年之内就完成了这一任务。

　　What's new？与以往有何不同？

　　作为一个总体而言，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在过去几十年中要高于发达国际。因此，为什么它们现在对旧有的发达国家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呢？第一个原因是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增长率差距更大了（见图表3），但是更重要的是，新兴经济体更进加融入到全球生产中，同时，相对于GDP，贸易和资本流动在过去的十年中也在加速。

　　中国直到2001年才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sation），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相比，中国具有更为庞大的规模，并且中国对贸易和投资异常开放，这些使得中国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有更大的影响。中国进出口总额合计相当于其GDP的70%左右，而印度或美国的这个比例只是25%-30%。在明年，中国对外贸易有望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0%，而在2000年，该比例是4%。

　　与以往不同的另外一点是因特网的发展，这使得跨国生产重组成为可能。因为信息技术，一些以前无法成为国际贸易项目的服务，比如会计服务等，现在也可以远程提供了，这使得发达国家的更多的行业面临来自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

　　更快的经济发展速度使得发展中国家的数亿人口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这应当是一件值得祝贺的事情。相反，发达国家的许多老板、工人以及政客则在跳脚批评生产和工作岗位转移到了工资水平更低的亚洲或东欧地区。但是，如果综合考虑的话，随着发展中国家变得日益富裕，发达国家也将从中受益。新兴经济体的成功将繁荣全球的需求与供给。

　　发展中国家持续增长的出口使得它们有更多的外汇以向发达国家进口产品。尽管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依然很低，但是这些国家的中产阶级正在快速增长，因此一个巨大的新兴市场正在产生。在未来十年中，国际市场几乎10亿的消费者，这些人的收入已经达到一定的下限，使得他们的支出不仅限于那些生活必需品。实际上目前新兴经济体已经是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公司重要的市场：美国、欧元区、日本等地区出口总量的一半流向了发展中国家地区。相比之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长速度，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长速度是前者的两倍。

　　在未来，需求将因此更进一步扩大。但是就长期而言，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世界经济由此受到提振，并避免经济学家所谓的“供应正震动”（positive supply shock）。随着中国、印度和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转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全球有效劳动力已经增长了一倍。当那些发展中国家努力追赶西方世界的时候，生产率将得到快速提高，世界经济产能由此也将提高。

　　新兴经济体焕发出来的活力提高了全球经济增长，并提高了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新兴经济体通过向发达国家出口廉价的如微波炉、电脑这类产品；通过使那些跨国公司进一步提高规模效益；通过由促进竞争而得以提高的高生产率，新兴经济体促进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新兴经济体将帮助提高全球GDP总量的提高，并避免全球经济因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而出现停滞。如果那些发达国家成为快速增长的世界经济的一部分，而不是吃老本，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会更好。

　　综合考虑的话，新兴经济体实现更强劲的经济增长对那些发达国家利大于弊，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会成为赢家。随着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国际贸易中来，劳动力、资本、日用品、原材料及设备的流动量的相对价格和收入已经最近一个世纪的最高位。反过来，这也导致了收入方面最大的重新分配。比如，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降低了，而同时这些国家进口的那些产品，特别是原油，价格又上升了。

　　尤其特别的是，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已然改变了劳动力和资本的相对回报率。因为随着这些新兴经济体与世界经济接轨，劳动力边的丰富起来，发达国家的劳动者正在失去他们讨价还价的能力，这最终使得他们的真实工资面临下降的压力。发达国家的国民收入中，工人收入的占比已经下落到最近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而利润占比却得到了大幅度增长。西方世界的工人们似乎并没有获得太多的全球化的好处。这种情况不仅仅出现在那些低技术含量的工作岗位上，那些高技术含量的劳动者，比如会计、计算机编程方面的从业人员也日益面临这样的压力。

　　如果工资持续走低，工人们将可能抵制，同时也会要求保护，以回避低成本竞争。但是那些通过进口壁垒、限制离岸等方式以尽量保护工作和工资水平的国家，最终仅仅只能减缓慢下降的趋势。发达国家政府的挑战就是，如何更加公平地分派全球化带来的收益，而又不减少这种全球的收益。

　　除了利润在国民收入里面的高占比、工资收入的低占比以外，其他还有一些数字严重偏离了其历史平均水平。目前世界经济的一些变数已经超出了传统经济模型的预期范围。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已经达到历史记录，然而美元还保持着相对的强硬。尽管经济发展强劲，政府借款巨大，但是全球利息率仍然处在历史低位。当前的原油价格是2002年的三倍至多，全球经济增长依然保持强势，通货膨胀率虽然有所上升但仍然相对很低。当然，在许多国家房地产行业出现了泡沫。

　　Puzzling it out 其所以然

　　本调查报告认为，新兴经济体持续增长的影响，能够解释上述所有的迷团。比如，美元债券保持低收益的同时美元却没有跳水贬值的部分原因在于：美国政府债券是那些新兴经济体保持外汇储备的形式。同样，原油价格高企的原因并不在于供应的问题，而在于发展中国家的原油需求比以前更为强劲，因此此次高油价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损害亦不如以往。此外，高油价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也被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的低价格所消弭。这也使得那些中央银行在保持低利率的同时，更容易达成其低通货膨胀目标。

　　所有这些方面，都需要对经济政策进行重要的新的思考。各国政府可能需要修改税务和福利体系以补偿那些在全球化中受损的工人。
　　
　　

　　货币政策也需要修订。发达国家中央银行行长们都希望控制通货膨胀来获取良好的口碑，而新兴经济体从这方面给予了他们巨大的帮助，其原因不光因为新兴经济体出口的廉价商品帮忙降低了物价，还在于它们限制了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这使得发达国家中央银行可以将利息率保持在历史低位。但是它们错误理解了“供应正震动”（positive supply shock）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因为保持了过低的利息率，它们使得过量的流动性托高了如房地产等资产的价格，而不是托高通货膨胀水平。它们鼓励了过量借款，同时使得储蓄不足。在美国，最终的总体影响结果是持续扩大的经常项目赤字。

　　在发达国家中央银行出现上述失误的同时，那些新兴国家拒绝浮动其货币汇率，并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怪异的是，那些欠发达国家以融通美国赤字的方式，向世界上最富裕的消费者提供了补贴。新兴经济体在对外开放的同时，不仅仅是向世界提供廉价劳动力，而且还提供了日益增长的廉价资本。但是本篇调查报告认为，那些发展中国家并不准备长期融通美国巨额的经常项目赤字。

　　因此从某个方面来说，美国的资本成本可能会锐升。美国经济由此将面临金融震荡、衰退、或者长期增长不振的风险，而这将拖慢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但是，由于新兴经济体具有比以前更大的活力，因此现在美国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驱动力的重要性已经不如以往。去年，美国进口额仅仅相当于全球同期GDP的4%。现在世界经济更大的风险在于，美国的经济衰退和房价下跌有可能使得美国人更加关注停滞的工资水平，并使得更多的人转向支持贸易保护主义。这对于那些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都不是什么好事。

　　但是，不管发达世界对新兴的巨人做何反应，它们的经济实力仍然会继续提高。发达国家还将进一步感受到这次新一轮革命的热度。

  　我有一个朋友叫黑胖子。

  　黑胖子今年上半年离开天津去了北京工作。今年六月份的时候，黑胖子在BBS上问我天津的西瓜多少钱一斤。当得知天津的西瓜是六毛一斤以后，黑胖子很愤怒地说，西瓜在北京要卖一块二毛钱一斤——北京的钱不如天津的钱值钱。

  　虽然北京和天津的人民币都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理论上来说也都是等值的，然而两地不同的价格水平导致我的黑胖子朋友愤怒地认为两地人民币的价值不一样。

  　的确，单就西瓜而言，北京的十元购买力只相当于天津的五元人民币的购买力。或者说买同样一只西瓜，北京花的钱是天津的两倍。

  　实际上，北京天津两地的人民币之间互相成为了外汇——这两地货币的官方汇率为1：1，一个天津人民币可以兑换一个北京人民币。

  　尽管两地货币官方汇率为1：1，但是同数量货币在两地的购买力完全不同——尤其是西瓜！如果根据对西瓜购买力平权的话。一元天津人民币应当相当于两元北京人民币。当然你也可以说，就买西瓜而言，天津人民币相对于北京人民币被低估了50%。

  　这就是传说中的购买力平价。购买力平价理论认为，两种货币之间的汇率，应当相当于两种货币国内购买力大小之比。但是一般实际操作中，都会选择特定的“一篮子商品”来比较。

  　所以用西瓜来进行购买力平价，实际上将这“一篮子商品”缩小为西瓜这一单一商品，而且还假设两地西瓜是等质的，即我买的西瓜和黑胖子买的西瓜一样甜。

  　而《经济学人》则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孜孜不倦地每年推出两次“巨无霸指数”（The Big Mac Index）。同样，《经济学人》选择了一个单一商品而不是“一篮子商品”，但是《经济学人》没有选择西瓜而是选择了麦当劳的巨无霸汉堡包，这个比较靠谱一点：据说麦当劳在全球以同一标准售卖巨无霸汉堡包，而全球的瓜农怕是不能提供同品质的西瓜。

  　《经济学人》在5月25日推出了最新的“巨无霸指数”。其中人民币最引人注目：在5月22日统计日的时候，中国的一个麦当劳巨无霸汉堡包售价为10.5元人民币，同时官方汇率为8.03个人民币兑换一个美元——按这个官方汇率折算下，来相当于在中国一个巨无霸汉堡包只售卖1.31个美元。而在美国，一个巨无霸汉堡包要卖3.1个美元（纽约、芝加哥、亚特兰大、旧金山四城市平均价格）。
 
  　结论很显然，就买巨无霸汉堡包而言，人民币价值被低估了，或者说官方汇率掩盖了人民币的真实购买力，人民币被低估了58%。

  　如果你手头有三个美元，在中国可以兑换成24个人民币，可以花其中21元购买两个巨无霸汉堡包，你还剩下3元，还可以买个麦当劳圆桶冰激凌；如果在美国，那真不幸，你甚至连一个巨无霸汉堡包都买不到。

  　当然，北京天津的生活不仅仅关乎西瓜，而在中国美国也不仅仅只靠吃巨无霸汉堡包活着。因此西瓜购买力评价并不能说明北京的4000元月薪只相当于天津的2000元月薪；中国也不会根据“巨无霸指数”将人民币升值58%。但是多少能说明，京津两地之间人民币的质感的不同，而人民币的确在某种程度上被低估。

  　相对而言，比较好的选择就是在北京工作，在天津生活：以北京的物价水准出卖劳动力，以天津的物价水准支出生活费用——至少周末从北京回天津。

  　唯一的问题就是，要是处于“自然垄断”的铁路局能够突然良心发现，将京津之间的火车票价降低一点、再降低一点，车速提高一点、再提高一点就好了。
　　
　　《经济学人》的“巨无霸”指数表
　　

    原文出自Jun 22nd 2006的The Economist Chinese inflation is in danger of picking up

    Is the world's greatest price buster in danger of exporting inflation? 中国是否会输出通货膨胀？

    在最近几年以来，可谓正当红火热的中国经济增长被认为支持世界经济发展的源泉之一。而如今，也经常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看起来，最近两年中国大陆经济发展速度已经快得令人不安了。

    在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比去年同期水平增长了10.3%。在五月底之前的十二个月中，广义货币供应量（the broad money supply M2）增加了19%。国内银行贷款前五个月的贷款量比2005年同期水平增加了4/5。所有这些都进一步促进了投资的繁荣：固定资产投资年度同期增长了30%，几乎是官方预期的两倍之多。同样，出口也在猛增，从而进一步增加了中国的外汇储备——现在中国外汇储备几乎达到了一万亿美圆，这使得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世界第一。其中多数的资金又回流到经济体系当中，从而更加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中国当局正试图控制经济过热现象，他们所采用的手段正如他们在2004年所用的一样：在一些特定行业，通过行政手段控制过量的投资。在如铝、钢铁和水泥等行业，已经开始严格限制投资。国家总理文家宝在上周警告地方政府于银行不要向建筑工程发放过量贷款。中央银行在四月加息0.27%后，又在6月16日将存款准备金提高了0.5%。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的经济师Jun Ma认为有关金融政策将进一步收紧，中央银行或许会在未来几个月中进一步加息。

    这样是否就足够了呢？在两年前，政府当局的这种标准的应对举措被认为是成功的。然而就事后的情况看来，同样的问题迅速再次浮现，似乎说明当初的这些举措有些过于宽松。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的全球首席经济师Stephen Roach争辩说这仅仅是因为在过去两年中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规模太庞大了，这种庞大的规模以前那种限制对特定行业投资的微观经济管理方法失灵。中国政府当局应当使用宏观经济杠杆以减缓经济增长速度，可能的手段包括收紧银根，或者允许人民币升值。***害怕经济增长的停滞会破坏其来之不易的执政权威，这种担忧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除非它能避免Roach先生所谓的“渐进主义缺陷”，中国经济更有可能在未来遭遇硬着陆。

    对中国快速增长的关注不仅仅来自于中国国内。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日渐担忧通货膨胀的时候，国际社会开始疑问过热的中国经济将对全球的物价水平产生何种影响。英格兰银行（英国的中央银行）行长Mervyn King最近正担忧中国输出通货膨胀——在目前中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低于1.5%、并且中国的庞大的制造业产能使得全球从鞋子到电器的商品物价持续保持低位的时候，这种担忧看起来十分奇怪。因为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在制造业产品方面的通缩（所谓的中国价格）影响超过了其在原材料及资本商品方面的通胀影响。

    但是这种平衡可能正在改变，香港瑞银（UBS）集团的经济师Jonathan Anderson说，“中国目前的数据显示可能我们正处在通货膨胀的转折点，这将对国内国外产生双重影响”。在多年饱受逐渐升高的成本以及逐渐降低的出厂价格的压榨以后，中国的制造商开始提高价格以重新获取足够的毛利——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不管是国内的需求还是出口都远比两年前来要来得强劲。在考虑到增长的国内食品价格、能源价格以及人力成本，中国物价很快将会增加不少。

    p.s.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月上涨1.5%。  

    英文原文系Dec 20th 2005期The Economist的The wrong side of the mountains

    流亡的藏人开始担忧后达赖喇嘛时代。

    

    “我们正在自行灭亡，”西藏人民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满怀希望地用祝福、微笑鼓舞了他的450多名随从听众以后，如是警告他们。这些听众中的大多数刚抵达达赖流亡所在地--印度北部的Dharamsala，他的故乡则在喜马拉雅山的另外一边。在1959年中国扑灭了西藏人的起义以后，达赖和他的大约8万名追随者开始了流亡生涯，而从那时候起，达赖喇嘛就开始担忧西藏文化的生存问题。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个问题日益显现。

    总数达六百万的西藏人中，有大约十三万处于流亡状态，其中大约四分之三的人流亡在印度。他们努力保持了他们的生活传统以及回家的梦想。而两个前景却使他们的梦想开始消弭。第一个是中国内地与西藏铁路的竣工。该条铁路将于2007年开始运输乘客，此后中国汉族向西藏的移民速度将加速。目前，在西藏的城市中，藏人已属少数。在铁路开通以后的将来，藏人将被盖过。

    第二，达赖喇嘛与经济学人的通讯记者会面的时候，说到一个事实：“我的死，将会是一个严重的挫折”。作为一个活佛转世灵童，达赖喇嘛说这些话听起来有些古怪。但是，这个说法实际还低估了未来的问题。在Dharamsala的西藏流亡政府的一位部长，Lobsang Nyandak Zayul说：“那将会是一片混乱，我们真的感到恐惧。”

    今年7月已经70岁的达赖喇嘛看起来十分健康。但是他不会永远活者。他的支持者认为，是中国应该担心，而且中国应当抓住达赖提供的契机达成与西藏少数少数派的谅解。教育部长Karma Gelek Yuthok喇嘛给出了三个原因：未来将没有一个人能如达赖喇嘛一样获得西藏人的忠诚；达赖喇嘛并不寻求独立，而仅仅是希望西藏能够获得“真正的自治”；达赖喇嘛不允许使用暴力。

    自从2002年以来，达赖喇嘛的代表与中国官方进行了四轮会谈。乐观主义者认为这证明上述观点起到了作用。但是许多藏人担心这仅仅是因为中国希望安抚国际舆论，并且在拖延时间--在这个观点看来，中国并未将达赖喇嘛视为西藏问题的解决之道，而是把达赖视为问题本身，而他的死，将解决问题。

    中国知道达赖喇嘛终将死去，最终将会进行下一轮的灵童转世，灵童转世往往掺杂着密谋、动乱与分裂。未来转世灵童的选择将根据预言、征兆、前世活佛流下的线索以及高僧的干预。在中间的过度期间，达赖喇嘛时期帮忙掩藏的西藏人的地区、宗教和其他紧张问题将显现出来。达赖喇嘛曾经声称，如果藏人需要这种轮回制度，他才会转世。但是很难找到一个藏人，去设想达赖喇嘛不再转世。达赖希望他的15世转世灵童能在西藏之外的地区甄选。毕竟，“转世的目的就是要带着我的任务前行。”

    这个预期使得中国更难以干涉灵童转世的甄选过程。然而，这也不是没有可能。传统上，参与甄别转世达赖喇嘛最多的是班禅喇嘛，班禅喇嘛还将参与教育指导年轻的达赖喇嘛。1989年，十世班禅喇嘛逝世，之后两名年轻人被认定为专世灵童，一名被达赖喇嘛及大多数藏民认可，另外一名为中国认可并继承了11世班禅喇嘛的头衔。“藏人的”班禅在1995年以后就被控制了起来（中国方面称，出于保护他的目的）。“我们中国的兄弟和姐妹们”，达赖喇嘛解释说：“把问题搞复杂了。”中国可能会利用两个班禅来确保一名达赖喇嘛专世者的地位。

    
    熟悉，却不被承认

    唯一一位在短期内能在藏人与外国人之间享有与达赖喇嘛同等声望的人是Ogyen Trinley，他是被称为十七世噶玛巴活佛。他是藏传佛教重要一支噶举派，也称“黑帽系”的活佛，该教派在17世纪的时候将西藏的统治权旁落于达赖喇嘛的格鲁巴教派（俗称黄教）。

    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都承认Ogyen Trinley的噶玛巴活佛身份，他出生于西藏，但是在1999年出逃到印度。目前他仅有20岁，噶玛巴活佛目前居住在Dharamsala的寺院里。在十月份的一个早晨，他的等待室里挤满了从香港而来的一个旅行团。噶玛巴活佛的国际追随者帮助了他这个教派的繁荣，并加强了斗争的势力。

    在一个印度当地警察局的允许下，噶玛巴活佛召开了见面会，信徒们向活佛敬献哈达以后，开始有人向活佛提出了几个问题。两个紧张的喇嘛说有关“政治”的问题不许提，中间又冲进来一个气喘吁吁的西藏流亡政府官员，来强调这个政策。

    平时噶玛巴活佛的笑容几乎能够照耀整个社区，然而这次他看起来似乎有些累了甚至有点阴沉。在开始回答提问几分钟后，他的翻译啪地合上了笔记本宣布提问结束。而那时噶玛巴活佛仅仅问答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问他离开西藏是否合适，他说：“我祈祷这是一个恰当的确定。”

    他心怀困惑毫不稀奇。离开西藏，看起来只是换了一种囚禁方式而已。印度当局对他看护相当严格。他出行受限制。他不能去锡金（喜马拉雅山脉中的一个王国，在1975年被印度吞并）看他前任的席位所在地。显然，和其他印度人认为理所应当的不同，他也不能谈论他的想法。噶玛巴活佛处在一个很微妙的位置。在印度，也有一个人声称是噶玛巴活佛的转世肉身，那个人也同样拥有一些追随者。因为牵扯了太多的利益，争论已经导致了僧侣和寺庙之间的斗殴，而且情况将变得更为糟糕。 

    有些西藏人认为，印度当局之所以对噶玛巴活佛很谨慎另有一些原因。他的出逃使得有人怀疑是否得到了中国当局的默许，并使得一些人开始怀疑他的动机。如果他是中国当局的特务的话，没有比这更好的掩护了。在流亡的时候，他不仅仅是中国当局的活障碍，而且还威胁到中国的希望：随着14世喇嘛的过世，西藏问题也将终结。而目前想与中国修好的印度当局，恐怕也不太希望噶玛巴活佛激怒北京方面。

    Not just Hollywood 不是好莱坞的故事

    有担忧认为达赖喇嘛的死对西藏问题而言是个灾难，这种担心看上去是有道理的。作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宗教领袖以及世界名人们的朋友，达赖喇嘛的这些名望并没有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好处：并没有政府承认他的西藏流亡政府。但是一些世界著名的政治家和一些个人慕名而来。因为他，在中国力图成为受尊敬的国际社会公民的时候，西藏问题成了其前进车轴里的沙子。同样因为他，印度向西藏人提供了足够的地方以满足这些人延续西藏文化的梦想。

    即便是西藏文化的批评者--比如西藏文化中的大规模的僧侣制度颇受批评，很多喇嘛从小就出家。这些批评者们也不希望西藏文化被毁灭。中国方面已经就1966-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造成的破坏作过道歉，并强调目前对西藏传统的尊重。在印度，西藏作为一种具有充满活力的未来的、独特的文化已经保留在学校和寺庙中。在Dharamsala的一个西藏儿童村（Tibetan Children's Villages，TCVs目前有数个）里，正收留并教育着超过1900个儿童。其中大部分儿童生于西藏。他们的父母在喜马拉雅山脉的高原小道上艰苦跋涉，把他们送到这里，以在印度接受象样的教育。

    经历了长达一个月的艰苦跋涉以后，一个12岁的女孩子在几个月前刚和她7岁的妹妹抵达这里。她的母亲将她们带到这里，并冒着危险重新返回西藏。今后母亲和女儿可能将永远不能再见面。女孩来自西藏东部，靠近西藏人认为的西藏与中国的边界线。刚抵达的时候，这个女孩几乎不会说西藏话，尽管能说流利的中国话。

    
    如同狄更斯笔下描述的在Dharamsala的人们

    多数跋涉在冬季月份进行，那个时候低温和雪使得越界者更容易逃脱侦查（当然也更容易死于冻伤和体温过低）。来到印度的原因不仅仅有政治方面的，同样还有经济方面的。一些西藏人无力负担孩子进入中国学校读书。一些相对富裕一些的西藏人把孩子送到中国。西藏儿童村（Tibetan Children's Village，TCV）的Phuntsog Namgyal说西藏儿童村的主要目的是逐渐培养西藏人的身份与文化自觉。令他感到遗憾的是，因为缺乏藏语教材，同时因为这些孩子必须要参加印度的考试，从11岁开始，中学教材都是英文语言。

    对于很多流亡西藏人来说，西藏语教育并不能掩饰一个日益明显的现实，即他们很可能将终老于印度。这使的他们受到强烈的诱惑，这诱惑将使得他们放弃西藏，放弃一个失落的梦想，并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力尽所能。在德里(Delhi)的年轻德西藏籍政治学学生Dolma也料想如此。他认为，如果明天有机会回到一个自由的西藏的话，半数在印度的西藏年轻人会选择留在印度。

    然而达赖喇嘛认为“极少数的”西藏流亡者失去了他们的西藏身份意识。流亡政府教育部长Karma Gelek Yuthok自认为是悲观主义者。他的烦恼在于在印度的西藏学校既不能使得孩子们赢得一流印度大学的奖学金，也不能向孩子们提供西藏语言和文化的土壤。对此他倍感焦虑。不管怎么说，保留西藏文化是“我们流亡至此的核心目的”。更糟糕的是，他开始担心从学校出去的“人的素质”。

    在国外的年轻西藏人可能会融入那些流亡者，恐怕就象在国内的那些西藏人融入中国一样。每年仍然大约有2500-3000西藏人从中国逃往印度，其中大多数是经由尼泊尔进入印度。在这些逃亡者中，超过1/3的人不到14岁。在成年逃亡者中，大部分人是僧侣。尽管印度拥有不少著名的藏传佛教寺庙。但是在那些到达Dharamsala的朝圣者当中，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从年迈的老人到幼儿。

    去往印度的道路日益艰难。尼泊尔国内正在爆发起义运动，在(2005年)一月份的时候，尼泊尔国王Gyanendra为了讨好中国，下令关掉了达赖喇嘛在尼泊尔的代表处以及一个西藏人福利中心（Tibetan welfare centre），当然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和一个中转中心仍然在运行中。在Dharamsala的一个接待中心，一个手写的通告告诉那些刚抵达印度的西藏人，说有三名西藏妇女在尼泊尔遭到强暴，通告建议大家通知他们在国内的朋友尽量多人结伴同行。

    1993年Dharamsala附近建成了西藏中转学校（Tibet Transit School TTS），专门面向那些到达印度的年纪在18-30岁之间的西藏人。关于到印度来的原因，该学校的一群学生给出了三个常见的答案：觐见达赖喇嘛，接受教育以及国内没有机会。（而达赖自己，作为一个务实型的理想主义者，加上了第四原因：有些人认为从印度更容易去往美国）

    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历史上的藏东地区，也就是并入中国以后的四川省西部地区，实际上是没有教育的机会。西藏中转学校（Tibet Transit School TTS）的主任Chhoeze Jampa说，他的学生中，有3/4需要从基本的比画开始，学习阅读和写字。在学校落成典礼上，达赖喇嘛鼓励学校的学生将来回西藏去。Jampa先生说学校60%的毕业生已经回到了西藏或者正在尽力回家。

    在接待站，有两个刚抵达二十多岁的健硕的小伙子。在他们的由51人组成的团队中，只有三个人成功抵达了尼泊尔和印度。他们向向导支付了4000人民币，大约相当于500美金，这是一笔大数目，他们靠买一种叫虫草的珍贵中药凑齐了这些款项。他们的父母教育他们不要跟政府当局惹上麻烦，因此他们并没有告诉他们父母他们的逃亡计划。

    这个团队晚上离开拉萨往边境出发，17天徒步后，他们在一个山顶休息时遭到了中国警方的埋伏，警方开了枪。这两个年轻人丢掉了他们的行李，躲在一个干枯的河床边，逃脱了警方的追捕。他们在徒步七天以后到达了边境，在这七天中，他们身无分文、没有任何食物，饥寒成疾。

    
    在他们的家乡的村落，作为定居的牧民或者农民，其实生活并不是很坏。甚至现在在他们家乡已经有了学校，尽管这学校小学以后就不用西藏语，尽管这些学校的建成对于这两个年轻来说太晚了。他们历经磨难来到印度的原因仅仅是为了觐见达赖喇嘛。这次，他们得偿所愿，这次，他们终于能够跻身于那些朝拜者当中。他们得到了一个机会向国内打电话，以向他们父母家人报平安。打电话的时候，第一个人泪流满面。另外一个人跟电话那边的朋友说，他终于见到了他的活佛（“他看上去只有40岁！”）。

    在他们离开家乡的时候，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只是想朝拜达赖喇嘛，然后回家，并偷偷带一点达赖喇嘛的录音磁带以及画像，给他们那些未能成行的朋友们。在得知他们能进入西藏中转学校（Tibet Transit School TTS）以后，他们改变了计划，想在那里停留5年。可是，在往家里打完电话以后，这个想法已经有点动摇了。

    然而，在印度的多数流亡者，大约10万人，是想在印度长期居留。西藏青年会（Tibetan Youth Congress TYC）的秘书长Tsultrim Dorgee Chunang--虽然出于忠心地预计达赖喇嘛的寿命将达110岁，也承认，西藏人应当准备接受没有达赖喇嘛的生活，但是目前的情况是大家完全没有准备去接受没有达赖喇嘛的生活。而达赖喇嘛在这方面，却在尽力准备身后事。他已经推行了一种民主。目前的46名议会成员，是由大范围选举产生。从2001年开始，都是直选总理。

    可是，不少流亡者并不愿为了他们自己的未来而承担Chunang先生分派的一些职责，他们完全依赖达赖喇嘛。比如西藏妇女协会，就是否要接纳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即并不追求西藏完全的独立）而展开了冗长的讨论。最后西藏妇女协会的结论是接受达赖喇嘛的提议--而并不管达赖的职位是什么（达赖仅仅是宗教领袖）。

    西藏青年会（Tibetan Youth Congress TYC）并没有放弃西***立要求，但是它也并没有批评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政策）。Chunang先生说该组织视西藏自治为西***立的阶梯，此外，在达赖喇嘛死后，西藏青年会可能会消除曾经做出的非暴力承诺。很明显，铁路将成为他们未来的恐怖袭击目标。

    中国向来表示无法理解这种观念方面的分歧。而上述这种言论，使得中国有理由指责达赖喇嘛伪善。但是这些情况也使得很多西藏人担心达赖喇嘛的逝世，并力劝中国充分利用达赖希望妥协的意愿。达赖喇嘛自身通过引发国际社会对西藏的同情以获取鼓励，并且从他自己的信念获取鼓励：中国的“专制体制”终将改变。

    “如果你着眼当地，”他承认说，“这几乎是毫无希望的。”“但是从一个更广的视角看过去，希望仍在。”中国不断对达赖喇嘛进行人身攻击，但是并不能说明中国已经准备好如何处理达赖喇嘛。实际上，有说法称，中国这个正在日益升起的进取的国家，已经确信：达赖会死在喜马拉雅山的错误的一边，死在历史的错误的一边。

    最近一期《经济学人》刊出了中国调查系列，封面文章也是中国问题。

    以下内容翻译自Mar 23rd 2006期The Economist封面文章How to make China even richer

    Let the peasants own their land 让农民拥有他们的土地

    在1940年，也就是在中国***获取中国政权的前9年，***制定了“新中国”的计划。他说，共和国将采取“一些必要的步骤”没收农村地主的土地。如果当时是在“耕者有其田”的原则下的话，这个计划将是“将土地私有权交给那些农民”。

    “必要的步骤”包括了大范围的屠杀。数十万，甚至可能上百万的农村土地所有者们以及他们的家庭，被执行死刑或被村民们殴打致死。农民们获得了小块田地——但是时间不长。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土地私有制被终止，农民们成了没有什么产权的“人民公社”社员。那是一场剧变，加上当时的自然因素以及人为的狂热的企图超英赶美的工业化，最终导致了全国范围内的饥荒，那次全国范围的饥荒使得大约数百万甚至更多的人死亡。

    根据我们的调查报告，中国仍然没有公开并解释那些破坏。在***逝世后几年后，人民公社解散了。在邓小平执政以后，农业产量第一次得到了蓬勃发展，在30年中，农民们第一次能够在承包的土地上独自耕作（单并没有这些土地的所有权）。这标志着另世界瞩目的中国经济改革的开始。但是中国城市的发展前景才真正地吸引了外国企业的眼球。在经历20世纪八十年代初的繁荣之后，中国农村比城市落后了甚至更多。

    This time, a genuine great leap forward 这次，要向前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邓小平保留了***农村政策的两个基柱：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和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为了保证制造业发展所需要的廉价劳动力，后者已经开始慢慢取消。但是前者，仍然被牢固保留。

    现在是时候改变毛的农村土地所有制了。改革将有消除农村的冲突，促进发展，并有助于实现领导人所宣称要实现的真正的市场经济。给予农民能够在市场上流通的土地所有权，并建立相关法律以保证这种产权，将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如果农民能利用土地所有权进行抵押贷款，他们将能够获得资金以提高土地的产能。同时私有的土地所有权使得他们有动机去这么做。而如果农民能够出售他们的土地所有权，他们也能获得足够的资金，以开始他们在城市的新生活。这将促进城市的消费，鼓励那些农村冗余劳动力向城市移民。如果中国要保持它惊人的经济发展速度并消除不公，最重要的一点是：将那些数千万农村冗余劳动力从农村土地中解放出来，并转移到那些能创造价值的工作岗位上去。而农村冗余劳动力的转移，将使得那些留守在农村的农民有机会提高其所有的土地量，并提高生产效率。

    但是政府，至少是那些控制中国运行的那些头脑古怪的人，不会轻易地进行这一举措。中国***的理论家们过于担心农村问题处理不好将导致不稳定的局面。他们担心如果一旦允许农民自由售卖他们的土地，地主阶级将重新出现，而且农民们有可能大量抛售土地，并涌进根本无力承担（这些新移民）的城市，产生贫民窟并滋生犯罪行为。

    此外，一些官员们还将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视为少有的“社会主义”的特徵，并担忧如果一旦放弃该信条（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将导致政治方面的争议分歧。但是就中国来说，是改革的缺位导致了不稳定的局面，比如有些农民激烈地对抗基层政府对其土地征用。尽管比1949年的情况要好很多，一些农民还是声称现在的基层政府快成了地主，有些时候甚至用黑社会手段将农民们从土地上驱逐出去。

    一些反对农村土地改革的人声称，他们是基于农村人民的利益。他们指出，农村缺乏社会保障制度。尽管农民对他们的土地控制有限，但是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至少能利用土地解决温饱（一旦卖出土地则不然）。

    这种论调的问题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基层政府对农村耕地的强行征用已经导致大约4千万农民丢失了其部分或者全部土地，其中获得的补偿很少甚至没有。此外，保证农民福利的最好办法并不是将他们束缚在有限的土地上，而应当是给予贫困人口更多的服务。目前中国收入增长迅速，财政预算赤字很小，中国有能力负担这些。在征用农民土地的时候，按市场价格给予农民补偿款，而不是按最低农产品产量计算，这也将有助于保证农民的福利。同时，如果能够出台以土地价值为税基的物业税，地方政府将不用过于担心由于向农民转移产权而丢失目前享受的土地销售收入。

    诚然，应当承认，从长远看，土地改革将削弱党的控制力。在十年前，几乎所有的城市住宅是国有的。在中国经历了1/4世纪的、取得惊人成功的经济改革以后，目前大部分城市住宅都是私人所有。经济改革也产生了一批中产阶级，这些人开始寻求他们资产的安全保证——以防止执政党的那些古怪的想法。现在，房屋的业主开始推选自己的非***的业主委员会，以保护他们的权利。新生代的律师们，而不是象以前那样作为党的傀儡，开始出现，保护那些物业受国家威胁的业主。业主们同时希望他们的住宅周围有个干净环境。绿色活动分子，在十年前的中国几乎没有，现在正在促进文明社会的发展。

    但是尽管如此，中国***已经显示，在经济发展需要它的时候，它将承担很大的风险。比如在过去的十年中，国有企业被大范围地关闭或私有化，伴随着数百万工作岗位的丢失。中国领导层知道，中国的历史充满了由失去土地的农民发动的血腥剧变；但是他们却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中：一方面希望要保持控制另一方面想要避免剧烈动荡。然而，现在确是完成农村改革事业的时机。


    本期《经济学人》封面：
     

    英文原文出自Feb 23rd 2006期The Economist的Material fitness

    ——意大利，这个欧洲最主要的服装鞋类制造国，如何调整自身以应对来自中国的低成本竞争呢？

    

    如果让你想一个国际服装市场上的中档意大利品牌，你很可能会想到总部在Treviso的贝纳通（Benetton）公司。在15年前，贝纳通（Benetton）公司那些五颜六色的服装几乎有90%是在意大利国内生产。而现在，贝纳通（Benetton）公司产品大约只有30%由意大利本国供应，而且该比例还将在未来的数年中降到10%。在去年早些时候，贝纳通（Benetton）公司新近在香港开设一家办事处，部分目的就是为了更密切地注意它的那些中国供应商，这些贝纳通（Benetton）公司正越来越倚赖于这些中国供应商。 

    这就是全球服装纺织品行业残酷竞争的现实。去年，中国显示了其在这个行业的优势力量。在此之前，关税限制了中国服装纺织品产业的出口，而去年，因为一些贸易摩擦，某些关税又被恢复。在本周，欧洲贸易委员会委员Peter Mandelson将鞋类加入了可能加征关税的产品名单。但是谁都应该知道这种方法治标不治本。制造技能逐渐增加的中国低成本劳力迟早会将西方国家的竞争对手击溃。

    面对这些威胁，首当其冲的当属意大利。数代人以来，意大利经济都倚赖于密集的工场群，其中很多是中小型家族企业，这些企业集中在一起，制造服装鞋子这类的产品。他们不仅仅提供名家设计的名牌服装，而且将“意大利制造”作为市场推广的利器。这些工场群的成功使得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注意到他们，比如Michael Porter，就很关注这种工场集群的作用，而且力图对其进行加以保护。

    今天，来自中国的竞争的影响变得更清楚。就业岗位开始加速减少，并损害着经济的发展。在意大利，纺织与服装行业提供了大约600’000个工作岗位。就这个产业来说，意大利的从业人员占到旧欧盟（15国）从业人员的1/3，或占到新欧盟（25国）从业人员的1/4。在该产业，意大利历来就是主要的出口国，纺织与服装行业的出口为意大利国际贸易经常项目提供了巨大的贡献。然而，不管从就业还是财政角度来看，这个产业对意大利的贡献正在降低。

    如果要进一步细化的话，纺织品、服装、鞋类分属不同行业，其中的一些公司从竞争中获益，另外一些则未能及时应对。那些成功的公司很快对其经营模式进行变革，并迅速将其生产转移到那些适当的地方——其中一些在东欧，其他在中国，以使其能够专注于设计及市场营销。在设计和市场营销方面，意大利公司能够与中国公司竞争甚至将其击败。而另外有些公司却正在疲于生存。来自中国的竞争已经显示，在意大利，那些品牌所有者与制造者之间存在利益分歧。品牌所有者发现了买卖机会，而许多生产者发现，他们正被他们国内主要的客户（品牌所有者）抛弃，并倍感威胁。

    这种过程对意大利经济模式提出了疑问，该模式一度看起来强健且有效。而目前看来，这种是否比其看起来要脆弱得多呢？在面对竞争的时候，那些工厂群的反应仅仅是依靠品牌所有人对此的反应，这显然不是一种优势，甚至是一种危险的状态。而且那些家族企业，虽然理论上来说应该比较灵活，但是实际上反应并不够敏捷。在以前，家族传代矛盾几乎无足轻重，而在现在需要速度和果断的时候，些矛盾则相当致命。

    一个见识来自中国的竞争影响的地方是Busto Arsizio镇和Gallarate镇一带，如今以Malpensa出名。Malpensa是一处米兰（Milan）附近的国际机场，米兰周边云集了等待时装发布会的时装产业企业。数十年来，在空港没有建立的时候，棉花就是这些城镇的产业所需的原料。
 
    Busto Arsizio 和 Gallarate是Varese省产业带的中心，该地区是如此的成功以至于被称为意大利的曼彻斯特（Manchester）。但是根据1981年和2001年的普查结果显示，Varese省纺织和服装产业的工人大约减少了一半，降低至27300人，而同期雇佣这些工人的公司从4900家降低到2900家，其中2900家企业中，有440家在2001年以后倒闭。在其临近的Como省，曾今一度作为丝绸产业中心，其产业规模也缩减了近一半。

    在50公里开外的阿尔卑斯山脚下的那些山谷中，同样可以发现这种衰落的证据。横穿意大利东北部Po山谷的 Biella地区是意大利毛纺业的产业区。Lanerossi位于Schio的巨大毛纺厂在2005年8月份关闭了，终结了其将近两个世纪的经营，在30年前，该工厂雇佣了大约7000名员工。在意大利每一个有纺纱产业的地方、有织布产业的地方、有服装制造产业的地方，日子很艰难，而且将更加艰难。

    原因是那些价格便宜、质量不错的进口品——其中不少从中国进口，正在夺取市场分额。在去年九月份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表明，国内纺织品和服装的消费需求市场，进口商品占有率达到了将近50%，而在1991年，该比例不到20%。

    
    （意大利纺织品与服装对外贸易图表，数据来源：意大利银行）    
 
    在意大利，不仅仅是纺织和服装行业面临麻烦——或者说越来越让政策制定者们感到担忧。“意大利制造”在鞋类行业也在失城丢地。鞋类行业素来是意大利出口主导行业，但是在2004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在2004年，意大利进口的鞋类超过了出口的鞋类。如同纺织和服装行业的公司一样，鞋类生产商也开始裁员，该行业从业人员从1995年的124200人减低到去年的大约10万人。在2005年，皮革产品公司削减了大约8000个工作岗位。不少企业甚至关闭了。十年以前，意大利大约有8900家鞋类制造企业，而目前只有不到7000家。

    意大利鞋类制造企业协会（Associazione Nazionale Calzaturifici Italiani ，ANCI）主席Rossano Soldin抱怨来自中国的无法接受的竞争，并将产业面临的困难归咎于中国。他认为意大利鞋类制造企业的效率和产能并不是问题所在，意大利中小型家族制造企业细微化也并非问题所在。

    但是最后一个观点值得商榷。那些家族企业——表面上看起来灵活、忠于投资人并被忠诚地经营了数代人，一直被广泛地认为是意大利工业的支柱力量。但是面对一个更为残酷的市场的时候，他们缺乏生存所需要的经营规模。2001年的调查显示，在Varese省的纺织企业平均只雇佣了12名工人，而服装企业平均只雇佣了6名工人。在Prato，在那些小型甚至是微型企业中，85%的企业只雇佣了不到9名工人，只有1%的公司雇佣了超过50名工人。意大利鞋类制造企业平均也只雇佣了14名工人。

    尽管专业化分工——即每个企业只完成整个制造流程的一部分，可以部分解释这种企业的细微化。但是对独立的渴求以及对外部企业的不信任也使得集中整合受到抵制。在过去的数十年中，小企业群的模式在应对西方国家大型企业扩张的时候占到了上风，然而在目前，这种运作方式竞争效率太低——除非在那些高价值的细分市场。在香港的外包服务公司Tangelo的咨询师Franco Pantaleoni对这种小企业群的生产方式颇有微词。他说，这些企业鼓励了短视行为、非法交易及非法消费，并打击了企业培训，并使得这些企业无法应对时代改变。

    因为那些小企业群倚赖于某个特定产业，这也使得当地经济相对脆弱。当然Treviso地区的经济已经实现多样化，而在Carpi，因为工业地产和城市商业的健康发展，就业还没有成为一个问题。除了机场以外，Varese省还有大型的机器制造业而且靠近米兰，因此当地经济并为受太多影响。与这些地区相比，倚赖于毛纺产业的Biella就没有那么幸运了。Biella市的市长Vittorio Barazzotto抱怨说：“以前我的任何一位前任市长都没有必要去关注失业问题。”

    Mariella Burani 时装集团的执行总裁Giovanni Burani说：“如今，小而美实际意味着过时。”他认为那些中小型独立企业有待成长，但是在这些企业成长的同时又没有犯错的余地。他的集团于2000年在米兰证券交易市场挂牌上市。上市以后，公司获得了战略发展所需要的资金——这些资金被用来收购服装和饰品品牌以及许可证，而集团营业收入几乎是当时的三倍。

    或许有些小企业自有生存之道。在Venice 和Padua之间的Stra附近的小企业群，制造昂贵的皮鞋，那些在美国零售大约400美圆一双。在Stra附近大约有350家手工工场，雇佣了大约8000人，每年向那些全球时装品牌如Chanel、Christian Dior、Givenchy等供应大约2000万双皮鞋。目前这些小企业群对目前的状况并无怨言。但是尽管如此，这些工匠们的生计也不可能永远这样维系。

   有些企业就干脆放弃了生产，转而通过设计、研究开发来创造价值。Carlo Rivetti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他在Carpi附近成立了C.P. Company，主要从事运动休闲服装设计。他说：“我们不是时装公司，而是设计公司，我们更象是Pininfarina (顶级汽车设计工作室)或法拉利（Ferrari）而不是菲亚特（Fiat）。”目前该公司的核心业务是研究诸如凯夫拉尔（Kevlar）、光学纤维以及钢材等材料

    但是并非每个企业都能找到其定位，抛开定位不说，意大利鞋类、纺织、服装企业的生存取决于这些企业能否在一下四个方面制定恰当的战略：品牌、市场定位、出口、仔细考虑价格与质量的采购。

    很多企业正在通过执着于、甚至发展已有的品牌并从中获利获得了成功。比如总部在Biella附近的Ermenegildo Zegna公司，面对未来毫无畏惧。这家以高级男装出名的公司拥有块金字招牌。公司创始人的孙子、公司的合伙人Ermenegildo Zegna说，作为早期进入中国的全球品牌之一，Ermenegildo Zegna公司在1991年开始投资于中国市场。目前公司在24个城市开设了专卖店。Ermenegildo Zegna集团公司主要的生产都在意大利，公司声称目前看来这还不构成问题。

    有些公司通过品牌的恰当定位、以及增强贸易网络、促进出口以加强了与本地生产商的联系。Mariella Burani公司的销售大约有70%是海外销售收入，该公司将其全部生产进行外包，大约70%的产品外包给意大利公司。另外一家在Carpi的拥有Blumarine和Anna Molinari品牌的公司，采用了当地制造商。

    
   （这些高档时装依旧是意大利制造）

    许多中档品牌已经几乎将他们所有的生产转移到了国外。总部位于Carpi的Navigare公司销售的运动服装中，只有大约10%是在意大利制造。公司设在保加利亚或者东欧其他地方的工厂生产了公司销售的大多数服装。总部位于Carpi的全球运动服装品牌Champion Europe的总裁Sauro Manbrini注意到，80年代其供应商正在从意大利转移到东欧国家；几年以后转移到土耳其；在90年代后期转移到远东地区。目前，Champion Europe公司设在新加坡的采购办事处负责采购公司所需服装的30%。同样的趋势也发生在鞋类行业。

    因为地理上与意大利接近，罗马尼亚已经成为吸引意大利商人的磁石，特别是那些东北部商人。在罗马尼亚，工人每月的工资成本大约是250欧元（298美圆），而同时在意大利国内，工人最低月工资是2000欧元，目前，意大利在罗马尼亚有1500家纺织服装工厂以及1000家鞋类工厂，在当地雇佣了大约20万人。然而，在未来，随着来自中国竞争压力的逐渐增加，即便是这些工厂最终也很可能会发现，他们要疲于生存。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今年一月份公布了最新的“巨无霸指数”。

    “巨无霸指数”是基于购买力平价的理论。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在不同国家，特定一篮子商品的价值应当相同。在不同国家，该一篮子的价格（以当地货币单位表示），而不同货币之间的“购买力平价汇率”，应该使得这些不同（货币单位表示）的价格相同。

    《经济学人》的“巨无霸指数”，将该篮子商品简化为在全球按同一标准制作销售的麦当劳巨无霸汉堡包。该指数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比较，可以比较市场汇率与“巨无霸购买力平价汇率”之间的差异。

    根据经济学人最新的“巨无霸指数”表，美国的巨无霸汉堡包价格是3.15美圆（四个城市的巨无霸价格的平均数）。

    该指数表选择了若干国家地区，将当地货币单位表示的汉堡包价格按（2006年1月9日）市场汇率折算成为美圆单位价格。

    欧元区的巨无霸汉堡包价格（按不同成员国中价格进行加权平均），按市场汇率折算成美圆价格是3.51美圆。单纯就购买巨无霸汉堡包来说，欧元有点高估了。

    其中最为显著的是中国，在中国，一个巨无霸汉堡包的价格是10.5元人民币，折算成美圆大约为1.3美圆——这是指数表中最为便宜的价格。这意味着从巨无霸汉堡包的角度，人民币被低估了58%(注)，或者说，因为汇率问题，将美圆兑换成人民币在中国买巨无霸汉堡包要比在美国购买便宜58%。
    [注：58%=(3.15-1.3)/3.15]

    

    原文出自Jan 12th 2006 期The Economist的Credit cards Making advances

    ——诸多信用卡公司正急切地希望在发展中国家发行信用卡，但是这些公司要想获得盈利则未必容易。

    在一些富裕国家，一些人通过信用卡透支的金额之巨大已经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组织和债务律师感到担忧。而现在，信用卡在发展中国家也越来越常见了。而且，在中国、巴西以及其他一些新兴市场中，那些信用卡持卡人会去教他们的朋友如何去进行信用卡债务管理。他们似乎并不情愿用信用卡去长期借款——那样要支付太多的利息。其结果就是：银行发现，获利十分不易。

    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 Electric），一个消费融资公司，在全球发行了大约6800万张信用卡。其中大约40%为发展中国家公民所持有。在印度，各个银行大约发行了1400万信用卡。这些银行包括花旗银行（Citigroup）和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在过去的十年中，印度的信用卡发行数量每年递增25-30%。当然，印度的信用卡主要用于那些比较昂贵的付款项目，比如买机票等，而很少用于支付日常的购买。

    那些金融机构的目标很简单：发掘新的收入增长点。因为在富裕国家，其收益增长缓慢：比如，每一个美国人平均已经有了8张信用卡。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潜力看起来是巨大的，在巴西、俄罗斯和印度利用信用卡支付的金额与GDP的比例不到英国这一比例的1/5。

    其他一些机构，例如荷兰开发金融公司（Netherlands Development Finance Company，FMO，一家由荷兰政府部分控股的发展银行）就认为，对于那些从来没有与银行接触过的人来说，信用卡与其说是一个赚钱的手段，还不如说是某种形式的“财务解放”。在去年10月份，FMO向一个项目提供了融资，该项目向萨尔瓦多以及巴拿马的一些低收入家庭发行信用卡，利息率大约是20-40%。FMO另指出，在2004年8月份，由另外一家墨西哥金融机构发起的项目在启动后的14个月内发行了25万张信用卡，之后每个月发行2万张。

    发展中国家的信用卡交易量的确增长迅速，根据咨询公司Mercer Oliver Wyman的说法，大约每年增长20-40%——但是少有消费者为其债务支付太多的利息，他们更倾向于尽快还款。比如在巴西，根据另外一家咨询公司Bain&Company称，从1999到2004年间，巴西信用卡发行量每年平均增长17.3%，然而巴西人倾向于每月还清其每月的信用卡账单，其中部分原因是利息率太高（大约每月8-11%），另外更因为他们仅仅将信用卡作为一种方便的支付手段，而非作为一种借款的方式。Bain&Company公司的Rodolfo Spielmann说，人们可以找其他更便宜的贷款。这或许可以说明为什么在1999年到2004年间，巴西人利用信用卡付款数额每年减少4.1%（调整通货膨胀以后口径）。

    与其他大多数的国际公司一样，信用卡发行公司也将中国视为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而在中国，信用卡发行量正在以爆炸的速度增长(见下图)。多数当地银行在过去几年中发行了信用卡，其中许多银行与那些更能理解风险概念的国外银行合作发行信用卡。比如中国第五大的银行，中国交通银行就与汇丰银行合作（HSBC）成立了信用卡公司。尽管信用卡（与借记卡相比）在中国所有银行卡中只占很小的分额，但是麦肯锡(Mckinsey)预期其发行量将会有一个飞快的增长——并预计在2013年，信用卡利润将达到16亿美圆。

      

    然而，至于中国信用卡业务是否盈利以及何时盈利尚不明朗。麦肯锡估计目前现有的信用卡账户中，有一半是不能给银行带来利润的。一个原因是中国的消费者几乎没有品牌忠诚度，并不特别亲睐于那些有外资背景的发卡行，而且经常转换不同银行的信用卡。根据Bain&Company的数据，仅仅有4-5%的信用卡持卡人经常支付利息。大约85%的信用卡持卡人每月全额还清账单，而在富裕国家，只有40-50%的信用卡持卡人每月全额还清账单。

    赢取顾客的费用已经至少和发达国家一样高了，而刷卡消费水平则比发达国家低很多。汇丰银行与中国交通银行合资的信用卡公司的总裁Ron Logan说，竞争正在升温，获取顾客的成本正在增加，从DVD播放机到免费渡假的所有的事情都被用来招揽顾客。最近收购了南京城市商业银行1/5股份的法国巴黎银行（BNP Paribas）的Jean-Jacques Santini警告这些进入中国信用卡市场的合资企业：“信用卡业务要作好亏损三到四年的准备。”
 
    其他一些地方，故事也差不多。发展中国家的信用卡发行人的收入常常依靠从商户那里收取的手续费（通常是刷卡交易金额的1%左右）。这个仅够维持，不足以产生太多的利润。

    或许随着信用卡被用于支付更广泛的产品、服务消费、更多的当地商户采用信用卡付款POS终端，发展中国家的信用卡持卡人可能会动摇他们的习惯。印度监管部门已经开始担忧持卡人债务过高的问题。在11月份，有投诉称有信用卡公司悄悄向那些不能承担债务的人发放信用卡，印度中央银行因此试图控制信用卡公司的市场营销行为。韩国的过去已经说明，当信用过于容易获得的时候，一些意外会发生。在本世纪初的时候，随这税务政策方面的激励，韩国出现了一场信用卡消费热，最后导致这个国家的一些银行濒临倒闭。毕竟，不良借款习惯并不是美国人和不列颠人独有的。